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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冬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作风)。江苏的“四清”运动由于有不少中央的头面人物参加,在当时影响很大。如林彪夫人叶群和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在太仓,张爱萍将军在邗江,外办主任张彦和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等在句容。我当时在句容总团办公室工作。句容团长是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省委书记江渭清等则在天王公社的蔡苍大队蹲点。全团号称有工作队员“两万四”,实有近21000人。现择轶事若干记述如下。
查工作队员“六父六母”
工作队员下乡前,先要自身“四清”一番。其中要查成份,涉及“六父六母”,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父叔母、姑父姑母、舅父舅母等。家族中有“杀、斗、关、管”者,队员就要清退。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一直到“廿三条”(即《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下达,说“工作队员不一定要十分干净”,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六父六母”都那么“纯”,十人中难有二、三。
首次提出整“走资派”
毛主席在驳斥了刘少奇等提出的“四清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后,首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见“廿三条”)。工作队一下村,先搞“扎根串连”,寻求最穷的贫户农家作“根子”和“种子”。句容总团在城东杨家巷。大队支书杨家旺被“揪”出来作为“走资派”,原因是三年困难时期多吃了几根油条等等。工作队长(氵菐)家有觉得实在没有什么材料可批判,开了两次斗支书的批判会后就停歇了,却被总团察觉,批评其为右倾。当时(氵菐)的领导、宜兴县委书记徐界清说了一句牢骚话:“团部就在杨家巷,好比煮饭,靠锅先糊。”于是又批判了一阵“靠锅先糊论”。
句容全县两万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如大军压境,一下基层就开展“封帐、封仓”等斗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都被靠边站,对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搞逼供信。当时我们最怕半夜电话铃响,往往就是报告社队干部自杀的消息。“四清”期间全县共有82人自杀。直到“廿三条”下达后情况才有好转。
京果粉和热水袋
句容工作团里,京官不少。按当时“桃园经验”的规矩,领导人都化名蹲点。陈毅的夫人张茜化名陈英。那年冬天奇冷,张茜住在城东公社铃塘大队的草屋里。地委书记李楚(时任句容工作团第一副团长,“文革”中被斗自杀)叫我为张茜买点京果粉(一种糯米粉茶食,重油重糖,现今少有人吃),作为宵夜。张茜吃后称赞说,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又为她买了一个“永”字牌热水袋暖暖手。她也很高兴,说“为农民打针,先把手焐热了好”。村上农民见到这么一位大眼睛美丽的女干部,都与她十分亲热,喊她“陈同志”。后来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和夫人访华,中央要张茜回京陪同,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句容。村民这才晓得她原来就是陈毅夫人张茜同志。
鹅肠子炒咸菜
一天清晨,天王公社前进大队工作队长、镇江地委副书记刘耀华(“文革”中自杀未遂,但伤了元气,不久病逝)打来电话请示:按规定,工作队不准吃鸡鱼肉蛋(后又改为“鱼肉禽蛋”),房东老太过意不去,当地有腌成鹅的习惯,而且食油紧张,早饭菜就用鹅肠子炒了咸菜,怎么办呢?能不能吃呢?
接电后我就去敲团长欧阳惠林的门。他刚起床,手里端着尚未倒掉的痰盂。我向他请示,他就端着个痰盂,踱起方步来,口里喃喃着:鹅肠子炒咸菜,鹅肠子炒咸菜……
我提醒他,电话还未挂,刘书记等答复呢!他忽然醒悟,叫我把隔壁的第一副团长李楚找来商量。李楚问明情况后笑说,那还不简单!咸菜照吃,鹅肠子一筷不准动!欧阳团长豁然开朗,称赞说:“不愧是老李,长期在基层工作,就是有办法!”
问题总算迎刃而解。欧阳老至今健在,这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人已经97岁了。
两个烘山芋
工作队纪律严明,密报检举制度也十分健全。一天,工作团副团长吴山接到报告:“城镇分团发现总团办公室有个戴眼镜秘书模样的人,买了两个烘山芋,边走边吃,并将其中一个山芋给与他同行的一干部模样的人吃。”
吴山(时兼任六合地委书记)当即问办公室:“谁进城了?”查询“戴眼镜”者是谁。
稍顷,“戴眼镜”的张秘书从城里回来,大家盯着他看。他说,山芋又不属“鱼肉禽蛋”,不违纪呀!
