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来台湾已经10天了，下午应约去D大学政治学系与四位泛绿教授座谈。两次来台湾，我接触的学者绝大多数是泛蓝人士。因此，今天的座谈对我具有特别意义：能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了解立场、观点不同的人的思想脉络，获得许多启示。
几天前，我请台湾大学的S教授介绍我认识一些泛绿阵营的学者，S教授选择D大学是因为台北多数大学都是泛蓝人士占多数，只有D大学教师是绿营人士为主。中午，我如约到了D大学的政治系会议室。不一会系主任W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深教授M，法学博士H先生，巴黎大学博士、助教授C先生都到了。说起来这确实是种很奇特的气氛，我是客人，却没有任何人引荐，独自来到这个陌生的会议室，面对几个陌生的泛绿派学者，共同讨论共识度并不高的两岸问题，一旦出现紧张情况连调节气氛的人也没有。
幸好，一见面，年长的M教授就对我说，1998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一次会议上他听过我的讲演。那年我应美国政府邀请第一次访美，曾在旧金山介绍过大陆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当时也在座。总算座谈会上并不全是陌生人。
我先作了一点自我介绍，然后说自己这次来台湾有两个目的，一是实地了解台湾政治发展与现代化转型，二是希望对台湾朋友在两岸关系上的看法有深入了解。我说大陆希望和平发展，而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如果台湾出现独立，大陆和平发展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对台湾正在实现的民主化也构成致命的打击。接下来我谈了10天来对台湾的观察，并说希望就教于各位。
我说，首先，台湾民主化得益于三个条件：一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对民主的承诺；二是台湾广大中产阶级兴起，社会没有出现极贫与极富之间的巨大差异；三是民进党作为反对党的出现。一般而言，权威主义独大党系统下，很难发展出强有力的竞争性对手。而民进党以台湾“民族主义”为诉求，恰恰形成一种聚结为反对党的组织力量来与国民党抗争，有意无意之中，起到多元均势的功能。说到这里，我觉得他们意识到我并没有敌意，因为我是从民主化需要多元制衡的积极方面来看待台湾民进党的功能的。接着我进入了正题：
一开始人们以为，台湾民主化会对大陆民主化起到示范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民进党为了取得选票优势，以族群划界并诉诸悲情。由于本省人在台湾占人口85%以上，只要诉诸本省人的悲情，并以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划界为选举战略，在选战中很容易获得多数票并取得执政地位。台湾2000年与2004年的两次选战均是如此。
然而这样做民进党又要付出代价，造成信任危机。一是大陆不信任。陈水扁言而无信，一到选战就煽动台独情绪，大陆很难与之建立互信关系；二是台湾本地的另一半人不信任。泛蓝群众总是成为被攻击对象，我认识一位原先属绿营的学者，后来因此成为激烈的倒扁派；三是美国也不信任，怕阿扁挑起争端。
我结束了这段话后，原先有过一面之交的M教授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问我来了多少天，见了哪些人，那些人属于哪一派，然后说：“你能在10天里对台湾做出这样的判断，可见你的观察是敏锐的，但有些看法我并不同意。首先美国并没有失去对陈水扁的信任，他们鼓励台湾购军火就是例子。其次，台湾人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族群分裂。”
法国归来的博士C先生接着说，大陆应该反省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为什么在台湾越来越少？他说这个数字从1992年的26%，下降到7.7%。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则从同期的17%上升到43%。把这种变化完全归因于李登辉、陈水扁的挑动是说不过去的，他们没有那么大能量，充其量只是一种社会心态在政治上的代表。台湾人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都来自中国，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与大陆的一些政策使台湾人产生逆反情绪有关。
M教授回应道，本来台湾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的感受，无所谓喜欢或讨厌。但大陆对中国的解释过于狭隘，既然“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全世界都这样认为，那至少现在并不在共和国统豁范围的台湾人，从理论上说就不是“中国人”了。
我于是提出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暂时谁也不能说服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如何使两岸不至于进入战争状态，找到让对方也可能接受的办法？虽然知识分子人微言轻，但良知要求我们应对这一问题。
我的看法是，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原则要求对方，一场中国人内部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在找不到合适的办法以前，台湾绝不能单方面宣布独立，宁愿把台湾前途问题留到未来某一个时期再解决。
有意思的是，他们对独立的愿望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强烈。他们认为，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陈水扁政府也不会宣布独立，因为美国反对，宣布独立缺乏可行性。其次，他们认为就算陈水扁是台独派也没关系，因为他是机会主义者，必须根据环境变化来决定下一步取舍，陈水扁即使心有余，力毕竟不足。四年后他要下台，没有必要把他看得那么重要。这一段话是他们的共识。
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大家还算心平气和。当然他们对我并不是很热情，只让一位学生送我出门，但也算是以礼相待了。我总算了解了他们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台湾独立与否还在其次，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平等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大陆独占了“中国”，他们就以“台湾既然不能称自己是中国，那就只能称自己是台湾了”来应对。解决这一问题，看来还需要在“两岸共属一个中国”、“共享一个中国的繁荣”这一点上多下些工夫。
