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覆盖面广，其全面推进提出了更高的智力支持要求。通过梳理既有研究现状，笔者试图发现，从智力支持角度，“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研究的基本要求及未来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亚研究带来重大机遇，使其资源投入增多、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机构增长、学术阵地拓展，但中亚研究所贡献的智力支持仍存在重要不足。为逐步强化中亚研究对“一带一路”倡议及更为宏大的国家战略的智力支持，中亚研究界需要加大对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问题研究的融合，加大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深化与拓展研究议题。唯有如此，才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中亚研究水平的真正提升，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提供更好、更大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中亚研究 智力支持 研究现状 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D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6）05-0001-20
[DOI编号]10.13851/j.cnki.gizw.201605001
“一带一路”倡议构成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研究议题。自2013年提出后，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与规划，“一带一路”已成为涉及中国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的重大发展战略，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尤其是在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公布后，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实施的对外发展战略，那么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界而言，一些亟须回答的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何种智力支持？现有研究能否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国际关系学界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等等。这些问题既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也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范围广泛，所需要的智力支持也相当广泛。根据《愿景与行动》的规划，“一带一路”倡议贯通了亚欧非三大洲，其中西欧与东亚两个地区互为起点，涵盖的地区与海域包括中亚、俄罗斯、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亚太、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非洲（至少部分东非地区）、欧洲等地区。从其涵盖的区域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抱负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一项国家大战略构想，也是涉及诸多区域问题的具体对外战略。因此，从国际关系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研究，既需要大战略研究的支持，也需要国别与地区研究的介入。在当前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上述两种研究途径与取向均有体现。前者主要涉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现存国际秩序及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系、其战略目标、面临的挑战与风险等；后者包括特定区域或特定区域内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机遇与挑战、与特定国家的对接途径与方式、不同地区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及面临的挑战等。
从区域研究角度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仍任重而道远。相较于从大战略或对外战略层面的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在具体地区或国家的共建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内相关区域问题的研究能否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足够充分、专业、准确的智力支持？就目前现状看，情况并不乐观。由于地区问题研究长期以来得到的支持与关注不够，导致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中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情况。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俨然已经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大蛋糕，大家都忙着争抢，很多人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带一路’的专家和智囊，许多错误认知和言论也就纷至沓来。”如果众多原本较少关注南亚、中亚、中东、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问题的专家或学者介入“一带一路”研究，并为地区问题研究带来更多的分析视角或新颖的观点，是值得欢迎的。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学者“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情况了解不足……大多数研究人员忽视‘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的小问题，对于诸多细节问题缺少了解和认识”。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需要学术界认真对待并对某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加以反思。
笔者将聚焦“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中亚研究，探讨前者对后者提出的期待以及国内中亚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众所周知，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有学者指出，中亚地区是“一带”建设的首要目标区，是更宏大规模互贸的基石和关键节点。胡鞍钢等对“一带”进行区段划分，分为中亚经济带，环中亚经济带及亚欧经济带三大层段，并指出中亚经济带是核心区。事实上，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欧亚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在“一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一帶一路”倡议构成国内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聚焦的当下，客观评估国内中亚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发展前景，有助于学者们对中亚研究存在的不足或缺失保持足够的清醒，并激励大家借助“一带”建设的机遇推进中亚问题的研究，以实现中亚问题研究水平的进步和发展。笔者并不试图全面回顾和评述苏联解体、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独立以来，中国学术界就该地区问题所积累的众多研究成果，而是根据“一带一路”建设所提出的智力支持要求探讨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状况，并展望在此背景下中亚研究面临的挑战及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研究的智力支持要求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当前的推进情况以及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中亚研究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以下智力支持：
（一）深入了解中亚国家对“一带”的认知及具体需求
按照《愿景与行动》的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因此，如何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的建设，是中亚研究发挥其政策相关性的首要切入点。中亚研究可以帮助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中亚国家如何认知和理解“一带”；中亚各国对参与“一带”建设的收益预期；中亚各国对“一带”倡议有何具体回应。目前，国内学者已注意到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并出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一带”倡议的提出时间尚短，加上国内中亚研究并未长期跟踪中亚国家对华舆情的变化，因此既有研究显得较为粗浅，且其判断极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效。相对而言，第二个问题更为根本，因为工具性动机在中亚国家的对外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带”倡议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其获益预期，将是决定中亚国家认知和应对的根本动力。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二）提出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建设的针对性建议
按照《愿景与行动》的设想，“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在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五通”一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要全部实现“五通”，对中国外交而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促进“五通”的工作，并非是在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以后才开始启动的，事实上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外交无疑在推进着各领域的工作，“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只不过是将各项工作加以明确并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己。既然“五通”实际上在以往中国外交中均有所体现，那么，回顾此前工作的经验，把握现有的基础，探讨其为“一带”建设提供必要的经验和启示，是中亚研究亟须开展的一项工作。就“一带”在中亚地区的建设而言，涉及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各项工作已经通过各种机制和渠道开展。“一带”为中国的中亚外交赋予的新动力，主要在于促进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设施联通与民心相通。其中，又以设施联通最为关键。有鉴于此，中亚研究者需要就如何激发中亚国家加快共同促进与中国之间的“五通”工作，尤其是设施联通的工作，拟定相应的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前提，是要全面了解中亚国家与中国在“五通”方面已做的诸多具体工作，以及各国拟定或设想的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展“五通”’的战略规划。
