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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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父梁漱溟与冯友兰先生自1985年末最后一次会面以后,曾有多篇文字记述议论此事。今年又有《梁漱溟与冯友兰最后一次会面》(《名人传记》,第3期)和《冯友兰与梁漱溟》(《文汇读书周报》,903号)两篇文字发表。这些文字又往往为文摘类报刊摘录转载,于是成为更多人的话题。1989年笔者参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时,日本一学者也问及此事。看来关注此次会见的还不仅是中国人。
  人们多注意最后一次会见,其实"最后"是由"最初"衍续而来。因此笔者愿在谈最后一次会见之前,从最初相识入手,就个人所知,略尽一点补遗的责任。
  
  早年一段旧缘
  
  二人初次相识是由于什么机缘?相见于何时何地?当年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名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的一则布告,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文科学长告白:
  本科哲学门三年级印度哲学功课,现请梁漱溟先生代授,定于本星期三日来校上课,此白。
  "文科学长"即今日之文学院院长。此课原由先父请许季上先生代授,至此先父方接手,故"代授"应为"讲授"。
  由此可知,先父为哲学系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而冯先生正是应修此课的三年级学生,这便是二人首次相识的机缘。相见的时间自然是先父到北大第一次登上讲台之日的那个星期三,即1917年12月5日;地点为北大某课室。关于初至北大,先父曾回忆说:"我初至北大时实只24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日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时相聚于课堂者。"(《纪念蔡元培先生》,1942年)由于年齿相若,师生之间关系更近了。如现存当年先父与北大三位同学合影一张,为此先父曾写下这样的话:"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与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彼此相对是一乐事。"
  只是1918年夏,冯先生即毕业离开北大,与先父相聚于课堂似不足一年,但这终究是关系到二人日后交往的一段旧缘。
  民国元年(1912)先父十九岁,任《民国报》记者。当时该报妇女问题栏有三位女编辑,其中一位名任纬坤,她正是冯夫人任载坤的二姐。如此说来,先父与冯夫人的二姐为同事,又早于与冯先生相识了。由任纬坤女士,又可说到她的夫君孙炳文烈士(1927年被蒋介石以"清党"为借口杀害),本是该报总编辑,长于先父十岁,故称之为孙大哥,正是他为先父拟"漱溟"二字为笔名,此后遂为先父所沿用,而原名"焕鼎"反为人所不知了。
  
  收存六十余年的一封书信
  
  先父存有早年师友书信一批,其中有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几位老前辈的若干封。为传诸后世,先父特意亲去琉璃厂加以装裱,不料因此反于日后招来灾难。1966年8月"文革"中抄家时,祖辈留下的几箱字画为红卫兵焚毁,这些信也同归于尽了。而未曾装裱过的一批,却不曾引起注意,反倒逃过了这一劫,其中即有早年冯先生寄先父书信一封。
  冯先生1919年底赴美游学,此信是1922年寄自美国的。先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1921年问世,冯先生在信中说,当得知此书出版时,"心中惊喜,渴欲一读。遍访始于山东何君思源处得一本"(何君即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笔者),可是不料"读未竟,即又为友人取去"。后来还是收到先父托人为冯先生带去的一册,"方得读尽"的。
  冯先生此信甚长,约三千余言;全信可以说是一书评。在信中,冯先生直率地提出了对此书"不能赞同之点"。这是此信的主要部分。随后写道:"友兰以为先生之有真知灼见者在佛孔二家之学,若只为谈二家之学之书,则真推倒一切,惟因此而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范围太广,问题太大太复杂,抽象之论未足令人即信服。"并解释说:"对于先生所说有未能领会之处,先生或一笑置之,然现在所见实如此,不敢不直言。"最后又进言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关于西洋科学之书总以多看为宜。以望于先生者厚,又辱见爱,故敢随意乱谈。无论有当与否,知先生必不见罪也。"
  此信先父收存六十余年之久,可算二人交谊久远的一个纪念吧。
  
