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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将莫邪故事经久不衰，流传至今，体现出经典故事的独特生命力。干将莫邪在《三王墓》中发展为完整的故事模式，对后代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故事题材，干将莫邪在不同时代都得到发展，从明清小说对干将莫邪传说的改编中，讨论该故事带有的时代印记和成因，分析干将莫邪的明清版本，更彰显了干将莫邪传说故事的原典性。
而近几十年关于干将莫邪传说的研究状况主要分为铸剑说和“剑”意象说，前者以剑为主体，研究铸剑师身份、剑器考等，后者将“剑”的意象与武侠文学、复仇主题等相结合进行探究，但这些研究与干将莫邪故事本身从文学角度的探索有所偏离，也就是说目前关于干将莫邪的研究中，以干将莫邪传说的文学性的改编为专题的专门性研究不多，较少从文学史的角度纵向贯通和以历史、文学、哲学、神话、宗教等多重视角的横向关照。基于前人的成果，笔者考究干将莫邪传说在明清小说中的发展与变化，讨论其中变化的成因。
一、论干将莫邪传说在明清小说中的嬗变及成因
（一）情节或人物的改变
干将莫邪传说自形成到成熟，以及在各朝代的发展都有模仿、改编，虽然从晋代以后的改写本一直沿袭大体的情节，但经过作者的取舍后该传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明清小说《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四回和《说岳全传》第十一回都对干将莫邪传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和重写，与传说定型版本《搜神记》里的《三王墓》做比较：
《东周列国志》是作者对东周各国事件的记述，所以其对古籍记录干将莫邪传说的脉络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第七十四回中，作者把楚王改为吴王，铸剑过程与《吴地记》基本一样，以《晋书·张华传》中张华、雷焕发现宝剑与双剑延平津落水化龙之事结尾，中间无眉间尺和客向君王复仇一事，改为“莫邪沐浴断发剪爪，立于炉傍，使男女复鼓橐，炭火方烈，莫邪自投于炉，顷刻销铄，金铁俱液，遂泻成二剑”和“后吴王知干将匿剑，使人往取，如不得剑，即当杀之，干将取剑出观，其剑自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乘之，升天而去，疑已作剑仙矣”这两个情节—莫邪献身铸剑和干将乘飞剑仙去。从总体来看，故事情节基本按照历史所记载的即“铁匠为王铸剑”，但故事人物少了眉间尺和客，情节少了重要部分—复仇。
《说岳全传》记载的故事与《搜神记》描述的情节轮廓大致相同，但把剑师名改为欧阳冶善，其妻子无名，冶炼的三把宝剑之一叫作“湛卢”。改变显著的是把“客”变作“道人”，道人为“无父儿”报仇的戏法是“道人说：‘可取油锅两只，把头放下去。油滚一刻，此头愈觉唇红齿白;煎至二刻，口眼皆动;若煎三刻，拿起来供在桌上，能知满朝文武姓名，都叫出来;煎到四刻，人头上长出荷叶，开出花来;五刻工夫，结成莲房;六刻结成莲子，吃了一颗，寿可活一百二十岁。’”把少年的头结成长生不老药—莲子，以引诱楚王。这个故事在《说岳全传》中与其他故事一起增添了作品的神秘性，夸张地突出了岳飞的形象。
可见，干将莫邪传说发展到明清时期，“剑”这个符号已成为重要的叙述主体，如《东周列国志》中干将乘着化成龙的剑升天，并且这一主体被赋予玄幻色彩。《说岳全传》为了给湛卢剑增添神秘色彩，改编为“要能飞起杀人的雌雄二剑”，与明清小说中常见的飞剑、铸剑的神秘描写相一致，可见其与明清剑侠小说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在主题内容上，由于删减“复仇”情节或增添神秘色彩等因素，干将莫邪传说发展到明清时期成为缺乏反抗性、斗争性和严肃意义的题材。
（二）干将莫邪传说嬗变的成因
明清时期统治者在思想上对百姓厉行文化专制，如八股取士、文字狱等，加强用儒学教化百姓，佛、道二教却因受到抑制而走向衰微。尽管如此，佛、道教不断进行内部调整，如大力宣扬孝道伦理、善恶是非判断等，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又与民间巫教、民间信仰结合，相对来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因而儒、释、道形成互融、互渗、互补的格局。在此文化背景下，文人志士处于消极的入世状态，于是在枯燥的古籍校勘等之外追求虚幻的文学创作，此时的剑侠、神魔、世情等小说空前繁榮，达到顶峰。因此，该时期、干将莫邪传说嬗变的主要因素可归为以下两点：
