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现代京剧“样板戏”的交锋、争论，可谓旷日持久。但常能见诸于报端的，其实也只是单方面的一种如入无物之阵的“争论”“交锋”而已。猜想历史往往也就是这样定谳的吧，若一方掌握着主流话语权，并能牢牢把持两到三个世纪，后代人还以为这真是一个时代的共识呢。历史的所谓“靠不住”也正在于此。故，我早年还有与之论辩的激情，现在已趋于平淡，诚不愿再做无用功。但日前整理资料，看到一篇旧文，竟不禁又动了写作的念头。盖因此文论者的论断实在太过自负、绝对。譬如他说，“样板戏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有表演性的政治仪式。”（见2009.10.13《中国青年报》）此论很不靠谱。
　　难道非艺术的东西还能在“文革”三十多年后仍有那么强的艺术生命力？还能在中、老年人和部分年轻人中影响那么深远、广泛，以至于某些人至今仍对其讨伐不断？一些自称尊重常识的人，连这个基本事实都不尊重，不知其所谓的“尊重常识”又从何谈起！其次，如果因为样板戏“无论对人物形象，还是唱腔、动作与神态，甚至它的道具、灯光和服装，都有异常严格的要求，这正是仪式的特征”，而不是艺术的话，那么，对格律和声韵母严格到刻板地步的古典诗词是不是也算不上文学艺术了？所以，对“样板戏”这个艺术，你可以不喜欢，但说它不是一种艺术，就缺乏学理和事实的支撑了。
　　“样板戏”的确是革命年代延续的产物。无论这个革命后来如何走了极端，但不能说，能表达革命观念的艺术就不是艺术，更不能说，曾经的革命年代就毫无价值，因而连“样板戏”也就毫无价值。样板戏中是宣扬过“阶级仇，民族恨”，也歌颂过革命的武装斗争，这很使得一些秉持着所谓“普世价值”观念的正人君子们不忿了。但八年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回老家的，又终归不靠什么“普世价值”，而正是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同样面对旧社会深重的阶级压迫，你也是无法令劳苦大众对黑暗势力不产生愤恨，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这才是除白痴以外的人都知道的事实。而且，先生们推崇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就那么温良恭俭让吗？就没有宣扬过暴力吗？西方输入的那么多的越战大片又在宣扬着什么？“如今民间常常弥漫的仇恨与报复心理”，明明是近年来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和荧屏上色情暴力（包括来自普世价值的暴力片）的不当演播造成的，却硬要归罪于“样板戏”，这也实在太离谱了，不能说你讨厌“样板戏”，就可以不顾事实地信口雌黄。
　　“样板戏”一花独放在“文革”那个特定年代中也确实产生过一些负面作用，但那并不是“样板戏”本身的错。样板戏中当然有极端的元素，但也有主流革命的元素，而且主流革命的元素还是第一位的。拨乱反正，剔除那些极端的东西就是了。起先我以为如此浅显的道理一点就明。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久而久之我才明白，某些人讨伐“样板戏”的真正目的，其实并非为了回归理性，而不过是为反对其中的主流革命元素而已。主流革命的元素在过去的作品何其多也，现今有些作品也有。但统统都反，当下还不那么方便。刚好“样板戏”与“文革”有些关联，于是就紧抓住“样板戏”不放，批倒批臭，是最策略的了。譬如抗日战争，他们也并不反对国军“暴力血腥的”正面战场的，近年来还一再嚷嚷着，认为对正面战场的作用宣传、肯定得还不够呢。但唯独对歌颂敌后抗日的《沙家浜》《红灯记》却横竖看不过眼。说“样板戏不是艺术”的这位作者其实已说得很清楚。他说：“人们往往把‘样板戏’当做‘文革’的特殊产物，其实从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文艺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精神踪迹。”这就是说，从延安时期直到“文革”前17年那些有影响的革命文艺作品，如果能够的话，其实也都在他们的横扫之列。这一点倒是和当年的江青们不谋而合了。不同之处在于，江青的“横扫”，是为了定她的“旗手”地位于一尊，而他们的“横扫”，则是要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当年中国社会要的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再引进欧美的“普世价值”，中国的一切就OK了。为此还不惜美化民国，连湖南杂文家刘诚龙先生的一篇《民国何以称盛世》的小文，也被讥之为“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逻辑真是如此吗？是不是因为往昔中共及其领袖的错误和今日社会出现的严重腐败，就连她早期领导的革命斗争也该彻底否定？这应是另一个大题目了。而当年的革命者又大都离世了，无法说话了，所以这个问题大概只能让当代和后代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党史专家去研究、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