（三）深入研究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行动、机制及效果
“一带”是为了加强中国与中亚、高加索、中东、中东欧、西欧等沿线国家友好关系所提出的战略倡议。在沿线各地区，“一带”应从属于中国的整体外交布局；具体到中亚地区，更多是“一带”建设从属于中国的中亚外交：其一，只要中亚国家存在，中国的中亚外交就永远是进行时，而“一带”构想属于战略构想，一般有具体的实施期限；其二，“一带”建设的“五通”涵盖了中国中亚外交的重要领域，但并非中亚外交的全部内容；其三，“一带”并不是对中亚地区另眼相看，它也非中国对中亚的特殊政策，而是涵盖一系列的地域，有待中国外交为协调整个欧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做出努力。“一带”倡议的全面建设，使中国中亚外交有了新的资源投入，因此也需要新的工作思路与方法。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白中亚独立后与其外交的过程、举措、机制、得失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中国的中亚外交涵盖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包括能源）、安全、文化各个层面，拥有双边与多边（主要是上海合作组织）等多种合作渠道，取得了诸多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明显不如安全合作。对上述问题的全面回顾与总结，将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提供借鉴，同时汲取一定的教训。
（四）聚焦中亚地区推进“一带”倡议的潜在政治与安全风险
“一带”在中亚的建设是否顺利，与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息息相关。在中亚地区，政治风险主要源自于该地区可能出现的由群众抗议所引发的政权更迭或族群冲突与国家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前者的先例包括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3月与2010年4月的两次“颜色革命”，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过程中的南部族群冲突，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2011年哈萨克斯坦的扎奥纳津事件等。后者的主要挑战是难以判断中亚国家是否已形成稳定的权力交接机制，不排除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中亚国家一旦出现政局动荡，很有可能影响各国参与“一带”建设的意愿与能力。
就安全风险而言，尽管部分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但该地区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涉及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国际贩毒和武器走私等。更为严重的是，中亚地区的各种安全威胁往往相互交织。此外，中亚地区的环境退化也可能给“一带”建设带来政治与安全风险，中亚研究可通过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全面评估不同类型的风险、不同风险出现的概率，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五）深入剖析外国行为体介入中亚事务的动机、举措与效果
中亚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得大国竞相参与该地区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大国在中亚地区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态势，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冠以“新大博弈”之类的术语加以描述。无论是否恰当，该术语的风行暗示了“一带”建设将面临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甚至破坏。尽管“一带”是開放性的构想，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参与。但在大国利益云集的地区推进该构想，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其他国家的相关倡议纳入考虑，如美国针对中、南亚地区与阿富汗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构想等。事实上，自“一带”倡议提出后，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明显增多，竞争更趋激烈。值得欣慰的是，中俄就推进“一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达成了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带”所面临的压力。不过，在推进“一带”建设的过程中，中亚研究者仍需就“一带”倡议与其他大国的涉中亚倡议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各方倡议的异同点、优劣势、可对接之处与相互抵触之处、背后所体现的不同国家战略诉求的异同，以明晰“一带”倡议的比较优势，在必要时拟定推进不同倡议之间共存共融的途径、机制和方式。
（六）明确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演变历程与发展动力
“一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前述中亚国家对“一带”的认知与回应等问题，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动力等也有可能对“一带”建设产生潜在和深远的影响。如塔吉克斯坦内战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发展历程，并影响着塔政治力量对比、政权合法性来源等重大问题。尽管塔吉克斯坦内战与“一带”建设不存在直接关联，但显然不能忽视其对“一带”建设的间接影响。在塑造特定国家发展历程的重大事件（如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逝世、吉尔吉斯斯坦的两次“颜色革命”与2010年6月族群冲突等）之外，中亚国家的贸易状况、经济政策、法律环境、教育状况、族群构成、语言政策等在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均有可能对“一带”建设的顺利推进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一带”建设需要中亚研究提供的智力支持涵盖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是与“一带一路”建设直接或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另一类问题虽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直接相关但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长远发展有一定影响的问题。前者可称之为“对策性问题”，后者可称之为“基础性问题”。在上述六个问题中，前五个问题因与“一带”建设的政策相关性较高，属于“对策性问题”，而中亚国家转型的历程与发展动力等则是典型的“基础性问题”。决策者更为关注“对策性问题”，也迫切需要知识界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和政策建议；尽管决策者对“基础性问题”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但研究者仍需高度重视。
二、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特征及其不足
尽管中国的中亚研究时间尚短，但确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就“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所提出的高标准、高要求而言，中国的中亚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一）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特征
第一，研究队伍规模较小。有关“一带”建设的成果不断涌现，但国内学术界专门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与机构并不多。尽管有大量著述涌现，但大多数论及“一带”与中亚的文章作者并不持久地关注中亚，很多人只是在“短时间内成为了‘一带一路’的专家和智囊”。据粗略统计，国内专门从事中亚问题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不超过50人，且分散在全国20多个机构。从“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主要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参与的学术论坛）历届与会者人数来看，参与者规模稳定在50人左右，这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统计。
第二，学术平台相对匮乏。其一，目前国内尚未组建专门从事中亚研究的学术组织，没有独立的中亚学会。绝大多数中亚问题专家是“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的成员。换句话说，大多数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同时介入其他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中，中亚研究只是其研究方向之一。其二，中亚研究成果的发表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平台。除《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俄罗斯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定期会刊发部分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外，多数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综合性国际关系刊物或大学学报。其三，在教育部相继设立的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也没有中亚问题研究基地。因此，当前的中亚研究既缺乏学术平台，政策扶持力度也较为有限，这与中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匹配。
第三，关注主题较为单一。中亚研究队伍的薄弱和平台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亚研究的议题范畴。根据一项有关我国在1990-2012年期间公开发表的中亚研究学术论文的统计研究，“学科分布上极不均衡，总体明显偏重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研究，对其他学科的重视不足，特别是对自然科学、文、史和医学类等的关注度极低”；就研究主题而言，“国内对中亚五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工业、贸易经济以及石油天然气工业类学科，对农业、市场、金融、交通和军事类学科的关注较少”；而就大国与中亚关系而言，主要涉及大国中亚政策的变迁与互动、中亚政局变化与走向、中亚能源资源的储备与外运、中亚安全形势的演变与影响等议题，基础性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历史研究和国别研究尤其缺乏。
第四，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结合有待加强。与前一特征相关，中亚研究以时事研究为主，理论化水平较低。由于属于区域研究，一个突出现象是，中亚研究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或比较政治学的脱节比较严重。中亚研究者较少参考国际关系学者或比较政治学者的成果，而国际关系或比较政治研究学者也很少借鉴中亚问题等区域研究的具体进展。现有中亚研究以现状跟踪为主，具有问题导向和较高学理性的研究成果不是很普遍。以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为例，大多数研究以介绍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机构设置、地区影响、功能演变为主，很少探讨其制度形式、成立原因、扩容机制、发展动力等内涵，并提炼出新的地区组织构建模式或修正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建立地区性组织的理论。
