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地方党政机关在公共服务、行政改革、政治透明、基层民主、科学决策、公民参与、法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改革与创新。“民主恳谈”、“开放式决策”、“居家养老”等制度都深深地打上了浙江烙印，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最具说服力的是：以“创新、民主、文明”为标识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办10年来共举行5届评选，其中浙江获得18项，成为获奖最多的省份，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浙江地方政府创新活跃，成为“浙江现象”的又一亮点。
创新不止，创业不息。“要克服‘思想守旧、讲惯例、懒创新’的倾向，着力改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价值取向，大力倡导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作风。”前不久，省政府召开全省四级政府干部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指出“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各级政府“开动脑筋、破解难题、走出新路”，“建设人民满意政府”提出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各级政府正合心合力推动创业创新，力争为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创造新的辉煌。
杭州开放式决策：
透着民主气息的“集思之美”
滔滔钱江水，潮起潮落。之江大地，“民主”的浪花奔腾不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的奇迹。2008年初，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与市属两大媒体集团负责人座谈时，专门提出了“民主促民生，民主保民生”的理念。 2007年起“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将开放的特性覆盖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让政府机关“大门”常打开，让普通民众走进来，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
近些年来，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关注热度，就如同炎夏气温一般，居高不下。这种关注，源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源于市民民声，也源于政府需要，势不可挡。“开放式决策就是政府要听取来自民间的未经过滤的声音。”时任杭州市市长的蔡奇坦言，凡是涉及老百姓的事都应该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老百姓有权知道政府在干什么，更有权参与政府决策做什么。
“原来政府做出一个决定，有些社会评价还可以，也有些社会评价不怎么样，有些政策到不了位，原因是，传统的决策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做决策。”王国平认为，“开放式决策再往后走，就是把政府变成一个阳光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由精英决策向民主参与的转变，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开放式决策，为杭州这座城市打开了一道民主的大门，在不断实践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目光。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杭州的民主实践从决策到政策的执行到绩效评估，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化的模式。”长期关注杭州民主建设实践的浙江大学余逊达教授说：“杭州以民生作为突破口，将公民参与引入到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这对于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形成用民主促民生，又通过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扩大民主参与的良性循环。”
“开放式决策适应信息社会对执政方式的新要求，把政府官员的决策能力、决策过程、决策依据放到群众监督之下，为普通市民了解并参与政府决策开拓了制度化的通道，是民主治理大都市的突破性创举。”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如此点评。
西湖本没有高傲的架子，民主管理让具有浓厚的民本气息的杭州更加散发出“集思之美”。据悉，杭州市委、市政府开展的“政府绩效综合考评”工作申请了2011年地方政府创新奖，现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杭州有望再获殊荣。
宁波居家养老：
托老之乐，尽享夕阳之美
眼下，中国已开始迈入老年型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这些都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直面的问题。具有全国唯一的“居家养老示范区”称号的宁波海曙区创造了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海曙模式”，使老年人既无离家之苦，又有托老之乐。
“‘上访专业户’张老汉决定不再上访了”，这对了解他的人来说是个大大的意外。老张是宁波海曙区人，70多岁，长期独居。“文革”时期蒙冤入狱10多年，出狱后就奔波于各种上访。而如今，老张所在的居民小区为他安排了一名服务员，每天免费为他处理家务，还陪他聊天，排遣寂寞。因此，感激之余，他表示以后再也不上访了。
据悉，海曙区政府于2004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搭建了“政府扶持、非营利机构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推出了“走进去、走出来”的服务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所谓“走进去”，是指辖区内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都可享受“政府购买服务”；“走出来”则是政府让大部分行动方便的老年人走出“小家”，融入“大家”，满足老年人精神上的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乐”，“让老年人不再孤独和寂寞”。
“‘居家养老’模式纯粹是逼出来的”。海曙区政府的有关领导直言，政府财力杯水车薪，但又必须要解决“未富先老”的现实困难。这种“没有围墙的敬老院”让每一个老人都融入到这个社会中，重新拥有了快乐。
居家养老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发酵”。海曙区在2007年成立了义工招募服务中心，形成了区、街道、社区三级义工网络，最大限度整合利用社会服务资源，并把整合利用社会资源的重点放在老年人自身的资源上，走“以老养老”之路，积极调动老年人做义工，服务今天，享受今天。此外，社区还成立了养老议事组织，通过发动全体老年人充分行使自身养老的话语权，发挥自身价值作用，定期议事。据悉，这一制度已在海曙区8个街道73个社区全面推行。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我们希望可敬的老人们并未因为步入晚年退出人生舞台，反而能在社会的舞台上迸发出更加炽热的生命火花。
温州效能政府：
向“衙门痼习”宣战
“小商品、大市场”是费孝通先生对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温州借天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地利（沿海开放城市）、人和（具有经商传统和创新精神的温州人精神），率先发展了市场经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当年的小手工作坊制造曾创造了发展的奇迹，成为浙江乃至全国争相学习和效仿的经济模式。
政治的发展似乎总要落后于经济的速度。温州市一些政府机关的“衙门痼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资金外流、企业外迁、招商引资困难等现象触动了温州，影响了温州本地的经济发展。有些企业家说，很多温州企业外迁都是这些机关部门作风给害的，大家实在是被逼外迁的。可见，温州要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机关效能已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温州市委、市政府深知解决“衙门痼习”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市委不刮“疾风暴雨”，而是来“和风细雨”，然后“小到中雨”。