（本文系作者2004年的台湾观察）
几天前，我请台湾大学的S教授介绍我认识一些泛绿阵营的学者，S教授选择D大学是因为台北多数大学都是泛蓝人士占多数，只有D大学教师是绿营人士为主。中午，我如约到了D大学的政治系会议室。不一会系主任W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深教授M，法学博士H先生，巴黎大学博士、助教授C先生都到了。说起来这确实是种很奇特的气氛，我是客人，却没有任何人引荐，独自来到这个陌生的会议室，面对几个陌生的泛绿派学者，共同讨论共识度并不高的两岸问题，一旦出现紧张情况连调节气氛的人也没有。
幸好，一见面，年长的M教授就对我说，1998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一次会议上他听过我的讲演。那年我应美国政府邀请第一次访美，曾在旧金山介绍过大陆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当时也在座。总算座谈会上并不全是陌生人。
我先作了一点自我介绍，然后说自己这次来台湾有两个目的，一是实地了解台湾政治发展与现代化转型，二是希望对台湾朋友在两岸关系上的看法有深入了解。我说大陆希望和平发展，而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如果台湾出现独立，大陆和平发展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对台湾正在实现的民主化也构成致命的打击。接下来我谈了10天来对台湾的观察，并说希望就教于各位。
我说，首先，台湾民主化得益于三个条件：一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对民主的承诺；二是台湾广大中产阶级兴起，社会没有出现极贫与极富之间的巨大差异；三是民进党作为反对党的出现。一般而言，权威主义独大党系统下，很难发展出强有力的竞争性对手。而民进党以台湾“民族主义”为诉求，恰恰形成一种聚结为反对党的组织力量来与国民党抗争，有意无意之中，起到多元均势的功能。说到这里，我觉得他们意识到我并没有敌意，因为我是从民主化需要多元制衡的积极方面来看待台湾民进党的功能的。接着我进入了正题：
一开始人们以为，台湾民主化会对大陆民主化起到示范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民进党为了取得选票优势，以族群划界并诉诸悲情。由于本省人在台湾占人口85%以上，只要诉诸本省人的悲情，并以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划界为选举战略，在选战中很容易获得多数票并取得执政地位。台湾2000年与2004年的两次选战均是如此。
然而这样做民进党又要付出代价，造成信任危机。一是大陆不信任。陈水扁言而无信，一到选战就煽动台独情绪，大陆很难与之建立互信关系；二是台湾本地的另一半人不信任。泛蓝群众总是成为被攻击对象，我认识一位原先属绿营的学者，后来因此成为激烈的倒扁派；三是美国也不信任，怕阿扁挑起争端。
我结束了这段话后，原先有过一面之交的M教授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问我来了多少天，见了哪些人，那些人属于哪一派，然后说：“你能在10天里对台湾做出这样的判断，可见你的观察是敏锐的，但有些看法我并不同意。首先美国并没有失去对陈水扁的信任，他们鼓励台湾购军火就是例子。其次，台湾人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族群分裂。”
法国归来的博士C先生接着说，大陆应该反省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为什么在台湾越来越少？他说这个数字从1992年的26%，下降到7.7%。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则从同期的17%上升到43%。把这种变化完全归因于李登辉、陈水扁的挑动是说不过去的，他们没有那么大能量，充其量只是一种社会心态在政治上的代表。台湾人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都来自中国，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与大陆的一些政策使台湾人产生逆反情绪有关。
M教授回应道，本来台湾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的感受，无所谓喜欢或讨厌。但大陆对中国的解释过于狭隘，既然“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全世界都这样认为，那至少现在并不在共和国统豁范围的台湾人，从理论上说就不是“中国人”了。
我于是提出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暂时谁也不能说服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如何使两岸不至于进入战争状态，找到让对方也可能接受的办法？虽然知识分子人微言轻，但良知要求我们应对这一问题。
我的看法是，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原则要求对方，一场中国人内部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在找不到合适的办法以前，台湾绝不能单方面宣布独立，宁愿把台湾前途问题留到未来某一个时期再解决。
有意思的是，他们对独立的愿望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强烈。他们认为，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陈水扁政府也不会宣布独立，因为美国反对，宣布独立缺乏可行性。其次，他们认为就算陈水扁是台独派也没关系，因为他是机会主义者，必须根据环境变化来决定下一步取舍，陈水扁即使心有余，力毕竟不足。四年后他要下台，没有必要把他看得那么重要。这一段话是他们的共识。
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大家还算心平气和。当然他们对我并不是很热情，只让一位学生送我出门，但也算是以礼相待了。我总算了解了他们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台湾独立与否还在其次，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平等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大陆独占了“中国”，他们就以“台湾既然不能称自己是中国，那就只能称自己是台湾了”来应对。解决这一问题，看来还需要在“两岸共属一个中国”、“共享一个中国的繁荣”这一点上多下些工夫。
（本文系作者2004年的台湾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