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视域下计算机使用的健康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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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健康中国”背景下,基于CFPS2018成人问答卷的样本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对居民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收入阶层有显著的个体异质性。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个人和企业层面要树立大健康观念,加大健康资本投资;政府和社会应着力缩小贫富差距,阻止健康鸿沟进一步扩大,并且均衡发展高质量的医疗卫生事业,同时积极发展健康产业以促进健康与经济协同增长。
  关键词:健康中国;计算机使用;健康状况;倾向得分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F404.3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1.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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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的使用和普及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使用计算机的群体数量也急剧增加。根据2019年8月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的网民数量规模达到了8.54亿人次,其中需要使用计算机进行工作的员工超过1亿人次。如此庞大的群体是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社会报道以及经验认识不断显示,由于快速消耗健康资本换取金钱资本,该类人群的身体过早地进入“亚健康”状态。如此快速的健康资本的消耗不仅缩短了从业时间,还限制了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力,给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健康问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中国的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人民健康始终被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我国面临多重健康影響交织,人民群众对多层次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局面,健康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民生福祉问题。在此背景下,直面这一群体性的健康问题,并研究该类群体健康状况与其职业性质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人民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力资源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学者何海地[1]较早地关注计算机使用对健康状况影响,作者依靠经验证据指出计算机的使用对健康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长期使用计算机对健康造成了危害。孟迎春等[2]、王海泉等[3]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出计算机的使用与颈椎病相关。与国内学者研究类似,近年来国外学者大部分也是基于试验数据,研究计算机的使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Abida Ellahi等[4]基于120名员工和学生的样本,研究计算机的长期使用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每天使用电脑超过4小时以上的员工更容易遭受健康障碍。Rujijan Vichivanives[5]以大学的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在组织提供了较好的计算机设备的情况下,使用计算机的大多数人出现身体不适,结果表明员工的健康问题与使用计算机的行为是相关的。Waseem Saad Nsaif[6]关注电子产品的大量使用给儿童带来的副作用,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导致头痛失眠等症状的发生,在心理上会引发自闭症、压力或者过度活跃等。Francesco C.Billar等[7]研究了计算机的使用对睡眠造成的影响,并指出高速的互联网使用降低了睡眠的持续时间和满足感。Ji-Woo Lee等[8]通过评估50名初始健康状况相似的大学生,在不同程度的玩游戏之后的身体健康差异发现过度使用电脑对身体和眼睛具有负面的影响。
  可以看出,学界关于计算机的使用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方向,较多集中在医学、社会学、图书馆情报学等领域,其中部分研究基于试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有采用特定范围内的调查问卷进行探索研究,但多数文献都是基于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观察,并没有给出影响程度的具体数字;而且参与试验的数据量较小,且数据范围不够广泛,代表性稍显不足。为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本文从健康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行为经济学研究范式,研究影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环境。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全国31个省市区选取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的人群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计量方法,对计算机的使用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研究设计
  1.1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在参考杨克文等[9]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对于研究对象的信息要求,选取2018年9月发布的CFPS2018成人卷数据库,对不符合要求的样本以及缺失值进行处理,最终获得了7642个样本。
  1.2模型建立
  本文旨在研究在工作中需要使用计算机的员工的职业性质是否对其健康造成了影响,考虑到各式各样的职业性质,选取该类人群的共同点即计算机的使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此计算机的使用不仅仅代表是否使用计算机这一单纯概念,也代表了对该类群体因使用计算机所有相同工作性质变量的概括,比如工作的高强度、快节奏、对身体健康的损耗等等。
  基于上述分析,设定使用计算机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的回归方程为:
  其中,被解释变量Hi代表健康状况,i代表个体样本;核心解释变量compui是一个二元的虚拟变量,表示受访者i是否使用计算机;控制变量Xi代表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婚姻、学历等);compui的系数β代表计算机的使用对健康的影响程度,εi是误差项。
  分析工作中使用计算机对健康状况的影响问题,实际上是对比使用计算机的人和不使用计算机的人之间健康状况的差距,但是受访者是否使用计算机本身会存在自选择问题,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人就会做出不同选择。除此之外,在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时,因为每个人的初始条件并不相同,因此会产生一定的自选择问题。基于以上情况,本文使用反事实估计推断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来估计计算机的使用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PSM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匹配再抽样的方法,得到反事实的结果,进而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10]。使用计算机人员组(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reated,ATT),不使用计算机的人员(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ed effect on the untreated,ATU),和总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ed effect,ATE)分别是:
  其中P(Xi)就是倾向得分,可以通过构建Logit或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第二,根据得到的倾向得分进行匹配平衡性的检验,处理组与控制组匹配上不存在显著的偏差就是较好的结果。
  第三,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将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配对,计算出计算机使用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如公式(6):