2003年初，温州在全市开展“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对整治“衙门痼习”进行了一次“热身”。2003年夏，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席卷温州，这是一场特殊的革命，革命的主体是机关干部，革命的对象也是机关干部。这场自我革命，革的就是群众深恶痛绝的“衙门作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将之宣称为：效能革命。这次效能革命以硬措施改善软环境，以软环境促进大发展。
效能政府让温州发展提速，让百姓办事方便。家住温州市区双井头的刘崇珏老人以前跑了几年都没解决的房产问题，经过效能革命之后10天内就办好了。老人说：“同样的事，有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老百姓收益是最直接的。”
2005年11月温州当地媒体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98.45%的机关干部和91.58%的办事群众表示，深化机关效能建设产生了实效。如今，效能建设逐步升级。温州市开展“转作风、优环境”活动，严肃整顿“慵懒漂浮”等机关不良习气。有人称之为温州政府机关转变作风的第二次“效能革命”。
有专家指出，温州市通过“效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管理的高效化、政府服务的规范化和政府服务品质的标准化，从而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有效性。这是一种在现行政府体制下改进政府服务水平的有益尝试。
嘉兴城乡一体化：
“红船”引领，奏响城乡“大合唱”
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描绘了一个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统一问题来处理的妙想——把一切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这样的“和谐组合”正在嘉兴市得到践行。2004年，嘉兴市便开始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08初，《嘉兴市打造城乡一体化先行地行动纲领》和与之配套的7个推进体系实施方案，以市委2008年1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紧接着，嘉兴又被列为全省唯一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地级市。
2008年5月，嘉兴启动了旨在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项重大改革：“两分两换”，即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地长期转租，集约经营，以换股、换租、换保障，以宅基地换钱、换房集中居住，进而复耕宅基地以换取其他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
尊重民意，确保了嘉兴统筹城乡发展深入推进。2010年，嘉兴已签约换房或搬迁的农户16182户，新增土地流转面积11.36万亩。根据规划，到2013年，嘉兴农民到新市镇和城乡一体新社区的集聚率将达25%以上，流转土地总面积100万亩以上，其中一半实现规模经营。
城乡二元差距明显缩小，嘉兴农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从老宅搬迁集聚后，住上好房子不说，农民财产性收入也明显增加，许多农民还经免费就业培训后就近务工，多了一笔可观的工资收入。在嘉善县姚庄镇，每户农户住宅置换前平均估价为18.1万元，换成镇公寓房后市值约50万元。“农民幸福指数提高，这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嘉兴市农办主任汪洪波说。
“农民最讲实惠。”说起打造城乡一体化先行地，汪洪波表示，嘉兴统筹城乡发展自始至终围绕“人”字来做文章，用优惠的政策打动人心、用美好的前景让农民倾心，通过精心打造14个典型样板，增强说服力和吸引力。近年来，全市创新实施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10项制度，出台支农惠农及统筹城乡发展相关政策近50个，创嘉兴历年来支农惠农政策发文密度之最。嘉兴市政府预计到2020年，全市将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嘉兴，“红船”启航的地方。如今，鱼米之乡的嘉兴正在焕发着新气象，奏响一曲雄浑激昂的城乡“大合唱”。
湖州“户籍变法”：
乡下人心中涌动的暖流
2001年3月16日，办理农转非手续的农民几乎挤破了湖州市办证中心的窗口。他们怎么都想不到曾经这么难的事，现在只要这么简单：一张身份证、一本户口簿和12元的户口簿工本费。
这场彻底的“户籍变法”，开启了浙江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之先河。
曾经，和其他地方一样，户籍难题一直困扰着湖州，农村户口想转为城市居民户口还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农转非”需交上万元城市建设费，非市区户口不能在市区上学，而湖州的省、市重点中学招生录取分数线，农村考生要高出市区几十分。
当地农民感慨：“同样是社会主义公民，农民和市民为什么却不能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001年3月，湖州户籍制度宣告“变法”：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或是亲戚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都可以登记为湖州城市户口，并享受与老市民同样的待遇。
新政一出台，成效立竿见影。杨新芳和妻子江巧英已结婚十几年，家住湖州爱山街道友谊社区。可因为江巧英是江苏盐都县江庄村人，她在城里一直是个“黑户”。2011年6月20日，杨新芳高兴地拿出自己的户口本指着给记者看，上面已有了江巧英的名字。杨说：“了却心愿，只花了15分钟时间和16元钱的手续费。”
时任湖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凌秋来坦言，户籍制度改革一开始确实有压力。“人一进来，学校不够用了，医院不够多了，相关的配套制度和设施也都得跟上去。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对此，湖州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市中心投资4000万元新建一所高中，并对初中、小学进行扩班。此外还对10多所医院进行改扩建，以解决进城人员就医问题，并大力扶持适合进城农民务工经商的相关产业。更让进城人员感到高兴的是，他们一样也可享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受到了广泛好评，发放教育券的举措也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2002年9月，凡是在湖州长兴县私立学校和职业学校读书的新生，根据各自的家庭收入状况，每人领到了人民币面额300元和500元不等的“教育券”。2个月后，这个办法扩展到各类公立学校。2004年9月，长兴县将“教育券”制度延伸到了对农民的技能培训领域。
“乡下人、外地人”这些曾经刺痛一部分人心灵的字眼正在消失，因贫困而挥泪告别学校的场景也将逝去。“百里溪流见底清，苕花苹叶雨新晴。南浔贾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耕。”湖州的美不仅在她的景，更在民生的关怀下人人心中涌动的那股爱的暖流。
绍兴ISO引入政府程序：
以满意度作“导航”
“有了ISO认证的政府，行政服务不再因人而异了。”绍兴地区的一些群众普遍反映，现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笑脸服务多了，“吃、拿、卡、要”现象和“衙门习气”少了，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有了根本转变。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公共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我们不能困坐愁城，我们应该寻求政府管理的技术路径，像ISO9000这样的技术革新就是理想选择。”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
2001年5月，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率先在全国地市级政府办公室的管理中导入ISO9000，围绕“依法行政，提供办文、办会、办事等综合服务”，开始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同年9月14日，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专业机构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家通过该认证的政府行政机关。
