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的一生可谓功名显赫，成就非凡。他首倡洋务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盛赞曾国藩说：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这番评价可谓得其环中。曾国藩的成就与他个人的修炼是分不开的。他个人修炼的心得体会在他的家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曾国藩家书》卷帙繁多，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治军用兵、科举考试、子弟教育、门风建设、读书写作等诸多方面。梁启超评论曾国藩文章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曾国藩家书》是最能体现曾国藩文章“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出之有本，言必由衷，如揭肺腑以相告语”特点的。《曾国藩家书》内容既富，阅读角度亦多。窃以为，最值得学习的还是他进德修业的功夫。从此角度看，《曾国藩家书》是一部进德修业、立人成事的人生指南。阅读《曾国藩家书》可以从中汲取人生经验和智慧，从而指导自己的人生。

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在人生各种修为里，曾国藩特别重视进德、修业二事。为什么呢？曾国藩在1844年10月10日给四位老弟的信里谈道：“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他所说的“进德”和“修业”指的是什么呢？“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可见，曾国藩所谓的“德”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德，他所说的“业”是指写诗作文练字等功课。在1842年10月21日给四位老弟的信中他对进德、修业还有另一种解释：“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可见在不同的语境中，两者的内涵略有不同。
　　为什么进德、修业这两者最靠得住呢？曾国藩认为：
　　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是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份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进德修业可以体现个人的主体性，而且具有累积性，所以此二事最可靠得住。如果德不成、业不就，那么就足以令人生耻。曾国藩曾自叹：“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进德、修业是曾国藩一生修炼的核心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修炼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虽然曾国藩所说德业与我们所修习的内容并不尽相同，但于今仍然有启发。我们每一个人仍然需要不断进行品德的修养、学业的精进，曾国藩所说的“由我作主”于进德、修业二事也确实可由个人掌握的，他所说的日日修行、日日累积的做法也很值得学习借鉴。

有志有恒，乃有成就

　　曾国藩特别重视做事要有志有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在（1842年12月18日）给诸位贤弟的信中说：“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这里就谈到了“立志”和“有恒”。后来（1843年1月20日）给诸位贤弟的信里他还说道：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在1844年10月10日给四位老弟的信里又说：“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虽然，曾国藩多是就读书、作诗等谈有志有恒，然则推而广之，人生中的成就，何事不由“有志有恒”而得？
　　“有志”就是要有志向。志向是心之所指，是面向未来的抱负。立志是求学成事的前提。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志育”，有很多关于“志”的精彩论述。如“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有志者事竟成。”朱熹說：“百学须先立志。”苏轼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曾国藩接续了传统的“志育”思想，强调“有志”是“有成就”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曾国藩也十分重视“立志”对成人成事的作用。在1844年10月30日给四位老弟的信中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他人！”可见，一个人若能立志，则能够不为外界所干扰，而成事成就。1863年5月22日在给曾纪泽、曾纪鸿二子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又说：“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欲求改变，先须立坚卓之志，立志就是改变的金丹。可见，立志对于成人的重要性。
　　“有恒”就是有恒心。梁启超曾说：“如无曾文正毅力必为失败之人。”所谓的毅力，其实就是做事能够坚持，即“有恒”。曾国藩自己是一个十分有恒心、有毅力的人，这从他的日记中更可以看出，虽然公务繁忙、人事杂多，但他每天坚持写日记、每天坚持读书、每天坚持作字等等。曾国藩他自己做到了有恒，推己及人，并劝儿子、诸弟由此行之。在1859年11月8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1842年12月18日，在给四位老弟的信中说： 　　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
　　可见，曾国藩把其他课程都删去了，而惟“有恒”不可去。为什么呢？因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二字为主。”在1843年1月20日给诸位贤弟的信里他又说：
　　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
　　曾国藩“自立课程”“誓终身不间断也”“将终身以之”即是立志，而其“有日日不断之功”则为“有恒”。一个人若果能立志并有恒为之，定会有所成就，曾国藩本人即是例子。

修身养性的四大法则

　　曾国藩在（1870年12月23日）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书信中谈到了修身养性的四大法则。
　　一曰慎独则心安。曾国藩认为“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一个人心里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去行善除恶，这就是自欺其人。自欺不自欺自己心里知道。因此，一个人“慎独”的功夫就特别重要。“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乎，是人生第一自强，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一个人能够做到没有愧疚之事，面对天地便会神色泰然，心情愉快富足宽裕，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快乐药方，也是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的功夫也是曾国藩特别重视的，内心要有一个“敬”字，要善于专静守一，不为外物所诱惑、所打扰。他的“主敬”思想也是接续儒家传统而来。他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对于“敬”的内涵，曾国藩从“敬之工夫”“敬之气象”“敬之效验”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已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在曾国藩看来，“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人身强”：“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也就是说，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对待，不敢懈怠，那么就能够使身体强健。
　　在1858年6月26日给沅甫九弟的信中说：
　　圣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平生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
　　曾国藩将自己五十而无所成归因到“敬”字功夫不足上，由此也体现出“敬”在成功中的重要性。在1858年8月22日给沅甫九弟的信里说：“‘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至嘱。”这里他则把“敬”看作是处朋友的交往原则，同时也是做任何事所需始终遵守的。
　　三曰求仁则人悦。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仁”。曾国藩对“求仁”亦十分看重。他认为：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产不惧，发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
　　孔子一派教育人，最大的莫过于教人“求仁”，而“求仁”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对“立”与“达”的概念进行了他理解后的形象的阐释：立者，自立而毫不恐惧，像富人财富有余，不需要向别人借一样；达者，四通八达，没有障碍，像有权威的人站在高处大喊一声便群山四面回应一样。一个人如能做到立已达人，其结果是怎样的？那就可能和万物争光辉了，那么人们就愿意高高兴兴地、喜悦地归附于他了。
　　四曰习劳则神钦。曾国藩特别重视做人要勤劳。首先，他认识到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性。他说：“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苦，古今之所同也。”接着，他谈到勤劳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为一身计，则必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他对勤勉和安逸给人生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由此说明勤勉的重要性。他说：
　　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浏览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鬼神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在他看来，君子要担负起人神所赋予的责任，没有比学习劳动更重要的了。
　　以上四则都是从修为的内容与效果两方面展开的。“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是修炼的内容，“心安”“身强”“人悦”“神钦”是修炼的效果。这些修炼涉及到如何处理对己的关系、对人的关系、对国家社会的关系，甚至涉及对鬼神的关系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遵守好这四条修身养性的法则即可保无过而有成。曾国藩本人也十分重视这四条的功用。他说：
　　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警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也就是说，这四条不仅是他自己用来自我警惕的，而且令自己的两个儿子相互勉励，每天晚上以这四条作为功课，每月终了时以这四条作为考查的内容。不仅如此，还把此四条寄给各位侄儿，让他们共同遵守，希望学有所成。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对此四条的看重。
　　这四条中所蕴含的思想，曾国藩曾数次在家书、日记里提及，例如在（1854年8月14日）给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人的信中也说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平生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这一段同样反映了曾国藩的“勤敬”思想，特别是从后面所说的“刻刻遵守”“至要至要”，不难看出他对此的高度重视，以及恳切心情。
　　《曾国藩家书》中所阐述的人生修养的内容十分广泛，蕴含着他丰富的思想，也透射出他万千的气象。如能再结合《曾国藩日记》和他生活中的实修以及他由鲁钝成就非凡功业的事实来理解，则对曾国藩其人其事，对人生当如何进德修业、如何走向成功会有更全面、更立体、更深切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