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以色列反击哈马斯而全面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仅持续11天就迅速停火，回归和平。关于冲突的动机众说纷纭，有美国黑幕论，有内塔尼亚胡野心说，以色列军方甚至指责伊朗暗中操纵。中东局势向来复杂诡谲，面对此次号称7年来最严重的巴以冲突，叙利亚之外阿拉伯诸国表态之克制，甚至还不如非阿拉伯的土耳其来得强硬，令人称奇。
　　外界的刻板印象是，阿拉伯人因为不团结，才会被以色列屡屡以小击大。然而，阿拉伯人的身份更多注重部落血统，对于更广泛区域的利益并不那么重视。纵观阿拉伯历史不难发现，除去中世纪大征服时期政教合一的大团结，大部分时间里阿拉伯世界力量分散才是常态。

该选择哪种政体？

　　阿拉伯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存在诸多差异：地理上，可分成北非、地中海东岸、两河、半岛、海湾五个板块;经济上，可分成产油国和非产油国;人口结构上，可分为纯阿拉伯国家和混合民族国家;宗教上，可分为逊尼派、什叶派等。
　　但最大的分歧在于政治——既有君主制，又有共和制。一般来说，前英属殖民地最大限度保留了君主制，而前法属殖民地通常采用共和制。
　　一战期间的“阿拉伯大起义”，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但那些领土既未统一，甚至都未获独立。战后，约旦和沙特以外，许多阿划白人地区成为英法的托管地。送走病夫般的土耳其，又迎来巨龙般的英法，半岛阿拉伯人可谓是驱狼进虎。
　　英法当时自有不容放弃阿拉伯半岛的理由。除了传统的地缘政治考虑，最大的诱惑就是石油。自1908年在伊朗西南首次勘探到石油后，阿拉伯国家陆续都有发现石油，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的问世，使得以石油为主的液态燃料成为主流能源。沉沦数百年的阿拉伯半岛，重新变成了战略要地。
　　托管局面直到二战后才真正改变。二战削弱了英法，至1950年代，除去少数边角旮旯，东起波斯湾、西至非洲西北角，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世界出现在世人面前。
　　独立问题解决了，阿拉伯人很快发现，统一是远比独立更困难的课题。譬如，假设阿划白世界统一，该选择哪种政体？

　　阿拉伯人仿佛一夜回到“大征服”后的历史十字路口：如何将多个民族、信仰、政治、经济基础不同的异质文明，整合到同一国家框架内？彼时，有伊斯兰教这一黏合剂，问题是伊斯兰教早已内部分成无数教派，黏性大大不足，更遑论阿拉伯诸国各有利益诉求，小国只求平安度日，大国都想成为现代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难免生出龃龉。

埃及的统一尝试

　　在推动阿拉伯一体化的过程中，埃及是最早吃螃蟹的那个。
　　历史上，成功抗击欧洲十字军、蒙古西征军的阿尤布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均出自埃及;近代阿拉伯世界自我变革最早、反抗土耳其人最力的也是埃及。埃及有着充足的实力和威望，行此非常之事。
　　1945年，在埃及首倡下，阿拉伯联盟于开罗成立。阿盟成立后，积极对付由美英安插进来的异质势力以色列。
　　对抗以色列，带有延续反殖民、彰显阿拉伯力量的意味;应对巴勒斯坦问题，更成了塑造阿拉伯一体化的炼金炉。
　　埃及1952年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后，在军人掌权下愈加活跃，对外频频组织对以战争，对内则就阿拉伯一体化作出各种尝试。
　　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个纠合了共和国和君主国的松散邦联，仅仅存在3年就因为埃及人的霸权主义而解散，但埃及仍保留该国名至1972年。
　　相形之下，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国就显得沉默许多。这些君主国本是一战前后第一波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角，但与英国的密切关系令它们名誉扫地，而二战后英法介入巴勒斯坦问题，更让君主国背负了政治原罪。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大国，1952年弃君主制改共和制，正是这一思潮的集中表现。
　　就在埃及尝试“联合共和国”的同年，作为回应，源出哈希姆家族的约旦和伊拉克王室，组建了“阿拉伯联邦”。但这一年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国王。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是阿拉伯泛区域民族主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六日战争”惨败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酝酿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作为阿拉伯核心国的埃及丧师失地，空耗国力，对阿拉伯一体化事业的热情大减。此战后，美苏取代英法成为左右本区域局势的域外黑手，格外打脸当初倡导不结盟运动的埃及。
　　尽管6年后，埃及为收复1967年的失地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但最终却是拜美国调停，靠和平谈判才拿回西奈半岛。此后多年，埃及因“对以媾和”被阿拉伯世界视为叛徒，阿拉伯一体化于它已是无心、无力、无颜以对的奢望。

泛区域民族主义退潮

　　埃及之后，强人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接过阿拉伯泛区域民族主义的衣钵。
　　冷战结束前后，对阿拉伯世界而言，如果说两伊战争抗击什叶派波斯人还算大快人心，那么为石油吞并科威特纯属同室操戈，令人齿冷。海湾战争时欧美大兵堂而皇之进驻、科威特人箪食壶浆以迎的场景，诉说着阿拉伯泛區域民族主义的衰落和退潮。
　　如果排除全面复古的泛伊斯兰主义成分，脱胎自伊斯兰文化传统、经近代国家主义强化的阿拉伯泛区域民族主义，不乏可取之处。然而，伊斯兰主义是漫长的农牧封建时代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传统智慧，国家主义却是近代欧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两者间天然存在抵触，难以兼容。

　　/作为阿拉伯核心国的埃及丧师失地，空耗国力，对阿拉伯一体化事业的热情大减。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普遍避重就轻地选择了一锅烩，因而在政治实践中充满矛盾感，缺乏可操作性。国家工业化改造顺利时，国家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占据上风，一旦工业化改造受挫，必遭伊斯兰主义反噬。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事件就是范例：宗教极端分子行刺时，直斥“法老”萨达特反伊斯兰。
　　令人忧虑的是，冷战晚期起，随着阿拉伯各共和国先后陷入经济、社会危机，国家主义弱化，泛伊斯兰主义抬头。泛伊斯兰主义者自诩完美，喜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习惯于将问题归咎于外界。而坐在油田上致富的几个君主国，则异曲同工地将经济成功归因于真主对虔诚穆斯林的回报。执牛耳者沙特甚至金元开道，致力于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输出。
　　21世纪的今天，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极大丰富了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经济生活，阿拉伯泛区域民族主义式微，但伊斯兰主义 国家主义=阿划白民族主义这一公式似乎并未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