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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景麟(炳正)兄是相交60余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远在1935年，章太炎先生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全国各地好学之士很快云集苏州。就这样，来自山东荣城的汤景麟和来自山西稷山的我，便相聚于章门之下。章先生开讲之始，旁听的很多，有不少是慕名好奇而来，根本听不懂所讲内容，不久便纷纷离去。最后固定下来的成员，约六七十人。就这六七十人，也很不整齐。年高的70余岁，年小的十六七岁。知识程度，悬殊很大。因此，在先生的指示下，进行了研究生考试。规定：学历较高和有著作的，可以批准为研究生；没有著作的可以报考，合格的则录取为研究生。我和汤景麟都是经考试录取为研究生的。录取了七名，他列第三，我第四。我俩是北方人，其余五人中还有三人是北方人。而资历高但没有参加考试的也多是北方人。因为不远千里而来，自然要求较高，和苏杭一带就近来学的有所不同。
我和汤兄的接近，是从一起吃包饭开始的。学会除院内宿舍外，还在附近租了一座小楼作宿舍，而吃饭则由学员自己解决。我们十几个北方人在学会东边，隔过体育场，苏州公园南侧一个小饭馆吃包饭。每日三餐，全在一起，特别值得回忆的是每餐后都到公园散步，绕园内路，环行三周。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散步的过程中，纵谈古今，雅俗相间，无拘无束。其乐，远超于一般学校生活。这些人中，如李恭，甘肃人，北师大毕业，原兰州师范校长；郑云飞，山西万泉人，燕京大学毕业，留学日本，因反对日本侵华政策，与南汉辰一起被捕，被驱逐回国；任翔举，河北人，曾任中级军职；徐缵武，北京大学毕业与任访秋同学；曹依仁，河南修武人，张瑞麟，山东人，都是大学毕业、参加过工作的。在录取研究生中：孙立本，山东人，名列第六；柏耐冬，安徽泗县人，北京警官学校毕业的，名列第七；前边提到的李恭，名列第五；而景麟则是北京民国大学毕业的，只有我算读过一年大学。这些人年岁大，眼界宽，经历丰富，知识面广，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兴趣。我们长期吃大米，虽也过得去，但总不如吃面食好。1936年夏天起，我们便在护龙街租了一座二层小楼，雇了一位山西籍的厨师，全吃北方饭。张瑞麟、柏耐冬进住管理。散步则改成从锦帆路经王府基到护龙街来往的路上了。而小楼则成了我们的俱乐部。另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逛书店。苏州是文化古城，明、清两代中高科、任高官和博学能文的人很多。而书业也非常发达。仅古书店就有18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便相邀到各书店去逛。景麟喜欢"国学小书(堆)"，这家书店规模不大，但存书较精；我喜欢"文学山房"、"来青阁"，这两家最大的书店，收集的书，既广且博。我们每买到一部满意的书，便相与把玩欣赏。凡章先生在讲课中提到的和自己阅读中见到的有关书目，都可以买到。有一次南京中央大学一前辈需要通志堂的《经典释文》，遍索南京各书店都没有，我们在苏州一下子就找到两部。实际上这些书店就成了我们常去的图书馆。章先生是余杭人，话不好懂，但我们既在课前先读不少参考书，听课后，又互对笔记、查资料、补充整理成秩。因之，我们的收获就大大超过一般听讲者。有一次，我们在附近的"怡园"水榭对笔记，忽然发现板壁上有用粉笔写的一行字："我看诸君研究国学，不过造成两只脚的书架，太无意味，不如到上海去看白玉霜的《马寡妇开店》。"讽刺尖锐幽默。一位同学首先提问：我们是不是真要成为两脚书架！大家都笑了，没有一个人对这讽刺感到不快，倒认为值得警觉；至于看《马寡妇开店》，我们都没有那种雅兴。在苏州，还有一点令人永远怀念的就是游。苏州，这个不论在自然风光或人文名胜方面，都是超绝的地区，我们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城内名园、古迹不算，城外近郊虎丘、灵岩、天平之游，多半步行。只有一次去光福，我们以一元大洋租了一辆小卧车，六个人在一起，挤得可笑。光福在太湖边，从光福到邓尉山，沿着太湖几十里全是梅林。中间偶然能看到人家，都是丛竹围绕茅舍，成了梅海中的小岛。梅林和太湖隔着一带小山，在一座小山上，有个亭子，上边挂着乾隆皇帝题的"香雪海"三字匾额。而这三字，也确能概括此地的特点。我们在梅林中穿行，边欣赏、边笑谈，特别对一种多层重瓣大如酒杯口的花，十分惊喜。我们看着走着，前后相失。看，看不见；问，无人可问。焦急中忽然看见小路上丢有两朵重瓣花，隔一段，又有两朵，一下子悟出这是前边留下的指路标。顺着走去，终于都来到了玄墓山一个古寺，寺里老和尚殷勤招待。这时，下起了小雨。于是被留，留饭、留宿。老和尚知道了我们是章门弟子，而寺内宝藏"周钟"上几十个字的铭文，我们能识能解，因而倍加敬重。次晨临别，硬是不要房饭等费，只留了几元作供佛香火钱而已。
