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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号下午两点，复旦毛主席像前涌来一拨学生家长，女人们忽然向雕像跪下，哭喊声在发烫的空气里粘滞微弱。周围警察在忙着警戒，车和学生不得靠近。
杨珖说，这是她一个多月来最感无力的时刻。杨母回忆，女儿站在复旦校门下，满脸是泪，“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学校。”
被剔除的5个
一个半月前，杨珖、徐豪、伍婷、钱蕊颖、焦美琪签收了复旦的插班生预录取通知书——今年9月，他们呆了一年的学校，二本，将变成过去式，他们会走进复旦。
一切从钱蕊颖无意间获知的一个消息开始急转直下——她打电话给复旦，被告知因为招生简章说明只招第一批次的学生，而她是二本，所以录取资格被取消；她开始在插班生贴吧里发帖，让剩余人了解到事态的转变；也是因为这个帖子，他们习惯性地称自己为“那五分之一”。
可是，复旦曾在之前多封校长回信及邮件答复中，白纸黑字地说明二本学生拥有报考复旦插班生的资格。6月21号，5个家长带着证据，信心满满地找到了学校。
7月4号，家长再次来到学校，整个工作组避而不见，家长们从白天等到夜晚，再从天黑熬到天亮；第二天，复旦校方在约定会谈的12点半再次上演集体消失，绝望之下的家长们选择了这种方式——跪在毛主席像前哭诉。随后因为酷热，更因为关注度寥寥，家长们转移到门口，母亲们开始在地上静坐，身边站着公安。
家长们的行动似乎开始发挥效力——4点钟，校方通过公安，答应见面开会。
会谈结束后，家长们有点开心地离开。有两个主要方案被列入考虑，下一年再转入复旦，或是复旦帮助安排进入华东师大——上海另一所985高校。
“我想华师大也不错嘛。”杨父回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天真。”
7月12号，家长们再次来到学校，感觉气氛不对：整个学校如临大敌，有很多警察，救护车也来了，两个医生随时待命。
果然，复旦换了一批人和他们谈，原来插班生招生小组的人全都不见了，一群退休老教授向他们宣布，之前提出的方案全部被否决，唯一可能的补偿是帮他们争取在原来的学校转更好的专业，或者二本学校之间“也许可以动一动”。
家长们懵掉了。
与此同时，留守家里的孩子收到了来自复旦的快递：取消预录取资格通知书，落款日期是7月6号，上次谈判后的第二天。复旦还安排慈祥的教授们打电话给这些学生宽慰和劝解。“他们后来跟我们说，学生都答应了，家长就不要闹了。”杨父说，“我都有录音的。堂堂复旦哦。”
7月24号，记者拨通了陆昉副校长的电话，陆一口拒绝了采访。之后，复旦宣传处迅速打电话过来：“我们没有失误。招生简章上这么说，就是没错的。”
考插生们
上海的插班生政策距今已有12年。
2000年，上海市教委本着鼓励优等学生成才等目的，先后允许复旦大学等多家重点高校招收插班生。凡上海市普通高校在读的全日制一年级本科生，完成第一学年学习并且成绩全部合格，都可以参加插班生考试。招生简章由试点高校向社会公布。被录取的新生经审核办理转学手续，毕业时被授予所转学校的文凭。
这条路，被不少学生视为比复读更好的选择。在上海最负盛名的插班生辅导机构里，插班生考试被称为“第二次高考”。
复旦从2000年开始招收插班生，一年不落。2010年曾一度公示今后不再招收插班生，但公示在一天后撤下，下一年继续招取插班生——凡上海市普通高校在读的全日制一年级本科学生皆可报考。
于是就到了故事最初的起点。
2011年夏天，5个孩子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跌进了二本，“这些孩子都是高考的失意者。”杨父说。
伍婷在家乡读的是最好的文科培优班，只有28人。25人考得很理想，剩下3个，两个复读，伍婷来到上海，考插班生。
有同样经历的还有杨珖，她考进了上海一所不错的二本，杨珖所在的高中是上海四大名校之一。
5个人同时选择了考插班生这条路。一整年，他们学英语背单词：六级、托福、GRE，学竞赛水平的高数，研究文综理综。杨珖瞒住同班同学，因为“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徐豪则逢人就介绍，最后寝室里6个人有4个人参加考试。这个93年出生的大男孩，高高瘦瘦，一个月前他还在为被复旦预防医学专业录取欣喜不已。
徐豪没想到自己会落入二本，被录取的志愿是母亲给填的，一个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不喜欢，非常非常不喜欢。