第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国内现有的关于中亚问题的公开发表成果，大多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文献解读和逻辑演绎居绝对主导地位。而定性研究方法中的比较研究、过程追踪、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也很少得到使用。这不仅会影响研究深度，还可能影响对中亚形势的判断。不仅如此，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也波及中亚研究的文献使用。特别是由于更多地聚焦对中亚问题的动态跟踪，使网络资源和中文资源成为主要文献来源。尽管这两者都相当重要，但过度依赖网络资源和中文资源，明显不利于中亚研究的深化和学术积累。
（二）当前中亚研究对“一带一路”的智力支持不足
根据上述分析，可初步回答当前中亚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何等智力支持的问题。总体上，中亚研究的确能在某些方面为“一带”建设提供富有启发或针对性的帮助，如对中亚国家如何认知“一带”及各国的具体需求有初步分析，对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行动、机制、效果等方面的内容作了一定探索，长期关注中亚地区面临的政治与安全风险，对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外部行为体介入中亚事务的动机、举措与效果有较多的研究。但当涉及更为基础性的问题时，由于对中亚的关注和研究力度不够，以至于无法为“一带”建设提供及时、有效的启示或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具体而言，当前中亚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以致其无法为“一带”建设提供充分与完全的智力支持。第一，对中亚各国国情与该地区区情的了解存在偏差。例如，研究中往往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五国視为一个整体，对各国对“一带”的期待、各国自身的战略规划等问题缺乏清晰的把握。
第二，关心大国的中亚政策及其博弈，较少探讨中亚国家自身的外交决策机制，也很少关注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对小国的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关注不足。由此导致对中亚五国对“一带”建设的态度的理解往往缺乏连贯性。
第三，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估计过高，对后者的关切与反应考虑不足。事实上，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及国家形象存在诸多可改进之处。学术界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评估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一带”在该地区遭遇的复杂反应，避免盲目乐观或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 第四，对中亚安全形势往往持悲观的态度，不符合该地区维持较长时间稳定的现实。中亚地区存在较为突出的安全风险，但部分研究对中亚国家的能力存在明显的消极估计，对其应对各种内外挑战的能力缺乏信心，甚至有少数研究摆脱不了“冷战”或零和思维，倾向于将其他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多数活动均视作对中国的遏制。这种研究倾向不利于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的客观评估，更难以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建议。
第五，主要关注现实和热点问题，基础性研究和历史研究薄弱，从而无法充分把握中亚国家转型的动力。对“一带”的发展前景和顺利运作而言，各成员国转型过程的平稳和顺利与否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带”的前途归根结底取决于沿线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各国对“一带”的政策取向，但国内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仍存在重大不足。
三、“一带"建设背景下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国家层面上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以及学术界为“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的自觉意识，都为中亚研究提供了诸多难得的机会。其一，国家加大了对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周边地区的重视，如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专门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意味着中亚等周边国家在中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其二，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加大了对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支持力度。以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以“一带一路”或“一带”、“一路”为题的“一般项目”达32项，“青年项目”达13项，其中多数属于区域研究范畴。此外，西部项目中还有不少类似研究。其三，更多的学者介入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传统上，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或外交研究者较少介入区域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不少此前从未涉足区域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加大关注力度，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有助于提高区域研究的水平。其四，诸多区域国别问题或“一带一路”研究机构涌现。例如，2015年4月8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牵头，协同国内相关科研单位成立了“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该联盟涵盖55家理事单位，囊括亚地区的稳定、期待阿富汗形势的改善、盼望中亚国家能有效处理彼此间的能源与水资源问题、坚持中亚地区应该维持无核化地位，等等。了国内大部分涉“一带一路”研究的机构。同时，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均成立了专门从事“一带一路”或“一带”、“一路”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其数字难以准确统计。其五，国内学术界内部及与国外学术界就区域问题研究的交流更趋活跃。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相关学术会议频频召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具有两面性：从积极的角度看，大量会议召开活跃了学术氛围，为学者们交流观点提供了平台；从消极的角度看，大同小异的会议使研究者们疲于应付，分散了本应用于研究的宝贵精力，很难说起到了深刻的思想砥砺的作用，毕竟要在短时间内就“一带一路”提出有开创性的思想相当困难。其六，学术刊物开始更多地刊发与中亚问题研究或“一带一路”相关的成果。随着“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中亚问题成果发表平台缺乏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如《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安全研究》、《国际观察》、《国际论坛》、《国际展望》等主流国际关系刊物开始较多刊发涉及“一带”或区域问题研究的论文，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也用以书代号的形式出版《中亚研究》，等等。
以上有利条件的出现，对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鉴于当前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特征已形成较长时间，可以预料，上述有利条件并不会在短期内带来显著变化。学术研究自有其运行轨迹和“路径依赖”，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知识积累，都需要持久、稳定的投入和支持，寄希望于中亚问题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是不现实的，也有违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专门从事中亚研究的人才与机构并不多，但此后突然涌现一大批相关机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机构要组建起健全的人才队伍、积累坚实的研究基础，需要做出艰巨的努力。当然，新的人员与机构介入“一带”涵盖区域的研究，有助于激发学术界对中亚等区域研究的热情。就中亚问题研究而言，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机遇，在以下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加大对区域和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培养的重点应该放在博士研究生上。中亚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状况，或许会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变，但人数的增多只是一个方面，培养质量的提高更为重要；这尤其需要更多关注与更大投入。就此而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于2011年启动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值得借鉴与推广。根据规划，该项目“旨在培养潜心研究基础性课题、深入了解对我国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学术型人才”，其独特之处在于，明确要求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具有强烈的科研兴趣、并立志以其中的一国或多国研究作为学术事业”，强调学生须“经过国内外专业学习和长期的国外田野工作，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的某一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认识，具备完成国际标准研究成果的能力”。清华大学招收发展中国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有别于传统的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突出田野研究经验的重要性、鼓励区域问题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融合。当然，其他机构可能并不具备清华大学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尽管如此，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人才培养的确迫在眉睫，各研究机构均须尽力而为。