绍兴市政府办公室通过导入ISO9000标准，贯彻以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质量管理原则，结合办公室实际，对办公室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从领导、部门和基层3个方面进行准确定位，抓住这个源头，依照“过程方式”的基本原理，从识别工作和服务对象要求入手来提升办公室的工作服务质量，通过服务满意度的调查测评，寻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持续改进的机会，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以不断增强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专家毛寿龙教授认为，政府组织引入ISO，是建立一种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和监督体系的有效举措。
“企业搞认证是为了给其产品提供质量保证，政府部门的产品是什么？是服务！规范政府行为，提供优质服务，就是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形象地比喻道。
在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来，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做法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关注。目前，浙江省已有宁波市、杭州市下城区等近10多家政府办公厅（室）已经或正在积极开展质量体系认证工作。
金华村委会监督：
“三驾马车”的分权制约
2004年6月18日，金华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的村委会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村民代表聚集在这里，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一起称为“三委会”。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诞生。
据悉，后陈村的监委会，制度设计上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可以“对村‘两委’不按村务制度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整套制度体现了分权制约和村民自治的原则。
“村务监督制度实行几年来，村干部办事越来越规范、透明、公开，大事都经过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我们村民都很放心。”后陈村村民陈华寿告诉记者。监委会的全程监督，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了村干部“不能腐败”、“不敢腐败”。据统计，武义县2005年至2008年村级公益性投资总额约为5.16亿元，普遍进行招投标，全县节约资金1.06亿元，村级招待费平均下降18.5%。
武义县在后陈村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2004年9月在全县试推行。到2005年5月底，结合农村村级组织换届，武义在全县546个村（社区）全部推行了监委会制度。此后，后陈村的“监委会”走向浙江各地。到2009年底，浙江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村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村级监督组织“全覆盖”。
如果说，监委会的成立是在外部形成了对公权力的监督，那么金华市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则是从内部约束官员自身，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
2004年4月，金华市出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试行）》。该评价体系由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南、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撰写规范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量化评价办法三部分组成。该体系的施行，提高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质量，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只有在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下，才能更好地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衢州“农技110”：
“玩转”农技，网上冲浪
在浙江衢州，提起“农技110”网站，当地农民都跷起大拇指交口称赞。“什么技术行，问问‘农技110’，什么项目好，电脑网上找一找”成为不少农民的口头禅。
衢州“农技110”网站创建于1998年11月，是一个由政府部门主办、集农业技术信息与农业商务信息于一体的农业综合性网站，网站开设有农业快讯、市场行情、商业机会、农业标准、劳务信息、农事提醒、农业技术等10多个栏目，建立了柑橘、茶叶、家禽、三元猪、食用菌等网上专业市场，开发了供求信息自动配接系统、语音咨询呼叫系统、手机短信系统、手机WAP网站、电子邮箱系统等等。
“去年我种了3亩甘蔗，发现生长受阻，急忙拨县农技110电话求救。有关专家当即赶到我的甘蔗田现场诊断，指导我灌水施肥，使甘蔗很快恢复了生机。” 江山市沈家村一位农民告诉记者。
衢州市“农技110”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为真正做到“贴近农村、关注农业、服务农民”，更好地为农服务，“农技110”建立了以市为龙头、县为枢纽、乡村为基础的信息服务网络，覆盖了全市6个县（市、区）和139个乡镇。网站每年都会举办信息发布会，向全市农民传递农产品种、养、加、销等方面的公益信息，深受农民的欢迎。“农技110”还通过与当地电信、移动、联通、电视台和报社合作，利用现代通信和传媒手段，增加信息传播渠道，提高信息的覆盖面。
为保证发布信息的真实准确，“农技110”建立了网站管理的系列规章制度，完整的信息发布登记制度，严明的反馈制度，信息的更新制度等。网站采集的信息和发给用户的信息全部经过审核。
此外，“农技110”还大力开展农业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信息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提高他们利用信息和网络致富的能力。
几年的实践表明，“农技110”在加速农业技术推广、帮助农民解决农业技术疑难、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副产品销售以及减少农村社会纠纷、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浙江大学陈剑平教授表示，“农技110”是为农服务的重大创新，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是因为它对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满足农民对科技信息的需求、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起到了重大作用。
舟山网格化管理：
凝聚人心 贴心服务
一个源于最基层的创举——“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在悄悄地改变着千岛之城——舟山。因为它，虽然经历着金融危机，但舟山人的安全感满意率仍保持全省第一；因为它，舟山人的幸福感由心而生，舟山首次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100个候选城市名单。
张永飞，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街道莲花村的村民，这位朴实的农家妇女告诉记者：“一开始就是不明白，但当身边的为难事被网格员了解并彻底解决时，才真正知道确实是办实事的。”
张永飞口中所说的就是兴起于舟山普陀区，现正在浙江各地蓬勃发展的基层党建工作网络——“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这一张覆盖到乡村、社区边边角角的网络，把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紧密连接起来，深受浙江老百姓欢迎。专家们形象地将之概括为：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
