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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柏是土生土长的江西寻乌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较早认识到农民运动重要性的党员之一，曾经领导过“三·二五”寻乌农民暴动。也是中共较早认识到创建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党员之一，并因此成为毛泽东的知音，其才华深得毛泽东的赏识。1930年5月，他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最后又用生命捍卫了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古柏；寻乌调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0)05-0012-05
毛泽东一生共有26位秘书，其中江华、贺子珍、谢觉哉、叶子龙、周小舟、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戚本禹、张玉凤等为国人所熟知，而毛泽东的第二任秘书古柏却鲜为人知。1930年5月，古柏协助毛泽东做“寻乌调查”，毛泽东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还提出了“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屋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群众路线，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期间，古柏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毛泽东为何选择古柏为“寻乌调查”的助手
(一)古柏是土生土长的寻乌本地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1906年1月，古柏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堑乡(今寻乌晨光镇)塘背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古光明是乡村私塾先生。因为家境贫寒，古柏很小就被送进外祖父家寄养，外祖父名叫梅洪馨，是寻乌大田乡的一个大地主。古柏天资聪慧，很小就深得外祖父的喜爱，外祖父让这位外孙和他的几个孙子一起进了位于寻乌县城的新式小学堂爱群小学读书。古柏才思过人而又虚心好学，特别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据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回忆，一次村里搞迎神赛会，大家请年少的古柏在庙门口题一副对联，古柏略加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对联：“占人田地，谋人妻子，残害鳏寡孤独，这样凶徒，任其烧香都无益；孝于父母，悌于兄弟，和睦乡里亲邻，若果良民，到来不拜也何妨”。对联表达了少年时代的古柏对豪绅恶霸的深恶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1920年，14岁的古柏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进入与寻乌县I临近的广东梅县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书。在这里，古柏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趋于激进，不久他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求学的寻乌籍激进青年一起创办了《寻乌》杂志，积极宣传进步思想。1924年，古柏参加了梅县广益中学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学潮，学潮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古柏等二百多名学生被迫退学。为了继续求学，古柏和一些进步学生创办了学艺中学，他们采取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的办法，除学习文化课程外，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学艺中学成了梅县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通过学习，古柏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从此他便拒绝了外祖父的资助，在古柏看来外祖父资助他的这些钱是剥削穷苦农民的血汗钱。随后，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
(二)古柏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较早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领导过“三·二五”寻乌农民暴动。
2925年5月30目，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古柏领导梅县学生声援五卅运动，这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同年12月，古柏在梅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古柏很快就成了梅县、寻乌两县的学生运动领袖，他组织在广东读书的寻乌青年成立了留粤校友会，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古柏又挑选留粤校友会中经过革命考验的激进青年，组织寻乌平民合作社，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
古柏还趁假期回家期间，抽空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据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回忆，有一位长辈曾经劝告古柏说：“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古柏，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听后，坚定地回答说：“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里有康庄大道可走?”这位长者惊讶地看着他，又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坚定地回答说：“信者不惧!”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古柏的故乡寻乌是江西最南端的一个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山高路险，土地贫瘠，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该地区因为贫富悬殊较大，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所以对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极为有利。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在外地求学的寻乌籍共产党员被派回家乡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古柏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受中共东江特委派遣回到寻乌，同往的还有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的邝才诚，年轻的共产党员刘维铲、刘维锷兄弟等。1927年冬，古柏联络这些共产党员在寻乌城外的潘茂修花园秘密集会，成立了寻乌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寻乌支部，由潘叶煌任支部书记，古柏、刘维铲为支部委员。
为了便于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古柏以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在寻乌城南的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并聘请当时颇有社会地位的开明绅士曾有兰为校长，许多共产党员到校担任教员，他们以教师的合法身份在课堂上巧妙地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古柏还凭着自己良好的文学素养，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演白话戏，借此向广大农民进行革命宣传。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古柏还在黄乡、车头、龙图、南桥、留车等地设立中山学校分校，为寻乌农民暴动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古柏利用在寻乌最有影响的封建迷信组织“三点会”作为扩大农民组织的公开形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古柏以“三点会”为掩护的秘密农民协会组织就发展到寻乌全县的许多地区。
