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高铁回上海，中途要停站了，车厢里就会响起咬音标准的女声广播：“高铁车站的月台上是禁止吸烟的，请乘客们配合……”可是，列车一停稳，每扇车门都会涌出一群瘾君子，个个嘴上一明一暗，月台上烟气腾腾，乘务员和警察站得远远的，好像没看见。一路十几个站，站站如此。我自己不抽烟，却颇同情这些违法者：你政府把烟草业搞得那么财大气粗，满世界都是卖香烟的店，却在高铁站的月台上禁烟，太不配套了吧？更何况，13个小时的车程啊，怎么憋得住？
　　到处是这样的不配套。数十万上海市民的轿车，都挂着外省市的牌照，这明显是违法的，但上海所有的车行，都替购车者申办外地的牌照，一出市中心，更可见各式醒目的广告，说可以替外地牌照的本地车代办年检：整个成了一门生意，堂而皇之。
　　上海的“摩的”，据说最多时有几万辆，现在也还有不少，全都是“非法载客”，早晚高峰的时候，它们在大街小巷穿梭往来，管它红灯绿灯，嗖的一下就过去了。路口就站着警察，视若无睹。
　　违法改装的电动车，数量就更多了，现在政府说要逐车登记，可过去十多年，那么多工厂制造改装车，那么多商店销售改装车，那么多市民骑着改装车来来往往，管理部门都没看见？
　　交通之外也是一样。街边的小食摊，屋里屋外的搭建物，电脑软件的版权，购房者的就业证明，乃至大学研究经费的报销：谁叫你从国外书店买书的？拿出租车票来抵充……都知道是违规和违法，但这正构成实际通行的“规”和“法”，执法者非但无视或默许，有时候还鼓励或指点大家这么做。
　　这结果就是：违法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就在被指点之下，拿出租车票充抵过在国外的购书款，我的那辆丰田车，更有长达12年，挂着一块昆山的牌照。不要说我守法意识薄弱，今日中国，谁敢说自己在某一方面，没有经常或持续地违过法？要想完全守法地生活，难啊！
　　也许草民之中，有人觉得占了便宜：违了法，得了利，却没事，爽！
　　但更爽的不是草民，而是手握执法权的人。既然人人都违过法，那就方便了，看谁不顺眼，我就对谁执一把法，尽管抓，没有判不了刑的……
　　当然，被执法的人多半不服，普遍的反应是：那么多人都违规，为什么单挑我？一旦看透了事情的真相，不服之外，还会添一层鄙视：如此选择性执法，太“小流氓”了。
　　不只是被执法者不服，执法者自己也心虚，他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哪一天轮到他自己成了被执法者—今日中国，这样的情况与日俱增，他虽无胆气鄙视，也是一样不服。
　　就这样，法律条文越来越多，有一些也断断续续被执行着，但这个执法的过程，却日益增进了双方对法律的轻蔑：“守不守法无所谓，关键是别得罪当官的！”“唉，还是后台不硬啊！”“法律有什么用，一纸空文！”一旦执法的过程，竟多是激起这样的反应，那就恕我直言，还不如不执法！谁要是把这样的过程也叫作“法治”，我就不免要怀疑，他居心不良。
　　人类社会千差万别，久远的过去就不说了，即便进入现代以来，也有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叫作“法律”的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只要大家不饿着，有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伦理在，有深刻洇渗这伦理的人情在，天下不会大乱的。
　　但今天的中国不一样，必须要讲法治了，哪怕我们知道，它其实也有很大的局限。没有法治这一道箍，单靠利益的平衡，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地球上，中国社会很难长久拢得住。
　　如果这么说大致不错，上文说的种种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守法的状况，就必须尽早改变，决不能让执法的过程，继续成为对法律的侮辱，决不能以法不责众的局面，继续滋养选择性执法的冲动。
　　怎么改？原则来讲，其实简单：一、立法的时候看清楚，想明白，不能一面不得不默许—甚至鼓励—做某事，一面却立法禁止它。二、一旦立了法，就要严格执行，就目前的国情来说，这严格的第一层含义是：从对执法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