2008年8月，舟山在普陀区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即以100至150户为单元，将全市划分为2464个网格，以乡镇(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民警、教师、医生、党员小组长或志愿者为网格团队成员，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以摸清网格“家底”为基础，建立起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体系，从而使“上面千条线”与“下面一张网”实现有机衔接，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就是这张网，自2008年8月在舟山全市覆盖以来，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5.1万余件，成为舟山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老百姓说：“以前看到干部，眼睛盯一盯，牢骚发一发。现在变了，老百姓抱个自家种的西瓜，和干部一起吃，干群关系变成朋友关系了。”
舟山“网格”经过近3年的实践，目前全市参加组团服务的人员达2.1万余人，共联系服务群众37万余户、97万余人。
有人评价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设计了一个新载体。在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与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之间，架起了一座对接沟通的新桥梁，成了为民服务的长效之举。
台州“民主恳谈”：
“草根民主”走上制度轨道
1999年，台州温岭松门镇首创了蜚声省内外的“民主恳谈”，当时，松门镇举办“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邀请村民和乡镇干部对村镇发展的重大事项平等对话、公开讨论、商讨对策。此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村民们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村镇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后来，在民主恳谈这一原生的母体中又孪生出泽国镇的参与式公共基建项目预算和新河镇的参与公共预算。
2005年，台州民主恳谈被授予“地方政府工作创新奖”。民主恳谈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有话就能说出来。2006年4月初的一天，43岁的温岭市泽国镇西岸村村民叶浇莲起了个大早，赶到镇里参加民主恳谈。所有的村民代表一起畅抒己见，共同商讨事关民生的集体项目。相关工作人员也感慨，现在的恳谈越来越难了，村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不过他也很欣慰地说，“村民素质提高了，参政意识增强了，也是一件好事。”民主恳谈，搭建了群众与群众、干部与群众沟通的平台。
“在浙江温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政府和老百姓坐在一块儿对话的场景，这太可贵了。”李凡在参加新河镇2007年度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议现场时欣喜地表示。作为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李凡，一直致力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跟踪研究和探索。他说，与内陆省份相比，浙江的领导是最理解“小政府大社会”的，这无疑是培育基层民主的合适土壤。
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温岭民主恳谈制度这种生长于体制之外的“草根民主”，不仅没有昙花一现般地消失，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时光荏苒，今天，这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基层民主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逐渐走向成熟。
丽水农村宅基地换养老：
老人得养老，村民得实惠，集体得发展
阳光明媚的午后，松阳县赤寿乡梧桐口村叶美云、付爱定等11位老人，坐在宽敞的公寓里看电视。前些天，这些贫困的孤寡老人终于告别潮湿而破旧的百年老屋，开开心心地搬进村老人公寓。
67岁的叶美云激动地说：“宅基地换养老，这个办法管用！等于帮我找来了亲生子，我的养老问题终于解决了。”
丽水松阳县是浙西南山区的一个农业大县，全县农村37870名留守老人中，其中15300人是老弱病残者，这些老人养老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建新房了。针对许多农村老人处于“手中有房产，手头无资金”的尴尬境地，该县创造性地推出“农村宅基地换养老”项目。
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孤寡、贫困以及留守老年人自愿永久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将宅基地交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由村集体免费为老年人提供居住公寓。公寓产权归村集体所用，老年人终身享有免费使用权和居住权，有效破解了“农村老人如何赡养”的问题。截至2009年底，该县已在35村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换养老”项目，建成老年公寓645套，安置老年人1280人。
“宅基地换公寓的模式，其实是‘老人得养老，村民得实惠，集体得发展’。”据当地的一位村干部介绍，老年人是项目的直接受益群体，改善了居住条件，得到部分资金，养老有了一定保障；其次，村集体可以按照村庄建设规划，将拆除的宅基地调剂给村民建房或复垦为耕地；再次，公寓可以循环使用，老人终年后可以继续给他人使用，充分发挥价值。
丽水松阳县“宅基地换养老”项目受到广泛好评，庆元县技能型政府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行进。农民需要哪方面指导，乡镇干部就学习哪方面的技能，凭真才实学有效服务“三农”，将过去应付型、征收型、政令贯彻型的乡镇工作向主动型、服务型、经济发展型转变。
江根乡政府机关的同志表示，以前有的乡干部下村，群众相互私语：他们又来了。言下之意，干部进村是来添麻烦的。现在乡干部有技能，是花菜种植行家，下村后，群众笑脸相迎。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相信在服务型政府的领导下，在惠民政策的指引下，丽水有的不仅是好山好水好风光，更是一个和谐美好的明天。
义乌“工会维权”：
劳动者“娘舅家”的腰杆很给力
义乌，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展示中心、配送中心和“世界超市”。义乌本地有俗语：“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义乌市政府甚至把外来务工人员尊称为“新义乌人”。
在这样一个包容的、发展的城市里，随着大量外来农民工的涌入，民工维权问题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带有浓厚地域帮派色彩的 “定远帮”和 “开化帮”应运而生。但这种“老乡抱团”的方式也给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表示，这类带有“帮派”特征的组织，虽然出于自我权益的保障，但势力强大，以至于后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部分外乡人“有理也得成，没理也得成”的局面。
各种现实问题都在呼唤和倒逼工会组织“摸石过河”，大胆探索。2000年10月，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2005年1月更名为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在全国率先成立，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工会维权模式悄然启幕，让一度“剑拔弩张”的劳资关系日趋稳定和稳固。
经过几年的实践，该协会用“借风、借力、借理”的方法，成功地摸索出一套运作机制，其具体做法可以总结为“五条经验”：与法律援助中心对接；与律师事务所“挂钩”；建立跨地区的工会联合维权工作站；与媒体合作；聘请义乌市各级领导担任“顾问”。
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就义乌总工会的社会化维权作出过专门的批示。陈有德说：“义乌特殊的社会实际即是工会维权义乌模式的原动力，也是这一模式继续发挥作用的推动力。”
“以前老板不发工资，我们就找几个老乡去吓他，现在老乡们都说，工会维权更方便、更安全。”在义乌工作的东阳籍农民工朱洪林欣喜地说。一些职工还表示，现在工会维权人员找上门来，老板们“都有点怕了”，“工会比以前有声望了”。更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形象地比喻道：“‘娘家’腰杆硬了，我们的难题解决了！”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评价说，义乌工会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精彩的制度创新画卷，义乌工会勇敢地承担起了为农民工维权的历史重任。
