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们经济学家与政治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在竞争性目标（比如公平和效率）之间做权衡分析，为人们希望达到的经济成果（包括再分配成果）开政策药方。至于接不接受我们的建议，是政客们的事情，而实施这些建议，则是官僚们的事情。
　　后来，我们中的一些人越来越雄心勃勃，把考察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那些概念和框架用作考量政治行为。“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让政治学家们亦步亦趋的理论套路。事实上，没有哪种经济上的失衡不最终归咎于“既得利益”4个字。
　　为何那么多的行业都将真正的竞争拒之门外？这是因为，政客总是被那些“获租”的人所控制着—他们被揣在这些获租者的口袋里呢。为何政府要设置国际贸易壁垒？因为贸易保护的获益者很集中，且拥有政治影响力，而消费者很分散，缺乏组织。为何政治精英要阻挠刺激增长和发展的改革？因为增长和发展不利于他们把持政治权力。为何会有金融危机？因为银行绑架了决策过程，因而可以罔顾大众利益而承担过度风险。
　　为了改变世界，就必须理解世界。而这一分析模式似乎能提高我们对经济和政治结果的理解层次。
　　不过，所有这些都存在一个严重的悖论。我们要求解释的越多，改善情况的空间就越有限。如果政客的行为由其既得利益“恩主”所决定，则经济学家的政策改革呼声注定只能是耳旁风。我们的社会科学越完善，我们的政策分析就越无用。
　　这就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之处。就拿科学和工程的关系来说吧。随着科学家对自然物理定律理解的日渐成熟，工程师得以建造更好的桥梁和大厦。自然科学的进步促进而不是妨碍了我们改变实体环境的能力。
　　但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之间的关系却与此大相径庭。将政客行为这一外部效应内化后，政治经济学让政策分析者们束手无策。这就好比是物理学家们不光用理论解释自然现象，而且工程师能够建造哪些桥梁、哪些大厦也由他们说了算。这样一来，就完全没必要开办工程学院了。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那说明你已经入得门道了。在现实中，我们的当代政治经济学框架充斥着一些隐含的关于理念体系的假设—这些理念是政治体制运转的基础。若将这些假设明确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决定性作用就将消失。从而，政策设计、政治领导力和人的主体性将得以被重新激活。
　　理念决定着利益，方式有三。首先，理念决定了政治精英如何定义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比方说金钱、荣誉、地位、权力“寿数”，或仅仅是青史留名。这类身份问题是他们选择如何行动的关键。
　　其次，理念决定了政治家们是怎么看待世界的运作过程的。如果商业利益集团相信财政刺激只能导致通胀而不是导致更高的总需求，那么，他们就会游说政府采取财政以外的政策。同样，对于那些亟需财政收入的政府来说，如果决策者倾向于认为人们会偷税漏税，那么他们会选择减税政策。
　　从政策分析角度讲，最重要的一点是：理念决定了政治家们所追求的战略。比如，抑制一切经济行为是精英保持其权力的其中一种方法。但其实精英保持权力的另一种方法，可以是在鼓励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基础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建立经济联盟、培育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或追求多元化的政策组合（它们原先被这些政治精英们的想象所局限了）。将具有可行性的那些策略扩大到更大的范围（高明的政策设计者和领导人通常会这么做），就会极大地改变行为和结果。
　　事实上，这解释了近几十年来举世瞩目的经济转折点何以发生，比方说韩国和中国的起飞（分别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晚期）。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赢家都是“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得以推行的，不是政治权力的重组，而是新战略的出现。经济面貌的改变，往往并不伴随既得利益者倒台而出现，而是随着追求这些利益的策略改变而发生。
　　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如果不能对现况下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很难完全理解现行政策的意义何在。但过度关注既得利益很容易让我们注意力分散，不再关注政策分析和政治创新的重要性。经济改革是否可能，不仅取决于现有政治权力的制约，也决定于我们是否有好的理念。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