第二，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问题研究间的融合。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中来理解，可以发现，“一带’’涉及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范畴，而中亚研究则属于区域研究范畴，因此，可将“一带”建设与中亚研究纳入国际关系学与区域研究的交叉领域加以理解。但白二战结束后，区域研究在美国兴起，它与国际关系学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二者更多是一种疏离的关系。经过争論，学界达成共识，需要更为有效地整合二者，使之相互促进，而非延续过去相互排斥的路径。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首先需要秉持使国际关系学研究与区域研究相互促进的理念。其目的在于，中亚研究通过介入“一带”建设的研究，一方面要加深对中亚地区及各国的了解，深切地把握该地区的发展动力，增进对该地区特有知识的认识；另一方面，中亚研究需要深入考察中亚国家的社会转型、大国参与、外交决策等问题，并纳入国际关系一般性问题的研究议题中，以修正或超越国际关系中既有理论框架或知识为导向，最终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贡献新的一般性知识。就此而言，“一带”倡议建设背景下的中亚研究具有自身的目标，核心在于贡献有关中亚地区的独特性知识和有关国际关系学的普遍性知识。 第三，加大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一带一路”构想属于中国的国家战略，要为其提供智力支持，自然要求相关区域研究聚焦政策相关性。需要注意的是，关注政策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中亚研究只集中于政策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面临理论分析无法为国家政策实践提供充分知识启示和政策支持的困境。但中国似乎存在一种相反的趋向，特别是在区域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出于浓郁的家国情怀，更为关注政策相关性，而较少关注区域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是否具有学理性和普遍性。从长远视角看，这可能导致一种消极的后果，即“如果学术研究完全服务于社会有用之需求，满足于政策之功效，则学术研究会浮躁易变，贪近求远，成为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在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的过程中，无疑需要关注该地区存在的一些与政策相关度高的问题；但对中亚研究者而言，仅着眼于直接相关的问题远远不够，还需深入研究那些可能与“一带”建设存在潜在关系的问题，如此才能保证其为“一带”建设所提供的知识和政策建议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第四，深化与拓展研究议题。一个新的研究议题的产生，并不是指一批学者在短时间内去研究某个热点问题，而是指就某个重要问题得到一群学者的长期关注，并产生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中亚研究领域，考虑到现有研究队伍的相对薄弱，要开拓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并不容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或许能形成一个新的研究议题。为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研究者可从国际关系学中的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批判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后现代/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等视角出发开展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另一个拓展中亚研究议题的相对便捷的途径，是在参考国外学者做法的基础上，针对同样的议题创新性地从事自己的研究。以中亚国家转型和国家建构研究为例，中国学者可借鉴政治学中的国家能力、政治文化、合法性，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社会分层、社会结构，民族学中的原初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与分析模式。为解释中亚国家的内部发展动力，西方学者提出了部族政治、地区政治、精英网络、庇护政治等解释路径，而国内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中亚的部族分裂和地区竞争等问题，但仍缺乏系统性研究，因此尚未成为一个得到众多关注的学术命题。又如，在研究或解释中亚一体化之所以步履维艰及对“一带”倡议建设的启示时，可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安全困境、安全治理、安全复合体、集体身份等理论。无论是“一带”建设本身，还是其他与“一带”相关、涉及中亚国家稳定和转型的问题，都只有通过持久关注，才能上升为一个学术议题。
第五，强化方法论学习和训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客观而言，因为相应的数据库有限，比较精致和复杂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中亚问题的研究上尚难以得到广泛使用。至于定性研究方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则因为大多数研究者不具备到中亚国家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使用范围也有限；但比较研究方法是深化中亚安全研究的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例如，为什么塔吉克斯坦发生了内战而其他中亚国家没有发生，为什么吉尔吉斯斯坦两次遭政治动荡波及而其他国家维持相对稳定，为什么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即使面临政府歧视性的民族政策也只有部分人离开该国，而吉尔吉斯斯坦虽然采取了包容性的民族政策但仍有大批俄罗斯人出走？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使用比较研究方法可以产生具有较高学理化水平的成果。这样，不仅能深化对中亚国家转型的认识，较为准确地判断各国形势的变化趋势，也许还能发现一些普遍性的知识，为研究其他地区的相应现象提供借鉴和启发。正如昝涛所指出的，中亚研究需要使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均得到普遍的使用，使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因为“科学方法的区域研究不能取代或取消传统的区域研究，传统的区域研究也不能排斥更先进的研究方法”。
第六，在借鉴俄美等国中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巩固和凸显中国中亚研究的特色。在研究“一带”或中亚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需要借鉴或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一带”提出时间尚短，美俄学术界的反应还有待观察，但有关中亚地区基础性问题的丰富研究成果，仍需要仔细整理加以参考。美俄的中亚问题研究有其学术传承和自身优势。俄罗斯的优势在于中亚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是帝俄与苏联的一部分，由此积累了关于该地区各方面的丰富知识，俄对该地区各方面的了解是其他大國难以企及的。美国中亚问题研究虽有夸大该地区风险与威胁的倾向，但自冷战开始以来所形成的学术积累，仍然值得国内研究者参考与借鉴。鉴于国内中亚研究部分成果过于依赖网络资源，首先需了解美俄中亚研究的学术动向，必要时可参考其研究成果。以笔者相对熟悉的英文文献为例，仅1991-2002年间，就公开出版了1875部与中亚问题相关的论著。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动态研究，但仍不乏学理化程度较高、研究方法比较多元、参考文献相当丰富的成果，对中国学界具有借鉴意义。当然，西方的中亚研究也存在其问题，这是在借鉴时需要避免的。总之，中国的中亚研究要取得突破，得到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或政治学界的认可和尊重，加快对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是一条有效且必经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中亚研究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如加大对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安全形势、大国介入中亚事务等问题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也要与国际中亚研究学界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一般性中亚问题进行更积极的对话。
结束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落实构成国内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议题的当下，客观评估国内中亚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发展前景具有一定的意义，“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亚研究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智力支持。如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其具体需求；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建设的细致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行动、机制、效果等。然而，通过对当前中亚研究基本特征的梳理，可以发现中亚研究虽可为“一带”建设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对中亚各国国情与该地区区情的了解存在偏差，关心大国的中亚政策及其博弈的同时较少探讨中亚国家自身的外交决策机制，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往往估计过高，等等。为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之机促进中亚研究水平的提升，中亚学术界需要在加大对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问题研究间的融合，加大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深化与拓展研究议题等领域做出努力。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作为整体的区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该倡议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央与地方的重视与对区域研究提供智力支持的期待、相关部门为“一带一路”研究所做的大量投入，这些均为区域研究者利用好这一机遇发展自身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认为，“一带”建设与国内的中亚研究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要求后者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后者相应地也要求前者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和资源投入。如果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一带”建设与中亚研究均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这只是一种乐观的期待和理想的状态，真实情况也远比这种设想复杂得多。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形是，中亚研究或许无法提供“一带”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或对策，而“一带”建设所激发的对中亚问题的兴趣，也难以有效保证中亚问题研究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进步。两者互动的结果如何，只能有待时间来加以检验。