1928年春，中共赣南特委指示中共寻乌支部，决定在全县举行农民暴动，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在寻乌的反动统治。暴动前，古柏做了周密的布置，他在寻乌全县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以刘维铲为总指挥，古柏、刘维锷等4人为副总指挥，暴动队分六路同时举行暴动，古柏负责指挥城郊四乡农民及中山中学学生攻打寻乌县城的一路。
3月25日黎明，寻乌暴动开始。古柏指挥暴动队员冲进县城南门，占领县署和电报局，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革命同志，反动县长弃城而逃，寻乌县城的暴动取得了胜利。暴动胜利后的第三天，即3月28日，寻乌、会昌、安远三县的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联合向暴动队伍疯狂反扑。在敌 强我弱的情况下，古柏率领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寻乌县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古柏召开各路暴动队伍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化整为零、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恢复革命的建议。大家同意了古柏的意见，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暂时回家，学生回校，暴动中的骨干分子则分散隐蔽，再次等待革命时机。在分散隐蔽的途中，刘维铲、刘维锷等暴动骨干分子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根据党的决定，古柏转移到广东梅县，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一职。
1928年夏，古柏根据党的指示从广东梅县回到寻乌，当时正值夏收时节，地主们都到田间向佃户逼租，群众对之恨之入骨，骂他们是“禾头鬼”，古柏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斗争。他联络“三·二五”暴动后失散的同志，在大田、兰田一带秘密恢复农协组织。大田的地主见佃户们不交租，就带着武装家丁到田间抢谷，贫苦农民在秘密农协的组织下，手持镰刀、禾杠、土枪、土铳，把地主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一斗争迅速扩展到寻乌全县。这就是古柏领导的有名的寻乌“禾头鬼”运动。
(三)古柏也是中共较早认识到创建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人之一。
经过“三·二五”暴动，古柏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以对抗反革命的武装。他从“三·二五”暴动队员中挑选出骨干分子，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游击队的武器来源一是收缴地主零散的枪支，二是用抓地主所得的罚款，到广东五华等地买枪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游击队就发展到六十余人，拥有枪支二十余支。这支队伍以阳天嶂大山为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反动地主武装。
1929年1月3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沿途游击来到寻乌葛蒲圩，古柏闻讯后从几十里外的游击区赶来迎接，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寻乌党组织领导革命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并指示古柏要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还从红四军中留下部分同志帮助寻乌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随后，古柏将原来的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部分同志，扩编为红军第21纵队，并以阳天嶂为根据地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及打土豪运动。
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寻乌的地主武装联合对古柏领导的红军21纵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古柏在从阳天嶂到龙廷、雁洋、李坑、留车一代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密切关注敌人的行动，只要敌人一出动，游击队就能及时转移，然后寻找时机伏击敌人。敌人见围攻不成，又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在阳天嶂周围驻扎军队，把上下山的通路封死，还到处张贴布告，以高达千元的赏格，五次悬赏通缉古柏。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红军21纵队的给养发生了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志产生了急躁的情绪，认为“困死不如拚死，干脆下山跟敌人拚了”，也有少数人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当时古柏的六弟古松在同敌人作战中刚刚牺牲，古柏强忍悲痛耐心地教育大家，启发那些有急躁情绪的同志：现在我们在山上，敌人对我们无计可施，如果我们现在下山拚命，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为了战胜困难，古柏领着大家打野兽，采野菜、野果充饥，晚上山里蚊叮虫咬，战士们睡不好觉，古柏就和一些同志轮流值班，用树枝给露宿的战士驱赶蚊虫。
在红军21纵队被围困，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1929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游击赣南闽西途中第二次经过寻乌，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古柏的红军21纵队摆脱了困境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要，在阳天嶂成立了寻乌县军事委员会，由古柏担任主任委员，中共寻乌支部也扩大为中共寻乌县委员会，由古柏任第一任县委书记。
(四)他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不惜分掉供养他读书的外祖父梅洪馨家的土地财产。
1929年冬，古柏为了扩大以阳天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率领红军21纵队开始消灭大田乡的地主武装据点。大田乡是寻乌县地主武装最强大、最顽固的一个据点，武装民团的团长就是古柏外祖父梅洪馨的继孙，而且与古柏是儿时的同学。当古柏率领红军2l纵队正做战斗准备时，突然收到他表兄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梅老太爷死了，请古柏去大田吊丧。古柏经过分析后认为，这是民团看到红军势力强大，想用这个办法和红军取得暂时的妥协，争取时间以便伺机反扑。
古柏将计就计，先把红军21纵队布置在大田附近，然后只带一名战士来到表兄的大田民团团部。在民团团部，古柏趁机向团丁们宣传革命的形势，告诉他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所到之处地主武装都土崩瓦解了。他还告诉团丁，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你们也都是穷人出身，不要再替地主卖命。当红军21纵队攻打大田的枪声一响，那些听过古柏宣传的团丁们大部分缴械投降或不战而逃。红军21纵队顺利地打下了大田，活捉了民团团长。
占领大田乡后，古柏立即发动农民分掉了大地主也就是他外祖父梅洪馨家的土地、财产。据曾碧漪回忆，那些逃亡在广东的梅家地主们，大骂古柏“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古柏听说后，笑着对大家说：“这些吃人的豺狼倒谈起良心来了。良心，他们的良心就是叫一家饱暖千家哭!我们没有那种良心，我们穷人有穷人的良心。”
