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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历来学风浓郁，学者辈出，在民国时期，宁波籍学人受“浙东学派”熏陶，对著书、文化和学问始终心存敬畏并向往之，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创办、经营报刊，或编刻乡邦文献，涌现出了如张静庐、鲍咸昌、张寿镛、邵洵美、唐弢等一批杰出的编辑出版家。系统爬梳这个群体的文化贡献与精神共性，并挖掘他们生成的地域文化基因与外在因素，对于当下社会主义出版文化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编辑家群体生成的地域文化基因
梁启超在其1924年所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它，是残明遗献之复活。”此处的“残明遗献”主要指的就是“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在继承儒学传统的基础上，认为道德的实现不能只依靠个体的伦理完善，更重要的是增进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从而能凝聚成为社会的共识，达到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为王阳明和黄宗羲，其“知行合一”与“经世致用”思想，更是成为宁波籍学人普遍遵守的为学原则，并对他们的思想、人格和人生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而“西学东渐”开启民智，实行启蒙，使文化教育界处于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开埠通商，接踵而来的是西方传教士在宁波创办起洋学堂，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浙江第一所男子洋学堂都办在宁波。有资料显示，外国教会先后在宁波各地办起150多所学堂，居浙江之首。这些教会学校在进行殖民主义文化教育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宁波培养了文化人才。
同時，加上宁波濒海的地理位置，开埠较早，也使得宁波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机会更多。
编辑家群体的编辑实践与文化贡献
张静庐（1898—1969），镇海龙山（今属慈溪）人。1934年，成立我国第一家以代订、代办、代理杂志发行业务为专业的新型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他的出版经营方略非常独特。首先，他通过多样的融资方式如募捐、邀股、举办读者俱乐部或预约出书等获取周转资金。其次，他看准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要及时调整策略，如邀请施蛰存等名家推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将古籍出版掀起新的高潮。为读者着想也是张静庐的营销策略之一，他在上海杂志公司推出“改订、退订绝对自由”的大胆经营方式，取得成功，足见其在出版经营上的远见与魄力。
鲍咸昌（1864—1929），鄞县人，1897年，他与哥哥鲍威恩、妹夫夏瑞芳一起创建商务印书馆。鲍咸昌特别重视印刷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不惜重金聘请外国相关专家来商务印书馆传经送宝，同时派遣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考察。商务印书馆的学养与人脉得益于一批文化届知名人士的加盟，先是夏瑞芳邀请到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并通过他吸引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鲍咸昌聘请到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等著名专家进入商务印书馆，革新了《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创办了《儿童世界》《小说世界》，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四部丛刊初编》等。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综合实力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远东各国也是声名显赫，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崛起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寿镛（1876—1945），鄞县人，1930年起开始编刻《四明丛书》。《四明丛书》是一部编集宁波乡邦文献的郡邑类丛书。张寿镛刊刻《四明丛书》无疑是一次抢救性地保护地方乡贤文献遗著的壮举，为弘扬浙东文化，推进浙东学术文化发展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后辈学人研究浙东学术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典籍资料。
邵洵美（1906—1968），祖籍余姚。1928年起，邵洵美开始创办书店、出版书刊。先是作为狮吼社的主要成员主持社务创办《狮吼》月刊，后又创办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1932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抗战期间，他和美国人项美丽合办《自由谭》月刊，提出“追求自由”的办刊理念，并在《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金臻庠（1896—1966），镇海人。1920年，金臻庠与人合办《时事公报》（后改名为《宁波时事公报》），苦心经营近30载，《时事公报》为民国时期在宁波本土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他擅长组织重大新闻的连续报道，对当时上海“五卅”惨案密切关注，开设专栏，从6月初一直延续到8月初，体现了一位民营报人强烈的爱国情怀。淞沪抗战爆发后，《时事公报》更是动用动态消息、各方专电等方式，对淞沪战事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报道，同时发动宁波民众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前线。
编辑家群体的精神共性
近代宁波籍编辑家们受“浙东学术”的熏陶、海洋文化的浸润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关注现实政治事务和社会民生，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见利思义，谋求出版救国，这已经凝练成为他们的精神共性。
