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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反思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提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泽东“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觉醒，表现在他对五四运动前后文化革命的反思上：“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考察毛泽东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思想，笔者发现，其本质在于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目标下，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造就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并以其为中介，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取得全国胜利的政治基础。如果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敏感地触及了“文化领导权”的命题，那么，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讲话》则从整顿文艺队伍、使知识分子有机化以及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蓝图和操作手册。
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挑战
“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契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带来了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安宁，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日军进犯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失守，大批文化精英流离失所，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气氛的感召下纷纷涌入延安，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态的一大特征。与国统区和大后方政治文化专制下的文化凋敝相对比，延安被认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提醒党和军队注意克服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的同时，还富有预见地提出对知识分子加以“教育”、“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
中共的民主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使延安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跃。但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在创作实践和政治参与上表现出个人主义的追求。如1942年2月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举办的讽刺画展，3月《解放日报》发表的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野百合花》等，均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同时还表现出排斥党的领导的自由主义倾向。1938年3月，初来延安的萧军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认为“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在随后遭到不点名批评后，萧军中途退席。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中共的严重注意。因此，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重新厘定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就成为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重心。这一思考，直接指向了造就为本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政治目标。
《讲话》与“知识分子有机化”的完成
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节点。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过程、观点、理论，本文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的是，何以以精英自诩的文艺家们在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就“缴械投降”了呢？或曰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是如何建立的呢？
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由于中共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和对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宽待，明显存在着与会者之间的思想交锋。欧阳山回忆：虽然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指出了正确方向，但接受并不是毫无障碍和矛盾的，我就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接受我的作品呢？还是改变我自己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
然而，这些思想上的抵触和不理解却在此后的整风运动中逐步消除，接受直至真诚的拥护成为知识分子文艺家真实的思想感情。个性耿介的萧军亦在45年后的回忆中表示出心悦诚服：“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丁玲也曾表示：“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这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是如何实现的呢？
《讲话》对知识分子文艺家最大的触动，还在于毛泽东通过展开伦理层面的论辩，将知识分子文艺家置于道德困境，从而成功地解构了他们的精英心态，使之心悦诚服地做工农兵大众的小学生和党的文艺战线的忠诚战士。民本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文艺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就具有了无可疑义的道德优先权。毛泽东抓住了这一点，巧妙地将知识分子文艺家内心“化大众”的伟大使命转换为“大众化”的现实任务，使知识分子文艺家失去了高高在上的心理根据。毛泽东以自己为例指出：原来，“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至此，毛泽东以雄辩的思想论证、有力的事实逻辑和巧妙的道德追问，消除了知识分子文艺家内心个人主义思想的抵抗，完成了知识分子有机化的塑造过程，从而在决定意义上完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一步。
（摘自《党的文献》2011.6期）B⑨
毛泽东“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觉醒，表现在他对五四运动前后文化革命的反思上：“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考察毛泽东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思想，笔者发现，其本质在于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目标下，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造就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并以其为中介，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取得全国胜利的政治基础。如果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敏感地触及了“文化领导权”的命题，那么，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讲话》则从整顿文艺队伍、使知识分子有机化以及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蓝图和操作手册。
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挑战
“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契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带来了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安宁，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日军进犯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失守，大批文化精英流离失所，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气氛的感召下纷纷涌入延安，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态的一大特征。与国统区和大后方政治文化专制下的文化凋敝相对比，延安被认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提醒党和军队注意克服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的同时，还富有预见地提出对知识分子加以“教育”、“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
中共的民主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使延安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跃。但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在创作实践和政治参与上表现出个人主义的追求。如1942年2月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举办的讽刺画展，3月《解放日报》发表的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野百合花》等，均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同时还表现出排斥党的领导的自由主义倾向。1938年3月，初来延安的萧军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认为“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在随后遭到不点名批评后，萧军中途退席。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中共的严重注意。因此，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重新厘定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就成为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重心。这一思考，直接指向了造就为本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政治目标。
《讲话》与“知识分子有机化”的完成
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节点。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过程、观点、理论，本文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的是，何以以精英自诩的文艺家们在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就“缴械投降”了呢？或曰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是如何建立的呢？
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由于中共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和对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宽待，明显存在着与会者之间的思想交锋。欧阳山回忆：虽然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指出了正确方向，但接受并不是毫无障碍和矛盾的，我就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接受我的作品呢？还是改变我自己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
然而，这些思想上的抵触和不理解却在此后的整风运动中逐步消除，接受直至真诚的拥护成为知识分子文艺家真实的思想感情。个性耿介的萧军亦在45年后的回忆中表示出心悦诚服：“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丁玲也曾表示：“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这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是如何实现的呢？
《讲话》对知识分子文艺家最大的触动，还在于毛泽东通过展开伦理层面的论辩，将知识分子文艺家置于道德困境，从而成功地解构了他们的精英心态，使之心悦诚服地做工农兵大众的小学生和党的文艺战线的忠诚战士。民本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文艺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就具有了无可疑义的道德优先权。毛泽东抓住了这一点，巧妙地将知识分子文艺家内心“化大众”的伟大使命转换为“大众化”的现实任务，使知识分子文艺家失去了高高在上的心理根据。毛泽东以自己为例指出：原来，“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至此，毛泽东以雄辩的思想论证、有力的事实逻辑和巧妙的道德追问，消除了知识分子文艺家内心个人主义思想的抵抗，完成了知识分子有机化的塑造过程，从而在决定意义上完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一步。
（摘自《党的文献》2011.6期）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