  2.1基准模型Ordered Probit回归分析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五分类变量,首先采用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估计使用计算机工作对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计算机的使用对身体健康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3.2分地区讨论
  为了分析计算机的使用对不同区域人员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东中西部划分的标准,分别估计了计算的使用对不同区域的人员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
  从研究结果来看,影响效应的大小依次是中部>东部>西部,其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影响效应为负值,这与总样本估计得到的影响效应为负相一致,但是相比总样本效应小很多且不显著;东部的影响效应也均为负值,大于西部的平均影响效应,但是也均不显著。得到的估计结果最好的是中部的样本,其中近邻匹配法得到的平均影响效应是-0.2019,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半径匹配法得到的平均效应是-0.2021,在1%的水平下显著,核匹配法估计的平均效应为-0.1869,在5%的水平下显著,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影响效应的均值为-19.69%,明显的大于总样本回归得到的平均影响效应-11.44%,即计算机的使用将使身体健康状况下降19.69%,这说明,相比于东部和西部,中部地区的群体身体健康状况更容易受到计算的使用的影响。
  之所以在不同区域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东中西部较大的社会嵌入因素的差异造成的,如健康文化层面的差异,健康认知层面的差异,社会经济层面的差异,结构和关系层面的差异等。如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居民的健康素质和健康意识较高,因而比较注重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和调节,而西部地区的居民则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工作强度差异不大,因而健康状况的差异也不太明显[11]。
  4结论与建议
  首先采用Ordered Probit进行基准回归发现,计算机的使用将显著的导致身体健康状况下降;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自选择之后,计算机的使用依然显著的负向影响身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计算机的影响总效应为11.44%。
  随后分年龄对计算机使用的健康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对该影响程度在40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人群分别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该效应在年龄小于40岁的人群中更为显著。说明在使用计算机进行工作的群体中,年龄小于40岁的人员的健康资本消耗较快。其次分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在东部、中部、西部的群体中对计算机使用的健康效应估计发现,只有中部的效应显著,而且大于总样本的效应;其中东部使用计算机的人群的比例达54%,但是计算机使用的健康效应在东部地区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也不显著;说明在东部发达地区人们对健康的投资有效的对冲了健康的消耗,西部地区则由于生活生产方式等原因人均健康差异不大,因而计算机使用的健康效应并不显著;中部地区之所以显示出较为严重的计算机使用的健康效应,一方面是因为中部地区生活节奏快、工作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相比于东部地区,居民的健康意识较为落后,医疗资源紧缺以及健康产业欠发达导致。最后根据样本收入的均值38990.23元分界:低于人均收入的群体和高于人均收入的群体,结果显示在低收入群体中,计算机对健康的影响效应同样不显著,而在高于人均收入的群体中计算机的影响效应达到了-12.44%,说明了使用计算机的高收入群体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健康形势。   習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为促进新时代“健康中国”伟大事业的建设,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1)进一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加大健康资本投资。健康作为一种耐耗的资本品,不能过度消耗健康而不进行健康的投资[12],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年龄在40岁以下的群体工作需要使用计算机的比例达到了58.64%,超过一半的人身体健康状况正在受到因为工作性质带来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从业人员个人要从自身提高健康意识,在做出一些行为决策时向促进健康方向倾斜,用健康投资带来的增量来抵消在工作中的健康资本的快速消耗,从而实现个人健康资本账户的保值增值[13]。企业要扩大关注员工身体的健康状况,践行健康服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着眼于长远利益,以健康的人力资本释放的生产潜力,得到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14]。
  (2)着力缩小贫富差距,阻止健康鸿沟进一步扩大。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在计算机使用和不使用的人群中没有显著的健康差异,但是人均健康状况却不如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这说明虽然经济发达地区拥有较好的公共医疗资源和较为发达的健康产业,但是由于同时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高收入的群体可以加大健康的投资,享受城市提供的提高健康的服务,如报名健身训练课程,报名体育运动,改善膳食营养等;但是对低收入群体来说,迫于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的压力,无暇顾及身体健康状况,通过消耗自身的健康资本来换取金钱资本,从而导致身体健康处在较差的状态,贫富鸿沟转变成健康的巨大鸿沟,说明收入差距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15],为此政府部门应着力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收的提高,加大分配调节机制力度,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以缩小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健康鸿沟。
  (3)全面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均衡公平发展。从样本数据来看,中部人均工资低于全地区平均水平,较低的工资以及较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健康发展,同时较为紧缺的相对落后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更加加剧了这一现状。因而,在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和提高卫生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倡导下,中部地区的省份要扩大公共医疗资源,加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力度,深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充分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一方面使从业人员在较为激烈的工作环境下拥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缩小与东部省份之间的公共医疗资源差距,能够有效地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4)积极发展健康产业,促进健康与经济协同增长。在倡导全民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背景下,中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健康产业的发展,在健康需求较为强烈的区域发展健康产业,通过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需要健康投资的上班族提供基础设施和锻炼场所,进一步促进全民的健康投资意识,同时以健康产业的发展将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16]。政府也应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通过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和健康关口前移,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协调发展。
  注释:
  ①http://www.cac.gov.cn/pdf/20190829/44.pdf
  ②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713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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