宁波人敢为天下先。这种可贵的开拓精神使宁波籍编辑家们在编辑出版领域领风气之先，他们在行业内创造了多个“第一”、多个“之最”。鲍咸昌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缔造者之一，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带领商务同人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辅助学术作出重要贡献。自成立起到1919年，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出版的23个“第一”：他与人合办的光华书局，是上海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刊的出版机构；他创办的上海杂志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以代订、代办、代理杂志发行业务为专业的新型书店。邵洵美创办的图书时代公司名下的《时代漫画》是民国时期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漫画刊物。金臻庠的《时事公报》是民国时代宁波报刊史上刊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历代文人重视乡贤遗著和乡邦文献者不乏其人，但像张寿镛那样凭一己之力独自编刻《四明丛书》却是极为罕见。
“出版社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的调和程度。”近代出版史上几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都得益于其主持人不仅仅是一位持筹握算的生意人，同时更是一位具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自觉的文化人。张静庐在自传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正因为如此，他才敢自信地宣布：“我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这番论述彰显其作为出版人强烈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这份自觉和担当也造就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的地位。邵洵美虽算不上是一位特别成功的出版家，但其毁家兴书，“为文化”而出版的理念更显示其文化人格的高洁。张寿镛编刻《四明丛书》，更是凭个人心力，无论誊写、雕版、印刷，都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
出版大家张元济先生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为重要”。民国时期的宁波籍编辑家们也是抱着“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利用书刊这一传播载体，在开启民智、抵御外来侵略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在抗战期间出版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总计出书上千种；邵洵美以各种笔名在《自由谭》上刊发富有战斗气息的短论，揭露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行径；金臻庠的《时事公报》对“五卅”惨案进行三个月的连续报道，展现团结御侮的爱国媒体形象，抗战时期更是在做好新闻舆论的传播者和引导者的同时，充当保家卫国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的角色。
（作者单位：宁波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毛思洁
编辑家群体生成的地域文化基因
梁启超在其1924年所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它，是残明遗献之复活。”此处的“残明遗献”主要指的就是“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在继承儒学传统的基础上，认为道德的实现不能只依靠个体的伦理完善，更重要的是增进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从而能凝聚成为社会的共识，达到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为王阳明和黄宗羲，其“知行合一”与“经世致用”思想，更是成为宁波籍学人普遍遵守的为学原则，并对他们的思想、人格和人生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而“西学东渐”开启民智，实行启蒙，使文化教育界处于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开埠通商，接踵而来的是西方传教士在宁波创办起洋学堂，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浙江第一所男子洋学堂都办在宁波。有资料显示，外国教会先后在宁波各地办起150多所学堂，居浙江之首。这些教会学校在进行殖民主义文化教育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宁波培养了文化人才。
同時，加上宁波濒海的地理位置，开埠较早，也使得宁波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机会更多。
编辑家群体的编辑实践与文化贡献
张静庐（1898—1969），镇海龙山（今属慈溪）人。1934年，成立我国第一家以代订、代办、代理杂志发行业务为专业的新型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他的出版经营方略非常独特。首先，他通过多样的融资方式如募捐、邀股、举办读者俱乐部或预约出书等获取周转资金。其次，他看准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要及时调整策略，如邀请施蛰存等名家推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将古籍出版掀起新的高潮。为读者着想也是张静庐的营销策略之一，他在上海杂志公司推出“改订、退订绝对自由”的大胆经营方式，取得成功，足见其在出版经营上的远见与魄力。