吴山笑笑说,这个问题嘛,说大也不大;但说小也不小。一个堂堂的总团秘书,在城里买山芋,说明是不是早饭吃不饱?再说是边走边吃,影响很坏呀!
一席话说得大家瞠目结舌。
省委书记也发怵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身上有战争年代留下的16个枪眼,身体虚弱。但他在1964年受到中央“不蹲点、犯官僚主义”的批评后,即化名江淮,在句容天王公社蔡苍大队蹲点。冬天戴个老头毡帽,与老农无什么区别。他一贯爱护干部,“廿三条”下达后,他讲了许多保护基层干部的意见,听的人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时我在总团办公室,经常为他整理讲话记录,并向他请示“可否印发”?他常常皱着眉头说,讲过就算,不要随便印书面的东西。中央还在讲“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呢!副团长李楚也说,你们年轻人不知厉害,白纸黑字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悄悄对我说:“江政委刚吃了少奇同志的批评,不要给他添乱了。”李楚还对我讲了他自己在“三查三整”中半天劳动半天检查的经历,要我们年轻人“当心”。
尽管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但从“四清”中整“走资派”一直整到生产队长的情况来看,党内斗争那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风声鹤唳了。
西边的“板牙”
“四清”中,太仓叶群搞的“学毛选经验”在江苏全省推广。当时在沙溪公社洪泾大队有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顾阿桃,一个是残疾青年沈玉英。顾是一位文盲妇女,在作学毛选报告前,工作人员为她画了一本图册作为提示。如讲到干部要做表率,就画一个火车头,提示她讲“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记得顾阿桃亲口讲的一个趣事:在一个演讲内容上要讲到“西班牙”,画册上就画了一个大牙齿。因江南人讲盘牙为“板牙”。她就记住了:“我嘴巴里西边有一颗板牙,这就是西板(班)牙呀!”当时我们听了都忍俊不禁。画者画得出,讲者想得出,真可谓挖空心思了。顾、沈其实都是淳朴的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大潮中只能任由大人物摆弄。
(作者为原江苏省农村工作部部长、省政协秘书长)
查工作队员“六父六母”
工作队员下乡前,先要自身“四清”一番。其中要查成份,涉及“六父六母”,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父叔母、姑父姑母、舅父舅母等。家族中有“杀、斗、关、管”者,队员就要清退。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一直到“廿三条”(即《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下达,说“工作队员不一定要十分干净”,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六父六母”都那么“纯”,十人中难有二、三。
首次提出整“走资派”
毛主席在驳斥了刘少奇等提出的“四清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后,首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见“廿三条”)。工作队一下村,先搞“扎根串连”,寻求最穷的贫户农家作“根子”和“种子”。句容总团在城东杨家巷。大队支书杨家旺被“揪”出来作为“走资派”,原因是三年困难时期多吃了几根油条等等。工作队长(氵菐)家有觉得实在没有什么材料可批判,开了两次斗支书的批判会后就停歇了,却被总团察觉,批评其为右倾。当时(氵菐)的领导、宜兴县委书记徐界清说了一句牢骚话:“团部就在杨家巷,好比煮饭,靠锅先糊。”于是又批判了一阵“靠锅先糊论”。
句容全县两万多名“四清”工作队员如大军压境,一下基层就开展“封帐、封仓”等斗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都被靠边站,对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搞逼供信。当时我们最怕半夜电话铃响,往往就是报告社队干部自杀的消息。“四清”期间全县共有82人自杀。直到“廿三条”下达后情况才有好转。
京果粉和热水袋
句容工作团里,京官不少。按当时“桃园经验”的规矩,领导人都化名蹲点。陈毅的夫人张茜化名陈英。那年冬天奇冷,张茜住在城东公社铃塘大队的草屋里。地委书记李楚(时任句容工作团第一副团长,“文革”中被斗自杀)叫我为张茜买点京果粉(一种糯米粉茶食,重油重糖,现今少有人吃),作为宵夜。张茜吃后称赞说,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又为她买了一个“永”字牌热水袋暖暖手。她也很高兴,说“为农民打针,先把手焐热了好”。村上农民见到这么一位大眼睛美丽的女干部,都与她十分亲热,喊她“陈同志”。后来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和夫人访华,中央要张茜回京陪同,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句容。村民这才晓得她原来就是陈毅夫人张茜同志。
鹅肠子炒咸菜
一天清晨,天王公社前进大队工作队长、镇江地委副书记刘耀华(“文革”中自杀未遂,但伤了元气,不久病逝)打来电话请示:按规定,工作队不准吃鸡鱼肉蛋(后又改为“鱼肉禽蛋”),房东老太过意不去,当地有腌成鹅的习惯,而且食油紧张,早饭菜就用鹅肠子炒了咸菜,怎么办呢?能不能吃呢?