在此背景下，关键的问题在于区分从事“一带一路”相关研究过程中面对的两类问题：“对策性问题”和“基础性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这两类问题的研究虽然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但将过多的力量投入到前一类问题的研究中而忽视后一类问题的研究，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区域研究的发展。这是因为，如果区域研究者只关注“对策性问题”，客观上会带来忽视或摒弃“基础性问题”的效果，最终使区域问题研究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的阶段，无助于区域性知识的增加与丰富。因此，在研究“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同时重视上述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理想的结果是，国内学术界在两类问题上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实现国内区域问题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收稿日期：2016-05-07]
[修回日期：2016-07-25]
[责任编辑：张春]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中亚研究 智力支持 研究现状 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D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6）05-0001-20
[DOI编号]10.13851/j.cnki.gizw.201605001
“一带一路”倡议构成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研究议题。自2013年提出后，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与规划，“一带一路”已成为涉及中国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的重大发展战略，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尤其是在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与行动》）公布后，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实施的对外发展战略，那么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界而言，一些亟须回答的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何种智力支持？现有研究能否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国际关系学界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等等。这些问题既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也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范围广泛，所需要的智力支持也相当广泛。根据《愿景与行动》的规划，“一带一路”倡议贯通了亚欧非三大洲，其中西欧与东亚两个地区互为起点，涵盖的地区与海域包括中亚、俄罗斯、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亚太、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非洲（至少部分东非地区）、欧洲等地区。从其涵盖的区域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抱负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一项国家大战略构想，也是涉及诸多区域问题的具体对外战略。因此，从国际关系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研究，既需要大战略研究的支持，也需要国别与地区研究的介入。在当前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上述两种研究途径与取向均有体现。前者主要涉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现存国际秩序及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关系、其战略目标、面临的挑战与风险等；后者包括特定区域或特定区域内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机遇与挑战、与特定国家的对接途径与方式、不同地区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及面临的挑战等。
从区域研究角度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仍任重而道远。相较于从大战略或对外战略层面的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在具体地区或国家的共建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内相关区域问题的研究能否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足够充分、专业、准确的智力支持？就目前现状看，情况并不乐观。由于地区问题研究长期以来得到的支持与关注不够，导致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中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情况。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俨然已经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大蛋糕，大家都忙着争抢，很多人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带一路’的专家和智囊，许多错误认知和言论也就纷至沓来。”如果众多原本较少关注南亚、中亚、中东、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问题的专家或学者介入“一带一路”研究，并为地区问题研究带来更多的分析视角或新颖的观点，是值得欢迎的。但实际情况却是，许多学者“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情况了解不足……大多数研究人员忽视‘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的小问题，对于诸多细节问题缺少了解和认识”。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需要学术界认真对待并对某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加以反思。
笔者将聚焦“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中亚研究，探讨前者对后者提出的期待以及国内中亚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众所周知，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有学者指出，中亚地区是“一带”建设的首要目标区，是更宏大规模互贸的基石和关键节点。胡鞍钢等对“一带”进行区段划分，分为中亚经济带，环中亚经济带及亚欧经济带三大层段，并指出中亚经济带是核心区。事实上，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欧亚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在“一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一帶一路”倡议构成国内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聚焦的当下，客观评估国内中亚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发展前景，有助于学者们对中亚研究存在的不足或缺失保持足够的清醒，并激励大家借助“一带”建设的机遇推进中亚问题的研究，以实现中亚问题研究水平的进步和发展。笔者并不试图全面回顾和评述苏联解体、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独立以来，中国学术界就该地区问题所积累的众多研究成果，而是根据“一带一路”建设所提出的智力支持要求探讨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状况，并展望在此背景下中亚研究面临的挑战及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研究的智力支持要求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当前的推进情况以及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中亚研究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以下智力支持：
（一）深入了解中亚国家对“一带”的认知及具体需求
按照《愿景与行动》的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因此，如何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的建设，是中亚研究发挥其政策相关性的首要切入点。中亚研究可以帮助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中亚国家如何认知和理解“一带”；中亚各国对参与“一带”建设的收益预期；中亚各国对“一带”倡议有何具体回应。目前，国内学者已注意到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并出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一带”倡议的提出时间尚短，加上国内中亚研究并未长期跟踪中亚国家对华舆情的变化，因此既有研究显得较为粗浅，且其判断极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效。相对而言，第二个问题更为根本，因为工具性动机在中亚国家的对外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带”倡议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其获益预期，将是决定中亚国家认知和应对的根本动力。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二）提出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建设的针对性建议
按照《愿景与行动》的设想，“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在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五通”一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要全部实现“五通”，对中国外交而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促进“五通”的工作，并非是在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以后才开始启动的，事实上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外交无疑在推进着各领域的工作，“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只不过是将各项工作加以明确并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己。既然“五通”实际上在以往中国外交中均有所体现，那么，回顾此前工作的经验，把握现有的基础，探讨其为“一带”建设提供必要的经验和启示，是中亚研究亟须开展的一项工作。就“一带”在中亚地区的建设而言，涉及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各项工作已经通过各种机制和渠道开展。“一带”为中国的中亚外交赋予的新动力，主要在于促进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设施联通与民心相通。其中，又以设施联通最为关键。有鉴于此，中亚研究者需要就如何激发中亚国家加快共同促进与中国之间的“五通”工作，尤其是设施联通的工作，拟定相应的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前提，是要全面了解中亚国家与中国在“五通”方面已做的诸多具体工作，以及各国拟定或设想的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展“五通”’的战略规划。
（三）深入研究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行动、机制及效果