二、古柏如何协助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三次来到寻乌，并一举攻克寻乌县城。当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此党内、红军中的部分同志盲目乐观，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在党内有所抬头，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决定做一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毛泽东在撰写《寻乌调查》报告时特别强调：“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这充分肯定了古柏在这次调查中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寻乌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所医院，古柏召集了寻乌各阶层人士共11人，其中有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农民、店员、商会长、失业小官吏和穷秀才等。“人到齐后，古柏叫大家坐成一圆形，毛泽东坐在中间。古柏将与会的11人逐一介绍后”，毛泽东才开始询问大家。调查会共开了十多天，就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土地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寻乌调查”。
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好调查会，古柏不辞辛苦日夜工作。会前，他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寻乌的政治、经济情况，然后深入各阶层认真仔细地挑选参加调查会的代表，特别是推荐了熟悉寻乌情况的郭友梅、范大明等参加调查会。在调查会上，古 柏亲自担任记录，因为寻乌方言不好懂，有时他还要给毛泽东做翻译；会后，还要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寻乌调查”为后来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还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一年后，毛泽东将这次调查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这篇光辉著作，“全文8万余字，是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社会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还第一次调查了城镇”。
寻乌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很欣赏古柏的忠诚和才干，要古柏夫妻一起到红四军前委工作。1930年6月5日，古柏来到闽西武平县城的第一天，为毛泽东起草了《告闽西同胞书》后，感慨万分，写下了一首名为《新起点感赋》的诗：“已经革命掀高潮，要有坚贞不屈挠。任何飘摇多挫折，中流矗立阻狂涛。风餐露宿须欢受，弹雨枪林莫惧劳。故土家乡休恋念，与民团结共同袍。”L7’随后古柏被毛泽东调到身边，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力以赴协助毛泽东工作。这期间，古柏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信任的秘书之一。
三、古柏始终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用生命捍卫毛泽东思想
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党代会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鼓吹“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古柏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方针和政策。古柏则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在当时江西苏区工作的古柏、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因此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诬蔑“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好也在这里养病，面对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向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博古他们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博古他们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诬称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集团”。
1933年4月16日至22日，在江西召开的党的全省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上，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古柏等人进行“残酷的斗争”，还要古柏他们“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古柏没有放弃原则，依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左”倾领导者以“开除党籍”对古柏进行威胁。古柏被撤职后，曾到会昌县担任扩红运动的突击队长，工作中他继续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扩红运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并因此再次受到“处分”。1933年12月14日，在中央局突击运动检阅会议上，古柏又被错误地撤销了突击队长职务。1934年1月5日，《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提出：将古柏“交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同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期间，古柏被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并担任闽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古柏的父亲古光明以“匪属”罪入狱，最后惨死在狱中。不久，中央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古柏率领的闽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被敌人分割成几股，分散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1935年春夏之交，古柏带领两名游击队员从赣南出发赴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当走到广东龙川的鸳鸯坑时，因交通站叛徒的出卖，他们被龙川反动民团包围。古柏三人仅以每人一支枪同一百多名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从清晨一直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力竭，全部壮烈牺牲。直到1937年秋，古柏牺牲的噩耗才传到延安，悲痛之中的毛泽东亲笔为他最信任的秘书题写了：“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位同志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纵观古柏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进行过大胆的探索，即发动农民暴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因此成为毛泽东进行革命的知音，其才华也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他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又用生命捍卫了毛泽东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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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红秀.古 柏：曾协助毛泽东作“寻鸟调查”[N].河源日报，2009-08-20.