第一，受到剑侠文学时代创作潮流的影响。上文已提到，“剑”逐渐成为干将莫邪传说的主角，而这“剑”被赋予一种神异功能—“飞”，在民间传说中多体现了这种特性，江苏苏州《试剑石》：“过了几年，吴越两国打了起来，莫邪双手捧着‘干将’剑，跟它说话‘宝剑呀宝剑，你主人的冤仇该怎么报你替我想想办法吧’。干将宝剑好像有了灵性，‘铮铮’响了两声，呼的一声从剑鞘里飞了出去。几天后，传来了消息，说吴王在这次打仗中，被飞来的一支神剑射中，没几天便死了。”可以想象，“剑”这一符号成为大众喜好的阅读对象。明清剑侠小说中有一个重要标志—“剑”，小说中的剑侠一般都有自己的神兵利器，或出自上古名匠之手，或经仙师炼造而成，或托言化外仙家所赐。《说岳全传》中借“欧阳冶善”名匠、“湛卢”名剑来另造故事，这个“编造”过程可体现出作者创作的无意识，是受到剑侠文学创作潮流的影响。
第二，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东周列国志》虽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但不少事实还有待从其他典籍来考证，比如干将莫邪的传说，除了《吴地记》，还有《列士传》《孝子传》《吴越春秋》等可参考，然而作者却偏偏选了出现较晚的《吴地记》中的记载作为依据，《吴地记》中“莫邪闻语，投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极端的做法，和当时道教文化影响的药鼎炼剑有莫大联系，道教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影响从《红楼梦》贾敬修丹炼汞可见一斑，因而这种道教文化氛围在作者创作的题材选择上有一定影响。《说岳全传》中“道人”替代“客”的改编和“道人”现场把复仇少年的头炼成结莲子的长生不老药，更体现出道教文化影响着作者的改编创作，由于《说岳全传》专门为人物作传，相较于《东周列国志》具有更大的虚构空间，也更能体现出宗教文化对作者作品创作的影响。
二、干将莫邪故事的文学性
与某个作品是否经典的论争一样，干将莫邪故事也存在是否是经典的争议。我们知道，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经过时间和空间的淘洗，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承载着人类普遍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蕴含着永恒的内在的艺术魅力。而干将莫邪传说从产生到发展到干宝的《三王墓》，才显现出其经典性，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作品的文学性。 首先，干宝的《三王墓》是前朝各代杂文中干将莫邪传说的集大成者，兼取民间说法集成主流的故事模式，把传说集合成一个著名文本是其成就之一;这篇《干将莫邪》表现出同时重视人物刻画和情节结构，比之前的版本进一步文学艺术化，其艺术提炼和剪裁在魏晋六朝是少有的，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特别是文言短篇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其次，晋以后各代不乏对干将莫邪传说的模仿和改编者，但其文化和精神内涵被大大削减。如《东周列国志》将干将莫邪传说从长篇章回小说的文本中割裂，单独分析，并留下超出虚幻合理性的、神秘色彩和近乎美好的结局，而铸剑和复仇故事中的反抗性、斗爭性和严肃意义却消失殆尽，其历史价值和现实色彩愈来愈弱，侧重故事性和神异性。《说岳全传》虽然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情节基本一致，但最后的“道人”代替“客”和长生不老药的改编，不仅没有增强复仇故事的反抗意义，反而增强了文本的故事性和传奇性，还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所以《说岳全传》的局限性也体现在过度的虚构上。但到了近现代，在中国文学批评与创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前代瑰丽的文化宝典，包括干将莫邪这个故事，得到了后代人的肯定与追述，如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不仅其故事结构形式继承了《三王墓》，而且故事中的“复仇”主题融入了“反抗”，成为鲁迅文学世界里的主动脉，这是对经典文化故事有所创新的继承，因而比明清小说更值得人们称许。
三、结语
从明清小说对干将莫邪传说的改编中，我们看出这个故事带有明清时代的印记，找出了改编的成因，并对比前代《三王墓》、近现代作家鲁迅的《铸剑》，更凸显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贺麟先生曾说过：“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自从鲁迅的故事新编《铸剑》广为传播，古代《三王墓》也由此演变为现代版的故事模式，而干将莫邪的故事重新深入人心。总体上来看，人类审美取向中的干将莫邪传说更多的是取自《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此故事有其原典性并蕴含着中国传统的“纯孝”思想、“侠义”之气和“至诚”精神，正是传统的忠、孝、义三者的关系引起了无数人深刻的思考，也留给后代人无限思考的空间，这也是其进入古典美学殿堂的独特生命力。