鲍咸昌（1864—1929），鄞县人，1897年，他与哥哥鲍威恩、妹夫夏瑞芳一起创建商务印书馆。鲍咸昌特别重视印刷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不惜重金聘请外国相关专家来商务印书馆传经送宝，同时派遣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考察。商务印书馆的学养与人脉得益于一批文化届知名人士的加盟，先是夏瑞芳邀请到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并通过他吸引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鲍咸昌聘请到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等著名专家进入商务印书馆，革新了《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创办了《儿童世界》《小说世界》，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四部丛刊初编》等。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综合实力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远东各国也是声名显赫，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崛起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寿镛（1876—1945），鄞县人，1930年起开始编刻《四明丛书》。《四明丛书》是一部编集宁波乡邦文献的郡邑类丛书。张寿镛刊刻《四明丛书》无疑是一次抢救性地保护地方乡贤文献遗著的壮举，为弘扬浙东文化，推进浙东学术文化发展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后辈学人研究浙东学术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典籍资料。
邵洵美（1906—1968），祖籍余姚。1928年起，邵洵美开始创办书店、出版书刊。先是作为狮吼社的主要成员主持社务创办《狮吼》月刊，后又创办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1932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抗战期间，他和美国人项美丽合办《自由谭》月刊，提出“追求自由”的办刊理念，并在《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金臻庠（1896—1966），镇海人。1920年，金臻庠与人合办《时事公报》（后改名为《宁波时事公报》），苦心经营近30载，《时事公报》为民国时期在宁波本土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他擅长组织重大新闻的连续报道，对当时上海“五卅”惨案密切关注，开设专栏，从6月初一直延续到8月初，体现了一位民营报人强烈的爱国情怀。淞沪抗战爆发后，《时事公报》更是动用动态消息、各方专电等方式，对淞沪战事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报道，同时发动宁波民众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前线。
编辑家群体的精神共性
近代宁波籍编辑家们受“浙东学术”的熏陶、海洋文化的浸润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关注现实政治事务和社会民生，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见利思义，谋求出版救国，这已经凝练成为他们的精神共性。
宁波人敢为天下先。这种可贵的开拓精神使宁波籍编辑家们在编辑出版领域领风气之先，他们在行业内创造了多个“第一”、多个“之最”。鲍咸昌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缔造者之一，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带领商务同人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辅助学术作出重要贡献。自成立起到1919年，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出版的23个“第一”：他与人合办的光华书局，是上海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刊的出版机构；他创办的上海杂志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以代订、代办、代理杂志发行业务为专业的新型书店。邵洵美创办的图书时代公司名下的《时代漫画》是民国时期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漫画刊物。金臻庠的《时事公报》是民国时代宁波报刊史上刊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历代文人重视乡贤遗著和乡邦文献者不乏其人，但像张寿镛那样凭一己之力独自编刻《四明丛书》却是极为罕见。
“出版社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的调和程度。”近代出版史上几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都得益于其主持人不仅仅是一位持筹握算的生意人，同时更是一位具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自觉的文化人。张静庐在自传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正因为如此，他才敢自信地宣布：“我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这番论述彰显其作为出版人强烈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这份自觉和担当也造就了他在中国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的地位。邵洵美虽算不上是一位特别成功的出版家，但其毁家兴书，“为文化”而出版的理念更显示其文化人格的高洁。张寿镛编刻《四明丛书》，更是凭个人心力，无论誊写、雕版、印刷，都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
出版大家张元济先生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为重要”。民国时期的宁波籍编辑家们也是抱着“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利用书刊这一传播载体，在开启民智、抵御外来侵略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张静庐的上海杂志公司在抗战期间出版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总计出书上千种；邵洵美以各种笔名在《自由谭》上刊发富有战斗气息的短论，揭露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行径；金臻庠的《时事公报》对“五卅”惨案进行三个月的连续报道，展现团结御侮的爱国媒体形象，抗战时期更是在做好新闻舆论的传播者和引导者的同时，充当保家卫国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的角色。
（作者单位：宁波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毛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