所以他要考插班生，不仅为了从二本跨进一本，也为了离开现在这个学校。
被问起二本和一本的区别，他格外坦率：“考插班生就是考面子，辅导班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说白了，考复旦就是让别人能看到你的文凭，985，211。”
于是，他在暑假里就开始上课，进了大学继续，背单词，学理综。他和宿舍的一个哥们儿结成了最铁的考插联盟，上课时看考插的资料，下课了一起泡图书馆。
最难熬的时候是寒假，英语老师布置了一堆作业，超高难度。他想起了这个老师说的一句话：考插就是一种自虐。后来那哥们考上了华师大，他考上了复旦——“但我被拒录了。”他迅速补上。
说起复旦当时招生简章里写明限第一批次报考的问题，徐豪有点神经大条地表示，4月13号看到报名系统里有自己的学校就报了，没想太多。
另4个女孩却经历了一次小小的煎熬——复旦4月7号公布招生简章，伍婷亲自去复旦找教务处老师谈，杨珖给教务处和校长信箱写信，情真意切，言辞动人。
曙光在4月10号出现，在邮件和校长信箱的回复中，“我们已经决定允许上海市公立的本科院校一年级学生均可报名参加我校插班生考试”，虽是个病句，可看起来让人喜上心头；校长信箱的回复是公开的，消息传到插班生辅导机构，老师們也宣布了喜讯。姑娘们放下心，在报名系统中勾出自己的院校，填下自己的名字。
只是招生简章和报名表里“只限第一批次”的字样迟迟没有删除，这个所有人都忽略的细节，成为事件里最大的bug。
后来，这4个女孩考取了，杨珖还是报考专业的总分第一。徐豪也通过了复试。 5月29号，徐豪请了假去复旦签预录取协议，他兴致勃勃地拿起协议书收好——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有一天，这张薄纸会被郑重其事地送去公证，和其他证据一起，成为5个家庭紧紧抓住的稻草。
那段时间徐豪春风得意马蹄疾。可是没过多久，传来消息，复旦取消了这5个二本学生的录取资格，理由就是招生简章上那几个字——“只限第一批次”。
焦美琪从实习地匆忙赶回，她去了复旦，被教训，“你是二本学校的，怎么有资格考复旦？”哭着回来，她开始逐个联系另外4人，大家接上头，家长介入，就出现了上文一系列交涉——或者说抗争。
被问起今后是否还愿意进复旦，只有钱蕊颖表示不愿也不敢再进复旦，另外4双眼睛里依然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傲慢与卑微
说起这一个月来的遭遇，杨父笑得很多，说到荒谬处，笑声渐高，直到坐在对面的杨母双目红红。这时，钱妈妈脸白白，惨淡笑说，我们的眼泪都流干了。
他们和复旦插班生招生组组长、副校长陆昉没见过几次。6月21号是一次集体见面，家长们出示证据后，陆忽然变得尴尬，打了模棱两可的哈哈，声称要再考虑考虑，调查一下。
两周后，家长们在校门口静坐，招生组终于答应见第二次。会上，让家长兴奋不已的两个方案，在后面看来，更像是缓兵之计。现场从手机里调出留给家长的号码，此后的一周都在关机状态。
“我太天真了。”杨父又笑，这句话，一整晚被杨父重复了近十次。
“有复旦教授跟我们说，这就像一个足球比赛，裁判判错了，我们只能处罚这个裁判，但比赛结果不能改了。”
“上海市政府我也找过，市长信箱也写过，市长信箱后来把这封信转给上海市教委，教委看到是复旦的，转给复旦，复旦回复市政府，此事我们不受理。市长信箱就这样回复我，说：复旦不受理。”
之前，楊父还是一个平淡的白领，搞电脑，喜欢摄影，喜欢在微博上说起女儿。事情发生之后，他才忽然感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渺小和无力，“就像蚂蚁和大象”。
徐豪的妈妈55岁，已退休。对徐豪的高考意外仍耿耿于怀，提起便哽咽不已，“我们从来没有不承认我们自己是二本啊？这不是择优录取，这是分三六九等！”
他们找过律师，找过仲裁，甚至还找过一些媒体。在7月13号后，徐豪他们每天的生活变成了这样：起床，抱着电脑，打开浏览器，微博天涯人人网全开，不断转发，求人转发，私信大V，回复网友。
微博上被做成图片的事件概述永远都在这5个家庭的小圈子里转发，大V们@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有结果，杨父急了，花钱买了水军，创造了两千多次的转发记录——“可是，还是传播不出去，那些人都没有粉丝的。”
只有在说起孩子们刚刚被录取时，低沉的气氛才忽然活泼起来，“我连同事的饭都请吃了好几次！”“前两天还有朋友打电话说啊呀你孩子真是……”如果不是随即陷入的一片愁云惨雾，你一定会以为，那一刻他们真的忘记了烦恼。