而近几十年关于干将莫邪传说的研究状况主要分为铸剑说和“剑”意象说，前者以剑为主体，研究铸剑师身份、剑器考等，后者将“剑”的意象与武侠文学、复仇主题等相结合进行探究，但这些研究与干将莫邪故事本身从文学角度的探索有所偏离，也就是说目前关于干将莫邪的研究中，以干将莫邪传说的文学性的改编为专题的专门性研究不多，较少从文学史的角度纵向贯通和以历史、文学、哲学、神话、宗教等多重视角的横向关照。基于前人的成果，笔者考究干将莫邪传说在明清小说中的发展与变化，讨论其中变化的成因。
一、论干将莫邪传说在明清小说中的嬗变及成因
（一）情节或人物的改变
干将莫邪传说自形成到成熟，以及在各朝代的发展都有模仿、改编，虽然从晋代以后的改写本一直沿袭大体的情节，但经过作者的取舍后该传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明清小说《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四回和《说岳全传》第十一回都对干将莫邪传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和重写，与传说定型版本《搜神记》里的《三王墓》做比较：
《东周列国志》是作者对东周各国事件的记述，所以其对古籍记录干将莫邪传说的脉络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第七十四回中，作者把楚王改为吴王，铸剑过程与《吴地记》基本一样，以《晋书·张华传》中张华、雷焕发现宝剑与双剑延平津落水化龙之事结尾，中间无眉间尺和客向君王复仇一事，改为“莫邪沐浴断发剪爪，立于炉傍，使男女复鼓橐，炭火方烈，莫邪自投于炉，顷刻销铄，金铁俱液，遂泻成二剑”和“后吴王知干将匿剑，使人往取，如不得剑，即当杀之，干将取剑出观，其剑自匣中跃出，化为青龙，干将乘之，升天而去，疑已作剑仙矣”这两个情节—莫邪献身铸剑和干将乘飞剑仙去。从总体来看，故事情节基本按照历史所记载的即“铁匠为王铸剑”，但故事人物少了眉间尺和客，情节少了重要部分—复仇。
《说岳全传》记载的故事与《搜神记》描述的情节轮廓大致相同，但把剑师名改为欧阳冶善，其妻子无名，冶炼的三把宝剑之一叫作“湛卢”。改变显著的是把“客”变作“道人”，道人为“无父儿”报仇的戏法是“道人说：‘可取油锅两只，把头放下去。油滚一刻，此头愈觉唇红齿白;煎至二刻，口眼皆动;若煎三刻，拿起来供在桌上，能知满朝文武姓名，都叫出来;煎到四刻，人头上长出荷叶，开出花来;五刻工夫，结成莲房;六刻结成莲子，吃了一颗，寿可活一百二十岁。’”把少年的头结成长生不老药—莲子，以引诱楚王。这个故事在《说岳全传》中与其他故事一起增添了作品的神秘性，夸张地突出了岳飞的形象。
可见，干将莫邪传说发展到明清时期，“剑”这个符号已成为重要的叙述主体，如《东周列国志》中干将乘着化成龙的剑升天，并且这一主体被赋予玄幻色彩。《说岳全传》为了给湛卢剑增添神秘色彩，改编为“要能飞起杀人的雌雄二剑”，与明清小说中常见的飞剑、铸剑的神秘描写相一致，可见其与明清剑侠小说的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在主题内容上，由于删减“复仇”情节或增添神秘色彩等因素，干将莫邪传说发展到明清时期成为缺乏反抗性、斗争性和严肃意义的题材。
（二）干将莫邪传说嬗变的成因
明清时期统治者在思想上对百姓厉行文化专制，如八股取士、文字狱等，加强用儒学教化百姓，佛、道二教却因受到抑制而走向衰微。尽管如此，佛、道教不断进行内部调整，如大力宣扬孝道伦理、善恶是非判断等，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又与民间巫教、民间信仰结合，相对来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因而儒、释、道形成互融、互渗、互补的格局。在此文化背景下，文人志士处于消极的入世状态，于是在枯燥的古籍校勘等之外追求虚幻的文学创作，此时的剑侠、神魔、世情等小说空前繁榮，达到顶峰。因此，该时期、干将莫邪传说嬗变的主要因素可归为以下两点：
第一，受到剑侠文学时代创作潮流的影响。上文已提到，“剑”逐渐成为干将莫邪传说的主角，而这“剑”被赋予一种神异功能—“飞”，在民间传说中多体现了这种特性，江苏苏州《试剑石》：“过了几年，吴越两国打了起来，莫邪双手捧着‘干将’剑，跟它说话‘宝剑呀宝剑，你主人的冤仇该怎么报你替我想想办法吧’。干将宝剑好像有了灵性，‘铮铮’响了两声，呼的一声从剑鞘里飞了出去。几天后，传来了消息，说吴王在这次打仗中，被飞来的一支神剑射中，没几天便死了。”可以想象，“剑”这一符号成为大众喜好的阅读对象。明清剑侠小说中有一个重要标志—“剑”，小说中的剑侠一般都有自己的神兵利器，或出自上古名匠之手，或经仙师炼造而成，或托言化外仙家所赐。《说岳全传》中借“欧阳冶善”名匠、“湛卢”名剑来另造故事，这个“编造”过程可体现出作者创作的无意识，是受到剑侠文学创作潮流的影响。