关键词：毛泽东；古柏；寻乌调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0)05-0012-05
毛泽东一生共有26位秘书，其中江华、贺子珍、谢觉哉、叶子龙、周小舟、江青、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戚本禹、张玉凤等为国人所熟知，而毛泽东的第二任秘书古柏却鲜为人知。1930年5月，古柏协助毛泽东做“寻乌调查”，毛泽东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还提出了“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屋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群众路线，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期间，古柏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毛泽东为何选择古柏为“寻乌调查”的助手
(一)古柏是土生土长的寻乌本地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1906年1月，古柏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堑乡(今寻乌晨光镇)塘背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古光明是乡村私塾先生。因为家境贫寒，古柏很小就被送进外祖父家寄养，外祖父名叫梅洪馨，是寻乌大田乡的一个大地主。古柏天资聪慧，很小就深得外祖父的喜爱，外祖父让这位外孙和他的几个孙子一起进了位于寻乌县城的新式小学堂爱群小学读书。古柏才思过人而又虚心好学，特别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据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回忆，一次村里搞迎神赛会，大家请年少的古柏在庙门口题一副对联，古柏略加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对联：“占人田地，谋人妻子，残害鳏寡孤独，这样凶徒，任其烧香都无益；孝于父母，悌于兄弟，和睦乡里亲邻，若果良民，到来不拜也何妨”。对联表达了少年时代的古柏对豪绅恶霸的深恶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1920年，14岁的古柏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进入与寻乌县I临近的广东梅县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书。在这里，古柏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趋于激进，不久他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求学的寻乌籍激进青年一起创办了《寻乌》杂志，积极宣传进步思想。1924年，古柏参加了梅县广益中学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学潮，学潮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古柏等二百多名学生被迫退学。为了继续求学，古柏和一些进步学生创办了学艺中学，他们采取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的办法，除学习文化课程外，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学艺中学成了梅县传播革命思想的主要阵地。通过学习，古柏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从此他便拒绝了外祖父的资助，在古柏看来外祖父资助他的这些钱是剥削穷苦农民的血汗钱。随后，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
(二)古柏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较早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领导过“三·二五”寻乌农民暴动。
2925年5月30目，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古柏领导梅县学生声援五卅运动，这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同年12月，古柏在梅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古柏很快就成了梅县、寻乌两县的学生运动领袖，他组织在广东读书的寻乌青年成立了留粤校友会，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古柏又挑选留粤校友会中经过革命考验的激进青年，组织寻乌平民合作社，作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
古柏还趁假期回家期间，抽空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据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回忆，有一位长辈曾经劝告古柏说：“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古柏，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古柏听后，坚定地回答说：“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里有康庄大道可走?”这位长者惊讶地看着他，又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吗?”古柏坚定地回答说：“信者不惧!”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古柏的故乡寻乌是江西最南端的一个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山高路险，土地贫瘠，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该地区因为贫富悬殊较大，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所以对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极为有利。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在外地求学的寻乌籍共产党员被派回家乡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古柏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受中共东江特委派遣回到寻乌，同往的还有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的邝才诚，年轻的共产党员刘维铲、刘维锷兄弟等。1927年冬，古柏联络这些共产党员在寻乌城外的潘茂修花园秘密集会，成立了寻乌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寻乌支部，由潘叶煌任支部书记，古柏、刘维铲为支部委员。
为了便于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古柏以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在寻乌城南的石溪书院创办了中山学校，并聘请当时颇有社会地位的开明绅士曾有兰为校长，许多共产党员到校担任教员，他们以教师的合法身份在课堂上巧妙地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古柏还凭着自己良好的文学素养，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演白话戏，借此向广大农民进行革命宣传。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古柏还在黄乡、车头、龙图、南桥、留车等地设立中山学校分校，为寻乌农民暴动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古柏利用在寻乌最有影响的封建迷信组织“三点会”作为扩大农民组织的公开形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古柏以“三点会”为掩护的秘密农民协会组织就发展到寻乌全县的许多地区。