“一带”是为了加强中国与中亚、高加索、中东、中东欧、西欧等沿线国家友好关系所提出的战略倡议。在沿线各地区，“一带”应从属于中国的整体外交布局；具体到中亚地区，更多是“一带”建设从属于中国的中亚外交：其一，只要中亚国家存在，中国的中亚外交就永远是进行时，而“一带”构想属于战略构想，一般有具体的实施期限；其二，“一带”建设的“五通”涵盖了中国中亚外交的重要领域，但并非中亚外交的全部内容；其三，“一带”并不是对中亚地区另眼相看，它也非中国对中亚的特殊政策，而是涵盖一系列的地域，有待中国外交为协调整个欧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做出努力。“一带”倡议的全面建设，使中国中亚外交有了新的资源投入，因此也需要新的工作思路与方法。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白中亚独立后与其外交的过程、举措、机制、得失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中国的中亚外交涵盖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包括能源）、安全、文化各个层面，拥有双边与多边（主要是上海合作组织）等多种合作渠道，取得了诸多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明显不如安全合作。对上述问题的全面回顾与总结，将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提供借鉴，同时汲取一定的教训。
（四）聚焦中亚地区推进“一带”倡议的潜在政治与安全风险
“一带”在中亚的建设是否顺利，与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息息相关。在中亚地区，政治风险主要源自于该地区可能出现的由群众抗议所引发的政权更迭或族群冲突与国家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前者的先例包括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3月与2010年4月的两次“颜色革命”，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过程中的南部族群冲突，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2011年哈萨克斯坦的扎奥纳津事件等。后者的主要挑战是难以判断中亚国家是否已形成稳定的权力交接机制，不排除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中亚国家一旦出现政局动荡，很有可能影响各国参与“一带”建设的意愿与能力。
就安全风险而言，尽管部分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但该地区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涉及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国际贩毒和武器走私等。更为严重的是，中亚地区的各种安全威胁往往相互交织。此外，中亚地区的环境退化也可能给“一带”建设带来政治与安全风险，中亚研究可通过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全面评估不同类型的风险、不同风险出现的概率，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五）深入剖析外国行为体介入中亚事务的动机、举措与效果
中亚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得大国竞相参与该地区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大国在中亚地区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态势，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冠以“新大博弈”之类的术语加以描述。无论是否恰当，该术语的风行暗示了“一带”建设将面临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甚至破坏。尽管“一带”是開放性的构想，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参与。但在大国利益云集的地区推进该构想，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其他国家的相关倡议纳入考虑，如美国针对中、南亚地区与阿富汗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构想等。事实上，自“一带”倡议提出后，大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明显增多，竞争更趋激烈。值得欣慰的是，中俄就推进“一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达成了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一带”所面临的压力。不过，在推进“一带”建设的过程中，中亚研究者仍需就“一带”倡议与其他大国的涉中亚倡议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各方倡议的异同点、优劣势、可对接之处与相互抵触之处、背后所体现的不同国家战略诉求的异同，以明晰“一带”倡议的比较优势，在必要时拟定推进不同倡议之间共存共融的途径、机制和方式。
（六）明确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演变历程与发展动力
“一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前述中亚国家对“一带”的认知与回应等问题，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动力等也有可能对“一带”建设产生潜在和深远的影响。如塔吉克斯坦内战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塔吉克斯坦的国家发展历程，并影响着塔政治力量对比、政权合法性来源等重大问题。尽管塔吉克斯坦内战与“一带”建设不存在直接关联，但显然不能忽视其对“一带”建设的间接影响。在塑造特定国家发展历程的重大事件（如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逝世、吉尔吉斯斯坦的两次“颜色革命”与2010年6月族群冲突等）之外，中亚国家的贸易状况、经济政策、法律环境、教育状况、族群构成、语言政策等在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均有可能对“一带”建设的顺利推进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一带”建设需要中亚研究提供的智力支持涵盖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是与“一带一路”建设直接或密切相关的各类问题，另一类问题虽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直接相关但对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长远发展有一定影响的问题。前者可称之为“对策性问题”，后者可称之为“基础性问题”。在上述六个问题中，前五个问题因与“一带”建设的政策相关性较高，属于“对策性问题”，而中亚国家转型的历程与发展动力等则是典型的“基础性问题”。决策者更为关注“对策性问题”，也迫切需要知识界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和政策建议；尽管决策者对“基础性问题”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但研究者仍需高度重视。
二、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特征及其不足
尽管中国的中亚研究时间尚短，但确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就“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所提出的高标准、高要求而言，中国的中亚研究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一）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特征
第一，研究队伍规模较小。有关“一带”建设的成果不断涌现，但国内学术界专门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与机构并不多。尽管有大量著述涌现，但大多数论及“一带”与中亚的文章作者并不持久地关注中亚，很多人只是在“短时间内成为了‘一带一路’的专家和智囊”。据粗略统计，国内专门从事中亚问题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不超过50人，且分散在全国20多个机构。从“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主要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参与的学术论坛）历届与会者人数来看，参与者规模稳定在50人左右，这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统计。
第二，学术平台相对匮乏。其一，目前国内尚未组建专门从事中亚研究的学术组织，没有独立的中亚学会。绝大多数中亚问题专家是“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的成员。换句话说，大多数从事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同时介入其他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中，中亚研究只是其研究方向之一。其二，中亚研究成果的发表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平台。除《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俄罗斯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定期会刊发部分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外，多数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综合性国际关系刊物或大学学报。其三，在教育部相继设立的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也没有中亚问题研究基地。因此，当前的中亚研究既缺乏学术平台，政策扶持力度也较为有限，这与中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匹配。
第三，关注主题较为单一。中亚研究队伍的薄弱和平台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亚研究的议题范畴。根据一项有关我国在1990-2012年期间公开发表的中亚研究学术论文的统计研究，“学科分布上极不均衡，总体明显偏重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研究，对其他学科的重视不足，特别是对自然科学、文、史和医学类等的关注度极低”；就研究主题而言，“国内对中亚五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工业、贸易经济以及石油天然气工业类学科，对农业、市场、金融、交通和军事类学科的关注较少”；而就大国与中亚关系而言，主要涉及大国中亚政策的变迁与互动、中亚政局变化与走向、中亚能源资源的储备与外运、中亚安全形势的演变与影响等议题，基础性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历史研究和国别研究尤其缺乏。
第四，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结合有待加强。与前一特征相关，中亚研究以时事研究为主，理论化水平较低。由于属于区域研究，一个突出现象是，中亚研究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或比较政治学的脱节比较严重。中亚研究者较少参考国际关系学者或比较政治学者的成果，而国际关系或比较政治研究学者也很少借鉴中亚问题等区域研究的具体进展。现有中亚研究以现状跟踪为主，具有问题导向和较高学理性的研究成果不是很普遍。以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为例，大多数研究以介绍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机构设置、地区影响、功能演变为主，很少探讨其制度形式、成立原因、扩容机制、发展动力等内涵，并提炼出新的地区组织构建模式或修正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建立地区性组织的理论。
第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国内现有的关于中亚问题的公开发表成果，大多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文献解读和逻辑演绎居绝对主导地位。而定性研究方法中的比较研究、过程追踪、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也很少得到使用。这不仅会影响研究深度，还可能影响对中亚形势的判断。不仅如此，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也波及中亚研究的文献使用。特别是由于更多地聚焦对中亚问题的动态跟踪，使网络资源和中文资源成为主要文献来源。尽管这两者都相当重要，但过度依赖网络资源和中文资源，明显不利于中亚研究的深化和学术积累。