和几个家庭同时谈的那个晚上，说完了该说的一切，告别时，母亲们忽然变得慌张而焦虑，站起身来，嘴里嗫嚅着。出门，回头，她们站在高亮度的射灯灯光里，明晃晃的，呆着脸。
杨珖说，这是她一个多月来最感无力的时刻。杨母回忆，女儿站在复旦校门下，满脸是泪，“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学校。”
被剔除的5个
一个半月前，杨珖、徐豪、伍婷、钱蕊颖、焦美琪签收了复旦的插班生预录取通知书——今年9月，他们呆了一年的学校，二本，将变成过去式，他们会走进复旦。
一切从钱蕊颖无意间获知的一个消息开始急转直下——她打电话给复旦，被告知因为招生简章说明只招第一批次的学生，而她是二本，所以录取资格被取消；她开始在插班生贴吧里发帖，让剩余人了解到事态的转变；也是因为这个帖子，他们习惯性地称自己为“那五分之一”。
可是，复旦曾在之前多封校长回信及邮件答复中，白纸黑字地说明二本学生拥有报考复旦插班生的资格。6月21号，5个家长带着证据，信心满满地找到了学校。
7月4号，家长再次来到学校，整个工作组避而不见，家长们从白天等到夜晚，再从天黑熬到天亮；第二天，复旦校方在约定会谈的12点半再次上演集体消失，绝望之下的家长们选择了这种方式——跪在毛主席像前哭诉。随后因为酷热，更因为关注度寥寥，家长们转移到门口，母亲们开始在地上静坐，身边站着公安。
家长们的行动似乎开始发挥效力——4点钟，校方通过公安，答应见面开会。
会谈结束后，家长们有点开心地离开。有两个主要方案被列入考虑，下一年再转入复旦，或是复旦帮助安排进入华东师大——上海另一所985高校。
“我想华师大也不错嘛。”杨父回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天真。”
7月12号，家长们再次来到学校，感觉气氛不对：整个学校如临大敌，有很多警察，救护车也来了，两个医生随时待命。
果然，复旦换了一批人和他们谈，原来插班生招生小组的人全都不见了，一群退休老教授向他们宣布，之前提出的方案全部被否决，唯一可能的补偿是帮他们争取在原来的学校转更好的专业，或者二本学校之间“也许可以动一动”。
家长们懵掉了。
与此同时，留守家里的孩子收到了来自复旦的快递：取消预录取资格通知书，落款日期是7月6号，上次谈判后的第二天。复旦还安排慈祥的教授们打电话给这些学生宽慰和劝解。“他们后来跟我们说，学生都答应了，家长就不要闹了。”杨父说，“我都有录音的。堂堂复旦哦。”
7月24号，记者拨通了陆昉副校长的电话，陆一口拒绝了采访。之后，复旦宣传处迅速打电话过来：“我们没有失误。招生简章上这么说，就是没错的。”
考插生们
上海的插班生政策距今已有12年。
2000年，上海市教委本着鼓励优等学生成才等目的，先后允许复旦大学等多家重点高校招收插班生。凡上海市普通高校在读的全日制一年级本科生，完成第一学年学习并且成绩全部合格，都可以参加插班生考试。招生简章由试点高校向社会公布。被录取的新生经审核办理转学手续，毕业时被授予所转学校的文凭。
这条路，被不少学生视为比复读更好的选择。在上海最负盛名的插班生辅导机构里，插班生考试被称为“第二次高考”。
复旦从2000年开始招收插班生，一年不落。2010年曾一度公示今后不再招收插班生，但公示在一天后撤下，下一年继续招取插班生——凡上海市普通高校在读的全日制一年级本科学生皆可报考。
于是就到了故事最初的起点。
2011年夏天，5个孩子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跌进了二本，“这些孩子都是高考的失意者。”杨父说。
伍婷在家乡读的是最好的文科培优班，只有28人。25人考得很理想，剩下3个，两个复读，伍婷来到上海，考插班生。
有同样经历的还有杨珖，她考进了上海一所不错的二本，杨珖所在的高中是上海四大名校之一。
5个人同时选择了考插班生这条路。一整年，他们学英语背单词：六级、托福、GRE，学竞赛水平的高数，研究文综理综。杨珖瞒住同班同学，因为“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徐豪则逢人就介绍，最后寝室里6个人有4个人参加考试。这个93年出生的大男孩，高高瘦瘦，一个月前他还在为被复旦预防医学专业录取欣喜不已。
徐豪没想到自己会落入二本，被录取的志愿是母亲给填的，一个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不喜欢，非常非常不喜欢。
所以他要考插班生，不仅为了从二本跨进一本，也为了离开现在这个学校。
被问起二本和一本的区别，他格外坦率：“考插班生就是考面子，辅导班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说白了，考复旦就是让别人能看到你的文凭，985，211。”
