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儒家只讲人治，不讲法治。这种认知，其实有些偏颇。任何政治思想，都难以否定人的主导作用。尤其古代社会，君王被看作权力之源，儒家虽提出天下为公，但只是一种理想。在这种状态下，如何控制君王的权力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孔子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强调“为政以德”，想用德性为权力之源树立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和儒家的“天道”说一样，都是为了从更高层面来控制权力的源头。
　　用宪法控制政治权力，是近代之后的思想，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人的德性与良知的重要。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看似为人治思想，其实是在为执政者立法。孔子说这些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执政者公正无私，言端行正。因为君王有德行了，才可能任用贤德之士，否则用的可能是小人。再好的法律，握在小人手中，终究是会找到变通之术的。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常被视为儒家赞成人治的证明，也是一种误解。这里的“政”是指政令，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执政只以政令行事，用刑法来整治规范民众，民众只求免于受罚，心中并无耻辱感。但如果用德行来进行身教，用礼治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有耻辱感，因内心认同而服从管理。这里孔子针对的还是执政者，认为执政者不能用自己都无法尊崇的政令行事，而要“道之以德”，需自己以身作则。
　　其实，礼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的宪法精神有相通之处。礼不仅体现为一种外在的制度表现，更关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规范。《周礼》一书，就是专讲政治制度的，对中国古代来说，它的作用和当代宪法非常类似。孔子只是反对用酷刑治国，强调的是一种更为整体的法治精神。只是在古代汉语中，这种整体的法治精神被称作“礼”。儒家主张礼治，并不否定刑罚，但期望执政者把刑罚当作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法治精神的全部。
　　到孟子时，对人治和法治的关系认知也非常明确。孟子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视为他的代表言论。在他看来，只有人治是搞不好政治的，同样只有法律也不会自己实现。所以，对执政者的德性要求与法治，两者不可偏废。
　　在荀子看来，国家的兴衰都是“人”与“法”互相作用的结果。他还清楚地认识到，法治的稳定和持久性是人治所无法比的：“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原来坚守了“千岁之法”的人，就可视为千岁的信士了。
　　“人”与“法”的辨证关系，到今天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如今虽讲以法治国，但出现的诸多法治怪象仍值得人们深思。如何确立一部“千岁之法”，当然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但即使有了“千岁之法”，如果忽略了人的因素，社会依然难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