（二）当前中亚研究对“一带一路”的智力支持不足
根据上述分析，可初步回答当前中亚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何等智力支持的问题。总体上，中亚研究的确能在某些方面为“一带”建设提供富有启发或针对性的帮助，如对中亚国家如何认知“一带”及各国的具体需求有初步分析，对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行动、机制、效果等方面的内容作了一定探索，长期关注中亚地区面临的政治与安全风险，对包括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外部行为体介入中亚事务的动机、举措与效果有较多的研究。但当涉及更为基础性的问题时，由于对中亚的关注和研究力度不够，以至于无法为“一带”建设提供及时、有效的启示或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具体而言，当前中亚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以致其无法为“一带”建设提供充分与完全的智力支持。第一，对中亚各国国情与该地区区情的了解存在偏差。例如，研究中往往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五国視为一个整体，对各国对“一带”的期待、各国自身的战略规划等问题缺乏清晰的把握。
第二，关心大国的中亚政策及其博弈，较少探讨中亚国家自身的外交决策机制，也很少关注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对小国的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决策机制关注不足。由此导致对中亚五国对“一带”建设的态度的理解往往缺乏连贯性。
第三，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估计过高，对后者的关切与反应考虑不足。事实上，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及国家形象存在诸多可改进之处。学术界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评估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一带”在该地区遭遇的复杂反应，避免盲目乐观或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 第四，对中亚安全形势往往持悲观的态度，不符合该地区维持较长时间稳定的现实。中亚地区存在较为突出的安全风险，但部分研究对中亚国家的能力存在明显的消极估计，对其应对各种内外挑战的能力缺乏信心，甚至有少数研究摆脱不了“冷战”或零和思维，倾向于将其他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多数活动均视作对中国的遏制。这种研究倾向不利于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的客观评估，更难以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建议。
第五，主要关注现实和热点问题，基础性研究和历史研究薄弱，从而无法充分把握中亚国家转型的动力。对“一带”的发展前景和顺利运作而言，各成员国转型过程的平稳和顺利与否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带”的前途归根结底取决于沿线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各国对“一带”的政策取向，但国内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仍存在重大不足。
三、“一带"建设背景下中亚研究的努力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国家层面上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以及学术界为“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的自觉意识，都为中亚研究提供了诸多难得的机会。其一，国家加大了对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周边地区的重视，如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专门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意味着中亚等周边国家在中国整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其二，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加大了对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支持力度。以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以“一带一路”或“一带”、“一路”为题的“一般项目”达32项，“青年项目”达13项，其中多数属于区域研究范畴。此外，西部项目中还有不少类似研究。其三，更多的学者介入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传统上，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或外交研究者较少介入区域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不少此前从未涉足区域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加大关注力度，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有助于提高区域研究的水平。其四，诸多区域国别问题或“一带一路”研究机构涌现。例如，2015年4月8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牵头，协同国内相关科研单位成立了“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该联盟涵盖55家理事单位，囊括亚地区的稳定、期待阿富汗形势的改善、盼望中亚国家能有效处理彼此间的能源与水资源问题、坚持中亚地区应该维持无核化地位，等等。了国内大部分涉“一带一路”研究的机构。同时，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均成立了专门从事“一带一路”或“一带”、“一路”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其数字难以准确统计。其五，国内学术界内部及与国外学术界就区域问题研究的交流更趋活跃。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相关学术会议频频召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现象具有两面性：从积极的角度看，大量会议召开活跃了学术氛围，为学者们交流观点提供了平台；从消极的角度看，大同小异的会议使研究者们疲于应付，分散了本应用于研究的宝贵精力，很难说起到了深刻的思想砥砺的作用，毕竟要在短时间内就“一带一路”提出有开创性的思想相当困难。其六，学术刊物开始更多地刊发与中亚问题研究或“一带一路”相关的成果。随着“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中亚问题成果发表平台缺乏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如《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安全研究》、《国际观察》、《国际论坛》、《国际展望》等主流国际关系刊物开始较多刊发涉及“一带”或区域问题研究的论文，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也用以书代号的形式出版《中亚研究》，等等。
以上有利条件的出现，对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鉴于当前国内中亚研究的基本特征已形成较长时间，可以预料，上述有利条件并不会在短期内带来显著变化。学术研究自有其运行轨迹和“路径依赖”，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知识积累，都需要持久、稳定的投入和支持，寄希望于中亚问题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是不现实的，也有违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专门从事中亚研究的人才与机构并不多，但此后突然涌现一大批相关机构。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机构要组建起健全的人才队伍、积累坚实的研究基础，需要做出艰巨的努力。当然，新的人员与机构介入“一带”涵盖区域的研究，有助于激发学术界对中亚等区域研究的热情。就中亚问题研究而言，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机遇，在以下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加大对区域和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包括中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培养的重点应该放在博士研究生上。中亚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状况，或许会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变，但人数的增多只是一个方面，培养质量的提高更为重要；这尤其需要更多关注与更大投入。就此而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于2011年启动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值得借鉴与推广。根据规划，该项目“旨在培养潜心研究基础性课题、深入了解对我国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学术型人才”，其独特之处在于，明确要求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具有强烈的科研兴趣、并立志以其中的一国或多国研究作为学术事业”，强调学生须“经过国内外专业学习和长期的国外田野工作，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的某一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认识，具备完成国际标准研究成果的能力”。清华大学招收发展中国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有别于传统的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突出田野研究经验的重要性、鼓励区域问题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融合。当然，其他机构可能并不具备清华大学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尽管如此，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人才培养的确迫在眉睫，各研究机构均须尽力而为。