最具说服力的是：以“创新、民主、文明”为标识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办10年来共举行5届评选，其中浙江获得18项，成为获奖最多的省份，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浙江地方政府创新活跃，成为“浙江现象”的又一亮点。
创新不止，创业不息。“要克服‘思想守旧、讲惯例、懒创新’的倾向，着力改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价值取向，大力倡导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作风。”前不久，省政府召开全省四级政府干部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指出“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各级政府“开动脑筋、破解难题、走出新路”，“建设人民满意政府”提出要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各级政府正合心合力推动创业创新，力争为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创造新的辉煌。
杭州开放式决策：
透着民主气息的“集思之美”
滔滔钱江水，潮起潮落。之江大地，“民主”的浪花奔腾不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的奇迹。2008年初，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与市属两大媒体集团负责人座谈时，专门提出了“民主促民生，民主保民生”的理念。 2007年起“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将开放的特性覆盖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让政府机关“大门”常打开，让普通民众走进来，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
近些年来，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关注热度，就如同炎夏气温一般，居高不下。这种关注，源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源于市民民声，也源于政府需要，势不可挡。“开放式决策就是政府要听取来自民间的未经过滤的声音。”时任杭州市市长的蔡奇坦言，凡是涉及老百姓的事都应该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老百姓有权知道政府在干什么，更有权参与政府决策做什么。
“原来政府做出一个决定，有些社会评价还可以，也有些社会评价不怎么样，有些政策到不了位，原因是，传统的决策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做决策。”王国平认为，“开放式决策再往后走，就是把政府变成一个阳光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由精英决策向民主参与的转变，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开放式决策，为杭州这座城市打开了一道民主的大门，在不断实践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目光。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杭州的民主实践从决策到政策的执行到绩效评估，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化的模式。”长期关注杭州民主建设实践的浙江大学余逊达教授说：“杭州以民生作为突破口，将公民参与引入到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这对于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形成用民主促民生，又通过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扩大民主参与的良性循环。”
“开放式决策适应信息社会对执政方式的新要求，把政府官员的决策能力、决策过程、决策依据放到群众监督之下，为普通市民了解并参与政府决策开拓了制度化的通道，是民主治理大都市的突破性创举。”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如此点评。
西湖本没有高傲的架子，民主管理让具有浓厚的民本气息的杭州更加散发出“集思之美”。据悉，杭州市委、市政府开展的“政府绩效综合考评”工作申请了2011年地方政府创新奖，现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杭州有望再获殊荣。
宁波居家养老：
托老之乐，尽享夕阳之美
眼下，中国已开始迈入老年型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这些都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必须直面的问题。具有全国唯一的“居家养老示范区”称号的宁波海曙区创造了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海曙模式”，使老年人既无离家之苦，又有托老之乐。
“‘上访专业户’张老汉决定不再上访了”，这对了解他的人来说是个大大的意外。老张是宁波海曙区人，70多岁，长期独居。“文革”时期蒙冤入狱10多年，出狱后就奔波于各种上访。而如今，老张所在的居民小区为他安排了一名服务员，每天免费为他处理家务，还陪他聊天，排遣寂寞。因此，感激之余，他表示以后再也不上访了。
据悉，海曙区政府于2004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搭建了“政府扶持、非营利机构运作、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推出了“走进去、走出来”的服务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所谓“走进去”，是指辖区内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都可享受“政府购买服务”；“走出来”则是政府让大部分行动方便的老年人走出“小家”，融入“大家”，满足老年人精神上的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乐”，“让老年人不再孤独和寂寞”。
“‘居家养老’模式纯粹是逼出来的”。海曙区政府的有关领导直言，政府财力杯水车薪，但又必须要解决“未富先老”的现实困难。这种“没有围墙的敬老院”让每一个老人都融入到这个社会中，重新拥有了快乐。
居家养老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发酵”。海曙区在2007年成立了义工招募服务中心，形成了区、街道、社区三级义工网络，最大限度整合利用社会服务资源，并把整合利用社会资源的重点放在老年人自身的资源上，走“以老养老”之路，积极调动老年人做义工，服务今天，享受今天。此外，社区还成立了养老议事组织，通过发动全体老年人充分行使自身养老的话语权，发挥自身价值作用，定期议事。据悉，这一制度已在海曙区8个街道73个社区全面推行。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我们希望可敬的老人们并未因为步入晚年退出人生舞台，反而能在社会的舞台上迸发出更加炽热的生命火花。
温州效能政府：
向“衙门痼习”宣战
“小商品、大市场”是费孝通先生对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温州借天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地利（沿海开放城市）、人和（具有经商传统和创新精神的温州人精神），率先发展了市场经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温州模式”。当年的小手工作坊制造曾创造了发展的奇迹，成为浙江乃至全国争相学习和效仿的经济模式。
政治的发展似乎总要落后于经济的速度。温州市一些政府机关的“衙门痼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资金外流、企业外迁、招商引资困难等现象触动了温州，影响了温州本地的经济发展。有些企业家说，很多温州企业外迁都是这些机关部门作风给害的，大家实在是被逼外迁的。可见，温州要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机关效能已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温州市委、市政府深知解决“衙门痼习”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市委不刮“疾风暴雨”，而是来“和风细雨”，然后“小到中雨”。
