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萧军第一次抵达延安的情况，牛津版的萧军《延安日记》出版之后，一些评述文章不但与历史脱钩，且缺乏相应的时代意识与文史知识。刊登在2014年4月17日《南方周末》的“往事”栏，由陈益南先生撰写的《<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这一整版文章，就是错讹较为严重的一例。
　　且谈为绝大多数文史学者深感错讹明显的一处。
　　陈益南先生这样写道：
　　但是，萧军于 1941年7月先后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有“通牒”意味的信可能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与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进行一次“接谈”。……
　　请问，萧军何以成了“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
　　众所周知，除瞿秋白、茅盾这两位与鲁迅肩并肩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动的对左翼文化围剿的亲密战友，冯雪峰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能够影响鲁迅的战友兼学生（许广平语），即通常人们形容的半师半友。根据与鲁迅先生交往的程度，以及鲁迅生前的评价，笔者以为，远在萧军之前的著名作家、称得上鲁迅的学生的有三位。
　　先谈丁玲。丁玲成名很早，而且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等有来往，还认识李达等多位中共“一大”代表。丁玲加入“左联”后，主编过“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以及担任过“左联”负责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妻子。丁玲遭国民党绑架、囚禁后，鲁迅联合宋庆龄、蔡元培等国内外知名人士发表营救丁玲的宣言书，还撰文痛斥国民党对丁玲的迫害。在听到丁玲被害的谎讯后，鲁迅先生写下了《悼丁君》的诗。而且，丁玲是逃离国民党囚笼后，第一个进入陕北红军根据地的国统区左翼作家。
　　丁玲之后是叶紫。叶紫是1934年12月19日晚，鲁迅先生在上海广西路梁园豫菜馆为萧红萧军的到来举行的接风宴上，亲自为人生地不熟的两位失却家园的热血东北青年指定向导与监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叶紫的全家都投入到了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洪流中。叶紫1932年加入“左联”，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自己作品的鲜明特色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地下党和“左联”多次在他与老母、妻儿共同居住的狭小亭子间里召开会议及充作联络点。鲁迅先生为其所著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所作的序中称颂的“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经历”。毋庸置疑，论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早在萧军之前就与鲁迅先生有特殊的交往。论对革命和左翼文学运动的贡献，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叶紫都在萧军之上。
　　上述两位左翼作家的成就都在萧军之上，而且都是共产党员，与萧军不同的是，他们的成长与成名是在鲁迅扶掖之前。更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知晓的鲁迅学生是胡风，胡风，只有胡风，才可以称得上是鲁迅先生的名副其实的头号弟子了。他是继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之后、与鲁迅一起挺立潮头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斗士，而且几乎是形影不离。鲁迅有什么事，也总是会委托胡风去办。如考察刚到上海的二萧，如日本友人鹿地亘选编鲁迅作品集，受鲁迅委托，懂日文的胡风前往指导具体翻译。
　　笔者认为，解读前辈日记，既不能脱离历史现场，更不能凭空想象，做日记主人自己也不认可的事。所谓萧军是“鲁迅的这位头号弟子”，以及无视萧军延安日记多年前在大陆两度出版的事实，乃至在同一文中武断作出的“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接触”等结论，就是这其中比较严重的错讹。归根到底，这跟作者不读鲁迅著作与萧军的其他著述，或听风便是雨，或仅凭自己的一知半解及唯心的思维模式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再有一点，这与报刊编辑的不辨真伪，不查核相关史料，一时疏忽或别的什么原因也有关系。真心希望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尽量避免失误，还历史以真相。
　　（作者为绍兴鲁迅研究中心暨浙江省社科院国际鲁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