  "文革"中的一次晤谈
  
  先父日记中有关于与冯先生交往的事,虽有记载,如"晤潘光旦、任继愈、冯芝生。"(1950年9月19日)如"冯芝生夫妇及沈有鼎等来谈。"(1951年2月21日)但多语焉不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住家于北大校园内,先父惦念小孙,常来北大,因而与冯先生偶然相遇于校园中似不只一次。但值得一记的还是"文革"中的那一次。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年12月31日,先父"写发冯芝生一信"(《日记》)。信中说:"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当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如何)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俟之他日耳。"其渴望晤谈之情,字里行间不难见出。
  关于这次晤谈,先父事后所记只一句话:"九时半去冯芝生处,谈到午饭后二时。"(1972年1月9日日记)虽甚简略,但仍可见出二位老人谈兴都颇高,不然怎会饭后似仍欲罢不能,又谈了许久呢。冯先生关于此次晤谈的回忆颇多,可补先父简略之不足。"......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梁漱溟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这是件大事,要找我谈谈。我请他到家里来。他来了,对我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向往的。这说明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整个中华民族都相信这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与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先父对"国势""大大舒展开朗",感到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先父尝说,无论三十年代他从事乡村工作,或是四十年代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国内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因为"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可三四十年代他的种种努力,结果都成泡影。如今中国终于恢复了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这自是国家统一,国势日强的结果。面对这种形势,怎能令人不高兴呢!
  
  对冯先生"积极"批孔极不以为然
  
  1973年末,"批林批孔"开始。随着运动的进行,在如何对待批孔的问题上,二人的分歧无可避免的愈加深刻了。先父明确表示"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能同意"(这自然也包括对冯先生的批孔意见);坚持"只批林,不批孔","即不能随从批孔",搞顺风转舵。而冯先生,原本也是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可运动开始后,即"积极"参与批孔,发表批孔、批尊孔的讲话与论文。对冯先生如此作为,先父先是出乎所料,后是极不以为然。日记、书信中虽三言两语,也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了。政协学习会上,"宣读冯芝生论文两篇。可叹!"(1973年12月5日日记)又如:"赴民族宫座谈会,冯友兰,×××及一北大女生发言,一塌糊涂。"(1974年11月22日日记)1974年初,上海友人田君来信问:"芝老有批孔文章......可曾寓目?"先父的答复是:"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一看。"态度之严峻,可见一斑。
  "批林批孔"过去约两年之后,一日先父检出冯先生那封早年来信,重读过后似不胜感慨,于是在信末页空白处,写下这样几句话:
  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信。芝生年齿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1973年春,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1976年9月9日(印)
  (原信手书见上。据日记:"1973年春"应为1972年春--笔者)
  由以上的话来看,批孔运动前的那次晤谈,在先父是记忧犹新;当时交谈时是何等契合,分手时是何等欢畅。可运动中的变化却大出所料,因而有"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的感叹。这感叹有多少痛惜!多少失望!
  
