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后，那些成绩优秀而家庭贫困的学生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体使出浑身解数大张旗鼓地报道该生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成才的，希望以此激起社会的同情，向学生伸出援助之手，尽管媒体这种报道的出发点无可非议，但事实上却容易让关爱变成对被帮扶者的伤害，
　　我身边发生的令人深思的关爱贫困生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证。
　　某局长结对帮扶我班的贫困生顾芳，除了替顾芳缴纳所有费用外，过年过节时，还为她家送去不少生活物资。顾芳是一个自尊、懂事、感恩的孩子，她经常在作文中隐讳地透露出一定要努力读书，长大后做一个能帮助他人的人。
　　冬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局长到校视察，顺路给顾芳带了几件半新的御寒衣服，学校为表达对局长的敬意，特别召开学生大会，在会上让局长把这份爱亲自传递给顾芳。接下来，学校领导发表了讲话，对关心贫困生的人士表示感谢，也对顾芳及其他贫困生提出要求和希望。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可就在会后的第二天，顾芳就不到校了，老师们都很纳闷，于是我去家访，开始，顾芳闭不开口，最后，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她盯着我问：“老师，请你告诉我，这种全校大会上大张旗鼓的做法，是真正的关爱吗?这和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宣布我是一个贫困生，有什么区别呢?我是贫穷，可我也有自尊啊；和同学们相处，我也要面子啊!我还怎么在学校待下去?”听着这个一直以来都有些自卑且寡言少语的孩子的慷慨激扬的言词，我心里微微一震；望着因激动而涨红了脸的顾芳，我觉得既迷惑，又内疚。
　　几年后，我调到了另一所学校。开学初，党支部就组织党员帮扶贫困学生。我帮扶的是周堂，周堂的母亲再婚，父亲劳教，他一直跟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周堂对一切充满敌意。我很同情他，下决心一定要转化他，于是我经常约他到操场上打球、散步、聊天；和他一起到食堂吃学生餐，偶尔也打电话邀他到我家尝尝我的厨艺；有时他把作业拿到办公室让我帮他解答，我不急于帮他解决问题，而是引导他审题、思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渐渐地，这个自卑、敏感、叛逆的孩子接纳我了，亲近我了!有一次，我们打球打得正带劲时，他脱口而出：你要是我老爸那该多好啊!我望着他呵呵傻笑——此时的我们多幸福啊。
　　可这种父子般的幸福却因为一次现场帮扶会而遭到破坏，学校为做一幅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展牌，将全校所有党员及其帮扶学生集中到会议室，分老师和学生站成相对的两排，然后由党员将准备好的学习用具送到自己帮扶学生的手中，并说些鼓励的话。可我发现，在闪耀的镜头面前，学生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快乐与感激之情，反而显得或委屈、或羞涩、或冷漠、或麻木甚至愤怒。我有些发慌——周堂会怎样呢?我机械地将学习用具递过去，周堂没接受也没吱声，只是用从来没有过的陌生的、敌意的眼神狠狠地盯着我，后来，尽管我用了不少办法来弥补，可周堂心中的裂痕总是不能弥合，我们之间再也找不回那种“父子”般的亲近了
　　回顾自己亲身经历的关爱贫困生的结局，我感到尴尬，更感到困惑：明明是关爱，到了学生那儿，怎么就成伤害了?
　　我困惑：以牺牲自尊而获得的社会的同情与帮助是爱吗?给予了被帮助者金钱、物质就是爱?默默无闻的帮助必须大肆宣扬出来才算爱?
　　通过反思，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我们的爱缺乏对学生最起码的尊重，缺乏对学生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首先，这种爱伤害学生自尊，让学生更加自卑。没有谁会觉得贫穷是件好事，更没有谁会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贫穷。尽管学生身处困境需要帮助，但他希望这种帮助就像雪落水中那样悄无声息，不留痕迹，这样至少可以让他们能拥有和别人一样的自尊，那种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闪光灯前给予的爱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它在夸大他人高尚人格的同时，却深深刺伤了另一颗敏感而自尊的心。
　　其次，这种关爱带来的影响是形式重于实质。这种关爱、帮扶只不过是“授人鱼”，只能暂时缓解一下困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贫困生的帮助，更多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而要对他们的精神世界“授之以渔”一一应对挫折时的百折不挠、遭遇逆境时的积极向上、面对困境时的自立自强等等。
　　最后，这种爱给予得太主动积极，贫困生得到得太容易，当他再遇到困难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求助于他人，这样会产生依赖心理，长期下去，还会养成不劳而获的惰性；同时，这种炫耀的爱也会给他人以误导——反正遇到困难了就有人帮助解决，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这样会滋生一批不求上进者。这恐怕是帮扶者万万没想到的吧。
　　我终于明白：爱需要恰当的方式，爱的方式不当，就会给被爱者带来伤害，爱应该是自然而然、悄无声息、含蓄隐忍的；爱应该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爱应该是默默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真心实意地为他人着想。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努力去提升自己爱的方式，不能再让爱到了学生那里就变成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