于是，他在暑假里就开始上课，进了大学继续，背单词，学理综。他和宿舍的一个哥们儿结成了最铁的考插联盟，上课时看考插的资料，下课了一起泡图书馆。
最难熬的时候是寒假，英语老师布置了一堆作业，超高难度。他想起了这个老师说的一句话：考插就是一种自虐。后来那哥们考上了华师大，他考上了复旦——“但我被拒录了。”他迅速补上。
说起复旦当时招生简章里写明限第一批次报考的问题，徐豪有点神经大条地表示，4月13号看到报名系统里有自己的学校就报了，没想太多。
另4个女孩却经历了一次小小的煎熬——复旦4月7号公布招生简章，伍婷亲自去复旦找教务处老师谈，杨珖给教务处和校长信箱写信，情真意切，言辞动人。
曙光在4月10号出现，在邮件和校长信箱的回复中，“我们已经决定允许上海市公立的本科院校一年级学生均可报名参加我校插班生考试”，虽是个病句，可看起来让人喜上心头；校长信箱的回复是公开的，消息传到插班生辅导机构，老师們也宣布了喜讯。姑娘们放下心，在报名系统中勾出自己的院校，填下自己的名字。
只是招生简章和报名表里“只限第一批次”的字样迟迟没有删除，这个所有人都忽略的细节，成为事件里最大的bug。
后来，这4个女孩考取了，杨珖还是报考专业的总分第一。徐豪也通过了复试。 5月29号，徐豪请了假去复旦签预录取协议，他兴致勃勃地拿起协议书收好——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有一天，这张薄纸会被郑重其事地送去公证，和其他证据一起，成为5个家庭紧紧抓住的稻草。
那段时间徐豪春风得意马蹄疾。可是没过多久，传来消息，复旦取消了这5个二本学生的录取资格，理由就是招生简章上那几个字——“只限第一批次”。
焦美琪从实习地匆忙赶回，她去了复旦，被教训，“你是二本学校的，怎么有资格考复旦？”哭着回来，她开始逐个联系另外4人，大家接上头，家长介入，就出现了上文一系列交涉——或者说抗争。
被问起今后是否还愿意进复旦，只有钱蕊颖表示不愿也不敢再进复旦，另外4双眼睛里依然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傲慢与卑微
说起这一个月来的遭遇，杨父笑得很多，说到荒谬处，笑声渐高，直到坐在对面的杨母双目红红。这时，钱妈妈脸白白，惨淡笑说，我们的眼泪都流干了。
他们和复旦插班生招生组组长、副校长陆昉没见过几次。6月21号是一次集体见面，家长们出示证据后，陆忽然变得尴尬，打了模棱两可的哈哈，声称要再考虑考虑，调查一下。
两周后，家长们在校门口静坐，招生组终于答应见第二次。会上，让家长兴奋不已的两个方案，在后面看来，更像是缓兵之计。现场从手机里调出留给家长的号码，此后的一周都在关机状态。
“我太天真了。”杨父又笑，这句话，一整晚被杨父重复了近十次。
“有复旦教授跟我们说，这就像一个足球比赛，裁判判错了，我们只能处罚这个裁判，但比赛结果不能改了。”
“上海市政府我也找过，市长信箱也写过，市长信箱后来把这封信转给上海市教委，教委看到是复旦的，转给复旦，复旦回复市政府，此事我们不受理。市长信箱就这样回复我，说：复旦不受理。”
之前，楊父还是一个平淡的白领，搞电脑，喜欢摄影，喜欢在微博上说起女儿。事情发生之后，他才忽然感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渺小和无力，“就像蚂蚁和大象”。
徐豪的妈妈55岁，已退休。对徐豪的高考意外仍耿耿于怀，提起便哽咽不已，“我们从来没有不承认我们自己是二本啊？这不是择优录取，这是分三六九等！”
他们找过律师，找过仲裁，甚至还找过一些媒体。在7月13号后，徐豪他们每天的生活变成了这样：起床，抱着电脑，打开浏览器，微博天涯人人网全开，不断转发，求人转发，私信大V，回复网友。
微博上被做成图片的事件概述永远都在这5个家庭的小圈子里转发，大V们@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有结果，杨父急了，花钱买了水军，创造了两千多次的转发记录——“可是，还是传播不出去，那些人都没有粉丝的。”
只有在说起孩子们刚刚被录取时，低沉的气氛才忽然活泼起来，“我连同事的饭都请吃了好几次！”“前两天还有朋友打电话说啊呀你孩子真是……”如果不是随即陷入的一片愁云惨雾，你一定会以为，那一刻他们真的忘记了烦恼。
和几个家庭同时谈的那个晚上，说完了该说的一切，告别时，母亲们忽然变得慌张而焦虑，站起身来，嘴里嗫嚅着。出门，回头，她们站在高亮度的射灯灯光里，明晃晃的，呆着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