第二，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问题研究间的融合。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中来理解，可以发现，“一带’’涉及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范畴，而中亚研究则属于区域研究范畴，因此，可将“一带”建设与中亚研究纳入国际关系学与区域研究的交叉领域加以理解。但白二战结束后，区域研究在美国兴起，它与国际关系学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二者更多是一种疏离的关系。经过争論，学界达成共识，需要更为有效地整合二者，使之相互促进，而非延续过去相互排斥的路径。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首先需要秉持使国际关系学研究与区域研究相互促进的理念。其目的在于，中亚研究通过介入“一带”建设的研究，一方面要加深对中亚地区及各国的了解，深切地把握该地区的发展动力，增进对该地区特有知识的认识；另一方面，中亚研究需要深入考察中亚国家的社会转型、大国参与、外交决策等问题，并纳入国际关系一般性问题的研究议题中，以修正或超越国际关系中既有理论框架或知识为导向，最终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贡献新的一般性知识。就此而言，“一带”倡议建设背景下的中亚研究具有自身的目标，核心在于贡献有关中亚地区的独特性知识和有关国际关系学的普遍性知识。 第三，加大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一带一路”构想属于中国的国家战略，要为其提供智力支持，自然要求相关区域研究聚焦政策相关性。需要注意的是，关注政策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中亚研究只集中于政策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上。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面临理论分析无法为国家政策实践提供充分知识启示和政策支持的困境。但中国似乎存在一种相反的趋向，特别是在区域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出于浓郁的家国情怀，更为关注政策相关性，而较少关注区域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是否具有学理性和普遍性。从长远视角看，这可能导致一种消极的后果，即“如果学术研究完全服务于社会有用之需求，满足于政策之功效，则学术研究会浮躁易变，贪近求远，成为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在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的过程中，无疑需要关注该地区存在的一些与政策相关度高的问题；但对中亚研究者而言，仅着眼于直接相关的问题远远不够，还需深入研究那些可能与“一带”建设存在潜在关系的问题，如此才能保证其为“一带”建设所提供的知识和政策建议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第四，深化与拓展研究议题。一个新的研究议题的产生，并不是指一批学者在短时间内去研究某个热点问题，而是指就某个重要问题得到一群学者的长期关注，并产生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中亚研究领域，考虑到现有研究队伍的相对薄弱，要开拓一个新的研究议题并不容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或许能形成一个新的研究议题。为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研究者可从国际关系学中的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批判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后现代/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等视角出发开展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另一个拓展中亚研究议题的相对便捷的途径，是在参考国外学者做法的基础上，针对同样的议题创新性地从事自己的研究。以中亚国家转型和国家建构研究为例，中国学者可借鉴政治学中的国家能力、政治文化、合法性，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社会分层、社会结构，民族学中的原初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与分析模式。为解释中亚国家的内部发展动力，西方学者提出了部族政治、地区政治、精英网络、庇护政治等解释路径，而国内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中亚的部族分裂和地区竞争等问题，但仍缺乏系统性研究，因此尚未成为一个得到众多关注的学术命题。又如，在研究或解释中亚一体化之所以步履维艰及对“一带”倡议建设的启示时，可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安全困境、安全治理、安全复合体、集体身份等理论。无论是“一带”建设本身，还是其他与“一带”相关、涉及中亚国家稳定和转型的问题，都只有通过持久关注，才能上升为一个学术议题。
第五，强化方法论学习和训练。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客观而言，因为相应的数据库有限，比较精致和复杂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中亚问题的研究上尚难以得到广泛使用。至于定性研究方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则因为大多数研究者不具备到中亚国家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使用范围也有限；但比较研究方法是深化中亚安全研究的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例如，为什么塔吉克斯坦发生了内战而其他中亚国家没有发生，为什么吉尔吉斯斯坦两次遭政治动荡波及而其他国家维持相对稳定，为什么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即使面临政府歧视性的民族政策也只有部分人离开该国，而吉尔吉斯斯坦虽然采取了包容性的民族政策但仍有大批俄罗斯人出走？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使用比较研究方法可以产生具有较高学理化水平的成果。这样，不仅能深化对中亚国家转型的认识，较为准确地判断各国形势的变化趋势，也许还能发现一些普遍性的知识，为研究其他地区的相应现象提供借鉴和启发。正如昝涛所指出的，中亚研究需要使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均得到普遍的使用，使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因为“科学方法的区域研究不能取代或取消传统的区域研究，传统的区域研究也不能排斥更先进的研究方法”。
第六，在借鉴俄美等国中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巩固和凸显中国中亚研究的特色。在研究“一带”或中亚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需要借鉴或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一带”提出时间尚短，美俄学术界的反应还有待观察，但有关中亚地区基础性问题的丰富研究成果，仍需要仔细整理加以参考。美俄的中亚问题研究有其学术传承和自身优势。俄罗斯的优势在于中亚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是帝俄与苏联的一部分，由此积累了关于该地区各方面的丰富知识，俄对该地区各方面的了解是其他大國难以企及的。美国中亚问题研究虽有夸大该地区风险与威胁的倾向，但自冷战开始以来所形成的学术积累，仍然值得国内研究者参考与借鉴。鉴于国内中亚研究部分成果过于依赖网络资源，首先需了解美俄中亚研究的学术动向，必要时可参考其研究成果。以笔者相对熟悉的英文文献为例，仅1991-2002年间，就公开出版了1875部与中亚问题相关的论著。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动态研究，但仍不乏学理化程度较高、研究方法比较多元、参考文献相当丰富的成果，对中国学界具有借鉴意义。当然，西方的中亚研究也存在其问题，这是在借鉴时需要避免的。总之，中国的中亚研究要取得突破，得到主流国际关系学界或政治学界的认可和尊重，加快对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是一条有效且必经的途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中亚研究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如加大对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安全形势、大国介入中亚事务等问题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也要与国际中亚研究学界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一般性中亚问题进行更积极的对话。
结束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落实构成国内学术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议题的当下，客观评估国内中亚研究的现状并展望其发展前景具有一定的意义，“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亚研究为其提供多方面的智力支持。如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其具体需求；促进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建设的细致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行动、机制、效果等。然而，通过对当前中亚研究基本特征的梳理，可以发现中亚研究虽可为“一带”建设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对中亚各国国情与该地区区情的了解存在偏差，关心大国的中亚政策及其博弈的同时较少探讨中亚国家自身的外交决策机制，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往往估计过高，等等。为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之机促进中亚研究水平的提升，中亚学术界需要在加大对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问题研究间的融合，加大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力度，深化与拓展研究议题等领域做出努力。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作为整体的区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该倡议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央与地方的重视与对区域研究提供智力支持的期待、相关部门为“一带一路”研究所做的大量投入，这些均为区域研究者利用好这一机遇发展自身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认为，“一带”建设与国内的中亚研究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要求后者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后者相应地也要求前者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和资源投入。如果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一带”建设与中亚研究均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这只是一种乐观的期待和理想的状态，真实情况也远比这种设想复杂得多。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形是，中亚研究或许无法提供“一带”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或对策，而“一带”建设所激发的对中亚问题的兴趣，也难以有效保证中亚问题研究的知识积累和学术进步。两者互动的结果如何，只能有待时间来加以检验。
在此背景下，关键的问题在于区分从事“一带一路”相关研究过程中面对的两类问题：“对策性问题”和“基础性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这两类问题的研究虽然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但将过多的力量投入到前一类问题的研究中而忽视后一类问题的研究，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区域研究的发展。这是因为，如果区域研究者只关注“对策性问题”，客观上会带来忽视或摒弃“基础性问题”的效果，最终使区域问题研究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的阶段，无助于区域性知识的增加与丰富。因此，在研究“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同时重视上述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理想的结果是，国内学术界在两类问题上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实现国内区域问题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收稿日期：2016-05-07]
[修回日期：2016-07-25]
[责任编辑：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