2003年初，温州在全市开展“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对整治“衙门痼习”进行了一次“热身”。2003年夏，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席卷温州，这是一场特殊的革命，革命的主体是机关干部，革命的对象也是机关干部。这场自我革命，革的就是群众深恶痛绝的“衙门作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将之宣称为：效能革命。这次效能革命以硬措施改善软环境，以软环境促进大发展。
效能政府让温州发展提速，让百姓办事方便。家住温州市区双井头的刘崇珏老人以前跑了几年都没解决的房产问题，经过效能革命之后10天内就办好了。老人说：“同样的事，有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老百姓收益是最直接的。”
2005年11月温州当地媒体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98.45%的机关干部和91.58%的办事群众表示，深化机关效能建设产生了实效。如今，效能建设逐步升级。温州市开展“转作风、优环境”活动，严肃整顿“慵懒漂浮”等机关不良习气。有人称之为温州政府机关转变作风的第二次“效能革命”。
有专家指出，温州市通过“效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管理的高效化、政府服务的规范化和政府服务品质的标准化，从而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有效性。这是一种在现行政府体制下改进政府服务水平的有益尝试。
嘉兴城乡一体化：
“红船”引领，奏响城乡“大合唱”
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描绘了一个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统一问题来处理的妙想——把一切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这样的“和谐组合”正在嘉兴市得到践行。2004年，嘉兴市便开始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08初，《嘉兴市打造城乡一体化先行地行动纲领》和与之配套的7个推进体系实施方案，以市委2008年1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紧接着，嘉兴又被列为全省唯一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地级市。
2008年5月，嘉兴启动了旨在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项重大改革：“两分两换”，即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地长期转租，集约经营，以换股、换租、换保障，以宅基地换钱、换房集中居住，进而复耕宅基地以换取其他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
尊重民意，确保了嘉兴统筹城乡发展深入推进。2010年，嘉兴已签约换房或搬迁的农户16182户，新增土地流转面积11.36万亩。根据规划，到2013年，嘉兴农民到新市镇和城乡一体新社区的集聚率将达25%以上，流转土地总面积100万亩以上，其中一半实现规模经营。
城乡二元差距明显缩小，嘉兴农民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从老宅搬迁集聚后，住上好房子不说，农民财产性收入也明显增加，许多农民还经免费就业培训后就近务工，多了一笔可观的工资收入。在嘉善县姚庄镇，每户农户住宅置换前平均估价为18.1万元，换成镇公寓房后市值约50万元。“农民幸福指数提高，这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嘉兴市农办主任汪洪波说。
“农民最讲实惠。”说起打造城乡一体化先行地，汪洪波表示，嘉兴统筹城乡发展自始至终围绕“人”字来做文章，用优惠的政策打动人心、用美好的前景让农民倾心，通过精心打造14个典型样板，增强说服力和吸引力。近年来，全市创新实施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10项制度，出台支农惠农及统筹城乡发展相关政策近50个，创嘉兴历年来支农惠农政策发文密度之最。嘉兴市政府预计到2020年，全市将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嘉兴，“红船”启航的地方。如今，鱼米之乡的嘉兴正在焕发着新气象，奏响一曲雄浑激昂的城乡“大合唱”。
湖州“户籍变法”：
乡下人心中涌动的暖流
2001年3月16日，办理农转非手续的农民几乎挤破了湖州市办证中心的窗口。他们怎么都想不到曾经这么难的事，现在只要这么简单：一张身份证、一本户口簿和12元的户口簿工本费。
这场彻底的“户籍变法”，开启了浙江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之先河。
曾经，和其他地方一样，户籍难题一直困扰着湖州，农村户口想转为城市居民户口还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农转非”需交上万元城市建设费，非市区户口不能在市区上学，而湖州的省、市重点中学招生录取分数线，农村考生要高出市区几十分。
当地农民感慨：“同样是社会主义公民，农民和市民为什么却不能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001年3月，湖州户籍制度宣告“变法”：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或是亲戚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都可以登记为湖州城市户口，并享受与老市民同样的待遇。
新政一出台，成效立竿见影。杨新芳和妻子江巧英已结婚十几年，家住湖州爱山街道友谊社区。可因为江巧英是江苏盐都县江庄村人，她在城里一直是个“黑户”。2011年6月20日，杨新芳高兴地拿出自己的户口本指着给记者看，上面已有了江巧英的名字。杨说：“了却心愿，只花了15分钟时间和16元钱的手续费。”
时任湖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凌秋来坦言，户籍制度改革一开始确实有压力。“人一进来，学校不够用了，医院不够多了，相关的配套制度和设施也都得跟上去。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对此，湖州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市中心投资4000万元新建一所高中，并对初中、小学进行扩班。此外还对10多所医院进行改扩建，以解决进城人员就医问题，并大力扶持适合进城农民务工经商的相关产业。更让进城人员感到高兴的是，他们一样也可享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受到了广泛好评，发放教育券的举措也在全国开创了先河。
2002年9月，凡是在湖州长兴县私立学校和职业学校读书的新生，根据各自的家庭收入状况，每人领到了人民币面额300元和500元不等的“教育券”。2个月后，这个办法扩展到各类公立学校。2004年9月，长兴县将“教育券”制度延伸到了对农民的技能培训领域。
“乡下人、外地人”这些曾经刺痛一部分人心灵的字眼正在消失，因贫困而挥泪告别学校的场景也将逝去。“百里溪流见底清，苕花苹叶雨新晴。南浔贾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耕。”湖州的美不仅在她的景，更在民生的关怀下人人心中涌动的那股爱的暖流。
绍兴ISO引入政府程序：
以满意度作“导航”
“有了ISO认证的政府，行政服务不再因人而异了。”绍兴地区的一些群众普遍反映，现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笑脸服务多了，“吃、拿、卡、要”现象和“衙门习气”少了，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有了根本转变。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公共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我们不能困坐愁城，我们应该寻求政府管理的技术路径，像ISO9000这样的技术革新就是理想选择。”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
2001年5月，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率先在全国地市级政府办公室的管理中导入ISO9000，围绕“依法行政，提供办文、办会、办事等综合服务”，开始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同年9月14日，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专业机构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家通过该认证的政府行政机关。