1928年春，中共赣南特委指示中共寻乌支部，决定在全县举行农民暴动，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在寻乌的反动统治。暴动前，古柏做了周密的布置，他在寻乌全县成立了暴动总指挥部，以刘维铲为总指挥，古柏、刘维锷等4人为副总指挥，暴动队分六路同时举行暴动，古柏负责指挥城郊四乡农民及中山中学学生攻打寻乌县城的一路。
3月25日黎明，寻乌暴动开始。古柏指挥暴动队员冲进县城南门，占领县署和电报局，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革命同志，反动县长弃城而逃，寻乌县城的暴动取得了胜利。暴动胜利后的第三天，即3月28日，寻乌、会昌、安远三县的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联合向暴动队伍疯狂反扑。在敌 强我弱的情况下，古柏率领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寻乌县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古柏召开各路暴动队伍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化整为零、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恢复革命的建议。大家同意了古柏的意见，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暂时回家，学生回校，暴动中的骨干分子则分散隐蔽，再次等待革命时机。在分散隐蔽的途中，刘维铲、刘维锷等暴动骨干分子不幸被捕，英勇就义。根据党的决定，古柏转移到广东梅县，担任共青团梅县县委宣传部长一职。
1928年夏，古柏根据党的指示从广东梅县回到寻乌，当时正值夏收时节，地主们都到田间向佃户逼租，群众对之恨之入骨，骂他们是“禾头鬼”，古柏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斗争。他联络“三·二五”暴动后失散的同志，在大田、兰田一带秘密恢复农协组织。大田的地主见佃户们不交租，就带着武装家丁到田间抢谷，贫苦农民在秘密农协的组织下，手持镰刀、禾杠、土枪、土铳，把地主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一斗争迅速扩展到寻乌全县。这就是古柏领导的有名的寻乌“禾头鬼”运动。
(三)古柏也是中共较早认识到创建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人之一。
经过“三·二五”暴动，古柏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以对抗反革命的武装。他从“三·二五”暴动队员中挑选出骨干分子，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游击队的武器来源一是收缴地主零散的枪支，二是用抓地主所得的罚款，到广东五华等地买枪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游击队就发展到六十余人，拥有枪支二十余支。这支队伍以阳天嶂大山为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反动地主武装。
1929年1月3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沿途游击来到寻乌葛蒲圩，古柏闻讯后从几十里外的游击区赶来迎接，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寻乌党组织领导革命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并指示古柏要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还从红四军中留下部分同志帮助寻乌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随后，古柏将原来的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部分同志，扩编为红军第21纵队，并以阳天嶂为根据地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及打土豪运动。
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寻乌的地主武装联合对古柏领导的红军21纵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古柏在从阳天嶂到龙廷、雁洋、李坑、留车一代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密切关注敌人的行动，只要敌人一出动，游击队就能及时转移，然后寻找时机伏击敌人。敌人见围攻不成，又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在阳天嶂周围驻扎军队，把上下山的通路封死，还到处张贴布告，以高达千元的赏格，五次悬赏通缉古柏。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红军21纵队的给养发生了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志产生了急躁的情绪，认为“困死不如拚死，干脆下山跟敌人拚了”，也有少数人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当时古柏的六弟古松在同敌人作战中刚刚牺牲，古柏强忍悲痛耐心地教育大家，启发那些有急躁情绪的同志：现在我们在山上，敌人对我们无计可施，如果我们现在下山拚命，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为了战胜困难，古柏领着大家打野兽，采野菜、野果充饥，晚上山里蚊叮虫咬，战士们睡不好觉，古柏就和一些同志轮流值班，用树枝给露宿的战士驱赶蚊虫。
在红军21纵队被围困，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1929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游击赣南闽西途中第二次经过寻乌，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古柏的红军21纵队摆脱了困境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的需要，在阳天嶂成立了寻乌县军事委员会，由古柏担任主任委员，中共寻乌支部也扩大为中共寻乌县委员会，由古柏任第一任县委书记。
(四)他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不惜分掉供养他读书的外祖父梅洪馨家的土地财产。
1929年冬，古柏为了扩大以阳天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率领红军21纵队开始消灭大田乡的地主武装据点。大田乡是寻乌县地主武装最强大、最顽固的一个据点，武装民团的团长就是古柏外祖父梅洪馨的继孙，而且与古柏是儿时的同学。当古柏率领红军2l纵队正做战斗准备时，突然收到他表兄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梅老太爷死了，请古柏去大田吊丧。古柏经过分析后认为，这是民团看到红军势力强大，想用这个办法和红军取得暂时的妥协，争取时间以便伺机反扑。
古柏将计就计，先把红军21纵队布置在大田附近，然后只带一名战士来到表兄的大田民团团部。在民团团部，古柏趁机向团丁们宣传革命的形势，告诉他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所到之处地主武装都土崩瓦解了。他还告诉团丁，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你们也都是穷人出身，不要再替地主卖命。当红军21纵队攻打大田的枪声一响，那些听过古柏宣传的团丁们大部分缴械投降或不战而逃。红军21纵队顺利地打下了大田，活捉了民团团长。
占领大田乡后，古柏立即发动农民分掉了大地主也就是他外祖父梅洪馨家的土地、财产。据曾碧漪回忆，那些逃亡在广东的梅家地主们，大骂古柏“忘恩负义，没有良心”。古柏听说后，笑着对大家说：“这些吃人的豺狼倒谈起良心来了。良心，他们的良心就是叫一家饱暖千家哭!我们没有那种良心，我们穷人有穷人的良心。”