接电后我就去敲团长欧阳惠林的门。他刚起床,手里端着尚未倒掉的痰盂。我向他请示,他就端着个痰盂,踱起方步来,口里喃喃着:鹅肠子炒咸菜,鹅肠子炒咸菜……
我提醒他,电话还未挂,刘书记等答复呢!他忽然醒悟,叫我把隔壁的第一副团长李楚找来商量。李楚问明情况后笑说,那还不简单!咸菜照吃,鹅肠子一筷不准动!欧阳团长豁然开朗,称赞说:“不愧是老李,长期在基层工作,就是有办法!”
问题总算迎刃而解。欧阳老至今健在,这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人已经97岁了。
两个烘山芋
工作队纪律严明,密报检举制度也十分健全。一天,工作团副团长吴山接到报告:“城镇分团发现总团办公室有个戴眼镜秘书模样的人,买了两个烘山芋,边走边吃,并将其中一个山芋给与他同行的一干部模样的人吃。”
吴山(时兼任六合地委书记)当即问办公室:“谁进城了?”查询“戴眼镜”者是谁。
稍顷,“戴眼镜”的张秘书从城里回来,大家盯着他看。他说,山芋又不属“鱼肉禽蛋”,不违纪呀!
吴山笑笑说,这个问题嘛,说大也不大;但说小也不小。一个堂堂的总团秘书,在城里买山芋,说明是不是早饭吃不饱?再说是边走边吃,影响很坏呀!
一席话说得大家瞠目结舌。
省委书记也发怵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身上有战争年代留下的16个枪眼,身体虚弱。但他在1964年受到中央“不蹲点、犯官僚主义”的批评后,即化名江淮,在句容天王公社蔡苍大队蹲点。冬天戴个老头毡帽,与老农无什么区别。他一贯爱护干部,“廿三条”下达后,他讲了许多保护基层干部的意见,听的人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时我在总团办公室,经常为他整理讲话记录,并向他请示“可否印发”?他常常皱着眉头说,讲过就算,不要随便印书面的东西。中央还在讲“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呢!副团长李楚也说,你们年轻人不知厉害,白纸黑字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悄悄对我说:“江政委刚吃了少奇同志的批评,不要给他添乱了。”李楚还对我讲了他自己在“三查三整”中半天劳动半天检查的经历,要我们年轻人“当心”。
尽管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但从“四清”中整“走资派”一直整到生产队长的情况来看,党内斗争那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风声鹤唳了。
西边的“板牙”
“四清”中,太仓叶群搞的“学毛选经验”在江苏全省推广。当时在沙溪公社洪泾大队有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顾阿桃,一个是残疾青年沈玉英。顾是一位文盲妇女,在作学毛选报告前,工作人员为她画了一本图册作为提示。如讲到干部要做表率,就画一个火车头,提示她讲“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记得顾阿桃亲口讲的一个趣事:在一个演讲内容上要讲到“西班牙”,画册上就画了一个大牙齿。因江南人讲盘牙为“板牙”。她就记住了:“我嘴巴里西边有一颗板牙,这就是西板(班)牙呀!”当时我们听了都忍俊不禁。画者画得出,讲者想得出,真可谓挖空心思了。顾、沈其实都是淳朴的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大潮中只能任由大人物摆弄。
(作者为原江苏省农村工作部部长、省政协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