绍兴市政府办公室通过导入ISO9000标准，贯彻以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质量管理原则，结合办公室实际，对办公室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从领导、部门和基层3个方面进行准确定位，抓住这个源头，依照“过程方式”的基本原理，从识别工作和服务对象要求入手来提升办公室的工作服务质量，通过服务满意度的调查测评，寻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持续改进的机会，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以不断增强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专家毛寿龙教授认为，政府组织引入ISO，是建立一种符合国际规范的管理和监督体系的有效举措。
“企业搞认证是为了给其产品提供质量保证，政府部门的产品是什么？是服务！规范政府行为，提供优质服务，就是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形象地比喻道。
在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来，绍兴市政府办公室的做法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关注。目前，浙江省已有宁波市、杭州市下城区等近10多家政府办公厅（室）已经或正在积极开展质量体系认证工作。
金华村委会监督：
“三驾马车”的分权制约
2004年6月18日，金华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的村委会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村民代表聚集在这里，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一起称为“三委会”。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诞生。
据悉，后陈村的监委会，制度设计上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可以“对村‘两委’不按村务制度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整套制度体现了分权制约和村民自治的原则。
“村务监督制度实行几年来，村干部办事越来越规范、透明、公开，大事都经过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我们村民都很放心。”后陈村村民陈华寿告诉记者。监委会的全程监督，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了村干部“不能腐败”、“不敢腐败”。据统计，武义县2005年至2008年村级公益性投资总额约为5.16亿元，普遍进行招投标，全县节约资金1.06亿元，村级招待费平均下降18.5%。
武义县在后陈村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2004年9月在全县试推行。到2005年5月底，结合农村村级组织换届，武义在全县546个村（社区）全部推行了监委会制度。此后，后陈村的“监委会”走向浙江各地。到2009年底，浙江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村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村级监督组织“全覆盖”。
如果说，监委会的成立是在外部形成了对公权力的监督，那么金华市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则是从内部约束官员自身，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
2004年4月，金华市出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试行）》。该评价体系由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南、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撰写规范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量化评价办法三部分组成。该体系的施行，提高了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质量，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只有在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下，才能更好地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衢州“农技110”：
“玩转”农技，网上冲浪
在浙江衢州，提起“农技110”网站，当地农民都跷起大拇指交口称赞。“什么技术行，问问‘农技110’，什么项目好，电脑网上找一找”成为不少农民的口头禅。
衢州“农技110”网站创建于1998年11月，是一个由政府部门主办、集农业技术信息与农业商务信息于一体的农业综合性网站，网站开设有农业快讯、市场行情、商业机会、农业标准、劳务信息、农事提醒、农业技术等10多个栏目，建立了柑橘、茶叶、家禽、三元猪、食用菌等网上专业市场，开发了供求信息自动配接系统、语音咨询呼叫系统、手机短信系统、手机WAP网站、电子邮箱系统等等。
“去年我种了3亩甘蔗，发现生长受阻，急忙拨县农技110电话求救。有关专家当即赶到我的甘蔗田现场诊断，指导我灌水施肥，使甘蔗很快恢复了生机。” 江山市沈家村一位农民告诉记者。
衢州市“农技110”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为真正做到“贴近农村、关注农业、服务农民”，更好地为农服务，“农技110”建立了以市为龙头、县为枢纽、乡村为基础的信息服务网络，覆盖了全市6个县（市、区）和139个乡镇。网站每年都会举办信息发布会，向全市农民传递农产品种、养、加、销等方面的公益信息，深受农民的欢迎。“农技110”还通过与当地电信、移动、联通、电视台和报社合作，利用现代通信和传媒手段，增加信息传播渠道，提高信息的覆盖面。
为保证发布信息的真实准确，“农技110”建立了网站管理的系列规章制度，完整的信息发布登记制度，严明的反馈制度，信息的更新制度等。网站采集的信息和发给用户的信息全部经过审核。
此外，“农技110”还大力开展农业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信息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提高他们利用信息和网络致富的能力。
几年的实践表明，“农技110”在加速农业技术推广、帮助农民解决农业技术疑难、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副产品销售以及减少农村社会纠纷、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浙江大学陈剑平教授表示，“农技110”是为农服务的重大创新，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是因为它对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满足农民对科技信息的需求、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起到了重大作用。
舟山网格化管理：
凝聚人心 贴心服务
一个源于最基层的创举——“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在悄悄地改变着千岛之城——舟山。因为它，虽然经历着金融危机，但舟山人的安全感满意率仍保持全省第一；因为它，舟山人的幸福感由心而生，舟山首次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100个候选城市名单。
张永飞，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街道莲花村的村民，这位朴实的农家妇女告诉记者：“一开始就是不明白，但当身边的为难事被网格员了解并彻底解决时，才真正知道确实是办实事的。”
张永飞口中所说的就是兴起于舟山普陀区，现正在浙江各地蓬勃发展的基层党建工作网络——“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这一张覆盖到乡村、社区边边角角的网络，把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紧密连接起来，深受浙江老百姓欢迎。专家们形象地将之概括为：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
2008年8月，舟山在普陀区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即以100至150户为单元，将全市划分为2464个网格，以乡镇(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民警、教师、医生、党员小组长或志愿者为网格团队成员，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以摸清网格“家底”为基础，建立起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体系，从而使“上面千条线”与“下面一张网”实现有机衔接，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无缝对接”。