  再谈二人最后一次会面
  
  这次会见的前后经过,宗璞女士《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一文中有记载,详实可信,故现在只记其梗概如后。
  为祝贺冯先生九十寿辰,北大哲学系拟于1985年12月5日召开庆祝会。冯先生则订于庆祝会前一日举办家宴,招待亲朋好友;先父也在被邀之列。
  同年11月21日。宗璞女士代表冯先生,电话邀请先父出席家宴,当即为先父拒绝。同日先父即写寄冯先生一信,说明拒绝赴宴的原因是"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这是电话中不曾言明的。同时表示,"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
  11月27日。冯先生寄赠《三松堂自序》。三日后收到,先父即开始阅读。
  12月6日。冯先生复先父11月21日函,指出先父"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表示"《三松堂自序》一书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
  12月13日。先父复冯先生6日信:"芝生老同学:......《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面谈"。信末表示愿往北大会面。冯先生见信后,向宗璞女士说:"还是我去看他"。
  12月24日。冯先生在宗璞女士陪同下至木樨地与先父会晤,此即二位老人最后一次会面。
  对上述经过,笔者只就两点细节作一点补充。
  一是先父接到邀请赴宴电话时,笔者恰在一旁。只听他一再重复说:"不去"、"我不去",且面带恼怒之色。最后再次厉声说出"我不去"三字,随即重重地挂上话筒,似未容对方将话再说下去。
  先父态度之如此不容商量,似不多见。江青在"文革"中常以伟大领袖的"代表"的姿态出现;在"批林批孔"运动是如此,在唐山大地震后也是如此。而在"批林批孔"中,冯先生曾积极"参与";在地震中,江青又曾"慰问"冯先生于抗震棚中,如此之类报刊报道,人们头脑中均留有印象。"四人帮"垮台以后,随即有《评梁效某顾问》一类文字见报,文中多将江青"梁效"及其"顾问"联系起来批判,似更加证实冯先生有"谄媚江青之事",因而先父当时拒绝赴宴,态度十分坚决。
  见到冯先生对自己错误作了检讨,先父态度明显改变,这是应说明的另一点。
  电话后约一周,冯先生《三松堂自序》寄到。笔者拆封后,便送到先父手中,他随即读了起来。那时先父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不时因腰痛须卧床休息。可阅读此书开始之后,用了三四天,终于将全书读完,卧床休息次数也少于往日了。用今日人们的常用词语来说,他是相当投入的了。冯先生在此书中,承认"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想说的。"如果能这样,"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了。如此认真自我剖析,显然使先父对冯先生由极不以为然,变为可以谅解;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以及最后一次会面时,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又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
  先父一向重视交友与交友之道。他尝说:朋友之间应"以同情为根本,以了解为前提",当指出朋友的毛病短处时,"顶要紧的是须有一种原谅的意思","不是只给他一个刺激就算完了"。他又尝说:"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朝话》)这类憾事,就笔者所知,先父与朋友之间未曾出现过,而最后一次会面的实现表明,两位老人之间似曾一度将发生"朋友不终"的"憾事",而终归得以避免。
  令人困惑的是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后会见之后,先父仍未改变对冯先生的看法。首先,如果然如此,最后会见如何得以实现?再者,如以为此种意见仍可以成立,似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先父碍于情面,会见时表示谅解,实际上仍心存芥蒂。先父一向以"表里如一"要求自己;批林批孔中的作为足以证明,故似不致出此。第二种可能是当时确已谅解,过后将谅解一事完全忘却。这似也不可能发生。因为由不谅解转为谅解,必伴有厌恶转为友好的情感变化,这强化了对前后两种思想认识转变的记忆,与对事物的记忆之无情感色彩者明显不同。对此,日常经验和心理学研究的答案均是肯定的。
  在此处不得不提及《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应该承认此书实具有独特的贡献与影响,同时又无可讳言它确存在一些失误与缺陷。现在只举出与此困惑有关的一点。
  《梁漱溟问答录》先在《人物》杂志连载,当首次刊出时(1986年),作者于"前言"中说,他是"为保存历史资料,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撰写这篇长文"的。后来此书出版时(1988年),作者于"后记"中又有同样的说明。而读者多未注意,便"顾名思义",根据"问答录"三字,误以为是一部一问一答的实录,其实书中"答"字之后的文字,并非必定是先父口述的记录。这样,如果内容与事实有出入,就有两种可能:由于口误,或由于笔误,此书中有关二人一次会面的记述,同样存在此问题,值得注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是由于口误,或由于笔误,此书所记述的先父于批林批孔开始不久,曾致函批评冯先生,并要求给予答复,以及随后二人的一次会见,都是不曾有过的,其与事实有出入,显而易见。因此,如果以与事实有出入之这一记述为依据,而有所议论评说,其结果不也将同样不免有违于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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