第二，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东周列国志》虽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但不少事实还有待从其他典籍来考证，比如干将莫邪的传说，除了《吴地记》，还有《列士传》《孝子传》《吴越春秋》等可参考，然而作者却偏偏选了出现较晚的《吴地记》中的记载作为依据，《吴地记》中“莫邪闻语，投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极端的做法，和当时道教文化影响的药鼎炼剑有莫大联系，道教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影响从《红楼梦》贾敬修丹炼汞可见一斑，因而这种道教文化氛围在作者创作的题材选择上有一定影响。《说岳全传》中“道人”替代“客”的改编和“道人”现场把复仇少年的头炼成结莲子的长生不老药，更体现出道教文化影响着作者的改编创作，由于《说岳全传》专门为人物作传，相较于《东周列国志》具有更大的虚构空间，也更能体现出宗教文化对作者作品创作的影响。
二、干将莫邪故事的文学性
与某个作品是否经典的论争一样，干将莫邪故事也存在是否是经典的争议。我们知道，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经过时间和空间的淘洗，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承载着人类普遍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蕴含着永恒的内在的艺术魅力。而干将莫邪传说从产生到发展到干宝的《三王墓》，才显现出其经典性，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作品的文学性。 首先，干宝的《三王墓》是前朝各代杂文中干将莫邪传说的集大成者，兼取民间说法集成主流的故事模式，把传说集合成一个著名文本是其成就之一;这篇《干将莫邪》表现出同时重视人物刻画和情节结构，比之前的版本进一步文学艺术化，其艺术提炼和剪裁在魏晋六朝是少有的，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特别是文言短篇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其次，晋以后各代不乏对干将莫邪传说的模仿和改编者，但其文化和精神内涵被大大削减。如《东周列国志》将干将莫邪传说从长篇章回小说的文本中割裂，单独分析，并留下超出虚幻合理性的、神秘色彩和近乎美好的结局，而铸剑和复仇故事中的反抗性、斗爭性和严肃意义却消失殆尽，其历史价值和现实色彩愈来愈弱，侧重故事性和神异性。《说岳全传》虽然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情节基本一致，但最后的“道人”代替“客”和长生不老药的改编，不仅没有增强复仇故事的反抗意义，反而增强了文本的故事性和传奇性，还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所以《说岳全传》的局限性也体现在过度的虚构上。但到了近现代，在中国文学批评与创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前代瑰丽的文化宝典，包括干将莫邪这个故事，得到了后代人的肯定与追述，如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铸剑》，不仅其故事结构形式继承了《三王墓》，而且故事中的“复仇”主题融入了“反抗”，成为鲁迅文学世界里的主动脉，这是对经典文化故事有所创新的继承，因而比明清小说更值得人们称许。
三、结语
从明清小说对干将莫邪传说的改编中，我们看出这个故事带有明清时代的印记，找出了改编的成因，并对比前代《三王墓》、近现代作家鲁迅的《铸剑》，更凸显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贺麟先生曾说过：“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自从鲁迅的故事新编《铸剑》广为传播，古代《三王墓》也由此演变为现代版的故事模式，而干将莫邪的故事重新深入人心。总体上来看，人类审美取向中的干将莫邪传说更多的是取自《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此故事有其原典性并蕴含着中国传统的“纯孝”思想、“侠义”之气和“至诚”精神，正是传统的忠、孝、义三者的关系引起了无数人深刻的思考，也留给后代人无限思考的空间，这也是其进入古典美学殿堂的独特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