就是这张网，自2008年8月在舟山全市覆盖以来，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5.1万余件，成为舟山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老百姓说：“以前看到干部，眼睛盯一盯，牢骚发一发。现在变了，老百姓抱个自家种的西瓜，和干部一起吃，干群关系变成朋友关系了。”
舟山“网格”经过近3年的实践，目前全市参加组团服务的人员达2.1万余人，共联系服务群众37万余户、97万余人。
有人评价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设计了一个新载体。在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与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之间，架起了一座对接沟通的新桥梁，成了为民服务的长效之举。
台州“民主恳谈”：
“草根民主”走上制度轨道
1999年，台州温岭松门镇首创了蜚声省内外的“民主恳谈”，当时，松门镇举办“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邀请村民和乡镇干部对村镇发展的重大事项平等对话、公开讨论、商讨对策。此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村民们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村镇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后来，在民主恳谈这一原生的母体中又孪生出泽国镇的参与式公共基建项目预算和新河镇的参与公共预算。
2005年，台州民主恳谈被授予“地方政府工作创新奖”。民主恳谈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有话就能说出来。2006年4月初的一天，43岁的温岭市泽国镇西岸村村民叶浇莲起了个大早，赶到镇里参加民主恳谈。所有的村民代表一起畅抒己见，共同商讨事关民生的集体项目。相关工作人员也感慨，现在的恳谈越来越难了，村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不过他也很欣慰地说，“村民素质提高了，参政意识增强了，也是一件好事。”民主恳谈，搭建了群众与群众、干部与群众沟通的平台。
“在浙江温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政府和老百姓坐在一块儿对话的场景，这太可贵了。”李凡在参加新河镇2007年度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议现场时欣喜地表示。作为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李凡，一直致力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跟踪研究和探索。他说，与内陆省份相比，浙江的领导是最理解“小政府大社会”的，这无疑是培育基层民主的合适土壤。
从民主恳谈到参与式预算，温岭民主恳谈制度这种生长于体制之外的“草根民主”，不仅没有昙花一现般地消失，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时光荏苒，今天，这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基层民主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逐渐走向成熟。
丽水农村宅基地换养老：
老人得养老，村民得实惠，集体得发展
阳光明媚的午后，松阳县赤寿乡梧桐口村叶美云、付爱定等11位老人，坐在宽敞的公寓里看电视。前些天，这些贫困的孤寡老人终于告别潮湿而破旧的百年老屋，开开心心地搬进村老人公寓。
67岁的叶美云激动地说：“宅基地换养老，这个办法管用！等于帮我找来了亲生子，我的养老问题终于解决了。”
丽水松阳县是浙西南山区的一个农业大县，全县农村37870名留守老人中，其中15300人是老弱病残者，这些老人养老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建新房了。针对许多农村老人处于“手中有房产，手头无资金”的尴尬境地，该县创造性地推出“农村宅基地换养老”项目。
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孤寡、贫困以及留守老年人自愿永久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将宅基地交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由村集体免费为老年人提供居住公寓。公寓产权归村集体所用，老年人终身享有免费使用权和居住权，有效破解了“农村老人如何赡养”的问题。截至2009年底，该县已在35村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换养老”项目，建成老年公寓645套，安置老年人1280人。
“宅基地换公寓的模式，其实是‘老人得养老，村民得实惠，集体得发展’。”据当地的一位村干部介绍，老年人是项目的直接受益群体，改善了居住条件，得到部分资金，养老有了一定保障；其次，村集体可以按照村庄建设规划，将拆除的宅基地调剂给村民建房或复垦为耕地；再次，公寓可以循环使用，老人终年后可以继续给他人使用，充分发挥价值。
丽水松阳县“宅基地换养老”项目受到广泛好评，庆元县技能型政府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行进。农民需要哪方面指导，乡镇干部就学习哪方面的技能，凭真才实学有效服务“三农”，将过去应付型、征收型、政令贯彻型的乡镇工作向主动型、服务型、经济发展型转变。
江根乡政府机关的同志表示，以前有的乡干部下村，群众相互私语：他们又来了。言下之意，干部进村是来添麻烦的。现在乡干部有技能，是花菜种植行家，下村后，群众笑脸相迎。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相信在服务型政府的领导下，在惠民政策的指引下，丽水有的不仅是好山好水好风光，更是一个和谐美好的明天。
义乌“工会维权”：
劳动者“娘舅家”的腰杆很给力
义乌，是一座开放的城市，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展示中心、配送中心和“世界超市”。义乌本地有俗语：“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义乌市政府甚至把外来务工人员尊称为“新义乌人”。
在这样一个包容的、发展的城市里，随着大量外来农民工的涌入，民工维权问题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带有浓厚地域帮派色彩的 “定远帮”和 “开化帮”应运而生。但这种“老乡抱团”的方式也给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表示，这类带有“帮派”特征的组织，虽然出于自我权益的保障，但势力强大，以至于后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部分外乡人“有理也得成，没理也得成”的局面。
各种现实问题都在呼唤和倒逼工会组织“摸石过河”，大胆探索。2000年10月，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2005年1月更名为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在全国率先成立，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工会维权模式悄然启幕，让一度“剑拔弩张”的劳资关系日趋稳定和稳固。
经过几年的实践，该协会用“借风、借力、借理”的方法，成功地摸索出一套运作机制，其具体做法可以总结为“五条经验”：与法律援助中心对接；与律师事务所“挂钩”；建立跨地区的工会联合维权工作站；与媒体合作；聘请义乌市各级领导担任“顾问”。
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就义乌总工会的社会化维权作出过专门的批示。陈有德说：“义乌特殊的社会实际即是工会维权义乌模式的原动力，也是这一模式继续发挥作用的推动力。”
“以前老板不发工资，我们就找几个老乡去吓他，现在老乡们都说，工会维权更方便、更安全。”在义乌工作的东阳籍农民工朱洪林欣喜地说。一些职工还表示，现在工会维权人员找上门来，老板们“都有点怕了”，“工会比以前有声望了”。更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形象地比喻道：“‘娘家’腰杆硬了，我们的难题解决了！”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评价说，义乌工会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精彩的制度创新画卷，义乌工会勇敢地承担起了为农民工维权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