二、古柏如何协助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三次来到寻乌，并一举攻克寻乌县城。当时，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此党内、红军中的部分同志盲目乐观，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在党内有所抬头，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决定做一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毛泽东在撰写《寻乌调查》报告时特别强调：“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这充分肯定了古柏在这次调查中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寻乌城南门外马蹄岗的一所医院，古柏召集了寻乌各阶层人士共11人，其中有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农民、店员、商会长、失业小官吏和穷秀才等。“人到齐后，古柏叫大家坐成一圆形，毛泽东坐在中间。古柏将与会的11人逐一介绍后”，毛泽东才开始询问大家。调查会共开了十多天，就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以及土地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寻乌调查”。
为了协助毛泽东开好调查会，古柏不辞辛苦日夜工作。会前，他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寻乌的政治、经济情况，然后深入各阶层认真仔细地挑选参加调查会的代表，特别是推荐了熟悉寻乌情况的郭友梅、范大明等参加调查会。在调查会上，古 柏亲自担任记录，因为寻乌方言不好懂，有时他还要给毛泽东做翻译；会后，还要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寻乌调查”为后来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还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一年后，毛泽东将这次调查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这篇光辉著作，“全文8万余字，是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社会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还第一次调查了城镇”。
寻乌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很欣赏古柏的忠诚和才干，要古柏夫妻一起到红四军前委工作。1930年6月5日，古柏来到闽西武平县城的第一天，为毛泽东起草了《告闽西同胞书》后，感慨万分，写下了一首名为《新起点感赋》的诗：“已经革命掀高潮，要有坚贞不屈挠。任何飘摇多挫折，中流矗立阻狂涛。风餐露宿须欢受，弹雨枪林莫惧劳。故土家乡休恋念，与民团结共同袍。”L7’随后古柏被毛泽东调到身边，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力以赴协助毛泽东工作。这期间，古柏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信任的秘书之一。
三、古柏始终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用生命捍卫毛泽东思想
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党代会前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鼓吹“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古柏则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向“敌人力量弱的地方”发展，肃清苏区内部的白色据点，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方针和政策。古柏则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在当时江西苏区工作的古柏、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因此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压，诬蔑“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好也在这里养病，面对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向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博古他们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博古他们把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诬称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集团”。
1933年4月16日至22日，在江西召开的党的全省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上，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古柏等人进行“残酷的斗争”，还要古柏他们“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古柏没有放弃原则，依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左”倾领导者以“开除党籍”对古柏进行威胁。古柏被撤职后，曾到会昌县担任扩红运动的突击队长，工作中他继续抵制“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扩红运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并因此再次受到“处分”。1933年12月14日，在中央局突击运动检阅会议上，古柏又被错误地撤销了突击队长职务。1934年1月5日，《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提出：将古柏“交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同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期间，古柏被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并担任闽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后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古柏的父亲古光明以“匪属”罪入狱，最后惨死在狱中。不久，中央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古柏率领的闽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被敌人分割成几股，分散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斗争。1935年春夏之交，古柏带领两名游击队员从赣南出发赴广东联络东江游击队。当走到广东龙川的鸳鸯坑时，因交通站叛徒的出卖，他们被龙川反动民团包围。古柏三人仅以每人一支枪同一百多名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从清晨一直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力竭，全部壮烈牺牲。直到1937年秋，古柏牺牲的噩耗才传到延安，悲痛之中的毛泽东亲笔为他最信任的秘书题写了：“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位同志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纵观古柏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进行过大胆的探索，即发动农民暴动，创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因此成为毛泽东进行革命的知音，其才华也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他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又用生命捍卫了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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