1936年6月，余杭先生逝世，是对我们的最大打击。好在师母汤国黎先生主持下，得到先师的老友沈瓞民，和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朱希祖、汪东、马宗霍等章门大弟子支持，学会继续办下去。由于考虑到有志于国学的年轻人，也需要先有一定的基础，因而决定从下学期起，先招预备班，收高中毕业生。而原研究生中有四人被聘为预备班的教师，其中有景麟和我。我教文学史，而景麟教文字学、声韵学两门课。本来所谓国学，是包涵文、史、哲各科而以小学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对清代朴学家有关《说文》、《尔雅》和音韵诸书的著述，无不研读，但个人研究，则各有偏重。景麟是同侪中的佼佼者。尤其在声韵方面更为突出。在学会的学术专刊《制言》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少，有的也只一二篇，而景麟先后就发表过6篇。足证他的研究成果之多。我和景麟侧重不同。对小学，他重在研，我只在用。比如《诗经》中的诗韵，他常指出某字属某部，而我则注意某字古音读某。如"爰居爰处，爰秣其马。于以求以，于林之下。"用今音读，押不上韵，但按古音，马读母(mu)，下读(hu)，就对韵了。而这些古音读法，却是从声韵学专家研究成果而来。我们交谈中，曾谈到这一点，便相视而笑。在古书注解方面，应用文字、声韵学专家研究的成果，使古书的理解大为改观。后来我们在各大学所教的课，他以文字、声韵为主，而我则是文学史、哲学史、先秦诸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
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秋初，我们的研究课题，已各自完成。为战争形势所逼，便先后离苏，各奔东西。我从南京到安徽，到四川，到贵州。经历了安徽临时政治学院，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到贵阳师范学院。往日同门，除安徽柏耐冬外，完全失去联系。大约是1945年秋天，突然接到从陕西凤县的双石铺寄来的一封信。一看字迹，立刻认出是汤景麟，不禁狂喜！从信中知他从沦陷区出来，暂栖双石铺一个机械专科学校任教。显然这不是他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便立时向系主任王驾吾(焕镳)作了较有力的推荐，他很快找到了院长研究。不久，景麟从四川寄来了一篇油印的有关语言文字的论文，促进了聘请的决定。原来这里文字声韵有一位老先生在教，但我们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请专家担任。于是寄出了请景麟为国文系副教授的聘书，薪、级和我相同。而我们自吴门阔别9年之后，终于于1946年春，在贵阳重聚了，快何如之！不料1946年冬到1947年夏，贵阳师院先后发生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头一个被驱逐成功；第二个却在军统特务机关枪护卫下进院上任，风潮被镇压了下去。教授们是支持学生的，风潮失败，能离开的纷纷离院。我是教授会负责人之一，当然首先离去，和一位史地系教授去了昆明，而教育系主任罗季林去了广州，就聘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赵咸云和景麟去了贵州大学，其他还有去了杭州和重庆的。而国文系主任王驾吾则在风潮前已离院去了浙江大学。景麟前一学期，已在贵州大学兼课，此时去贵大，变兼任为专任。我曾有一首活剥唐诗的小诗《寄恨》："翻手为云复手雨，是非颠倒无其数。君不见无耻之徒真无耻，机关枪下长学府！"到了1948年夏天，贵阳师院的学生用合法手段把那位滥用公款大雇保镖的所谓院长送上了法庭，进了监狱。风潮胜利，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肖文灿接任了院长。原来走了的教师，能请回来的回来了几位，我和王钟山从昆明回到贵阳，在贵州大学的赵咸云也回来了。而景麟则因贵大强留，只回来兼任。每周两天，住在我的楼下。那时我兼系主任，我们在论学之外，工作上几乎每事都互相商量。1949年秋，景麟因故应伍非百之邀重返四川，到川北文学院任教。从此到解放后的川北大学，到四川师范学院、师范大学；我亦由贵阳师院调贵州大学，到山西大学。此后都没有再动。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政治运动多，我们仅有很少的几次通信，基本上断绝了往来。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春，全国"浩劫"后最早的学术讨论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会在昆明召开。我由太原飞成都，过成都时，得与景麟盘桓两日，游览了成都的名胜古迹，再换火车赴昆明。会毕，仍返成都换飞机，与景麟又一次殷勤握别。中国屈原学会，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成立大会，我却没有参加。我虽在1942年、1951年也发表过驳廖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驳朱东润全面否定屈原作品的文章，但因参加的其他会过多，未能兼顾。令我兴奋的是1992年10月，"屈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临汾召开，作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的汤景麟，当然不能不来。我与他事先相约，会后专车接他到太原欢聚、游赏。我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后，代表省政协去附近各县视察职业教育。返临时，代表们都越龙门到韩城，谒司马迁墓去了，景麟则留寓等我。我们在山西师院宾馆畅谈生平。相聚一昼夜。但终因他开会疲劳，不能同我到太原去了。至以为憾！当时我写了两首小诗，其一是留赠景麟的："汾水秋风客舍清，故人把臂话平生。学术奥衍无涯俟，珍重耄年重晚晴。"那年他82岁，我79岁。虽都已暮年，但学术研讨固无休止，正需互慰互勉，以尽余年。没有料到的这便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他竟于1998年4月4日与世长辞！每念昔年相聚之乐、相知之深，中心恻恻，不能自己！近读他的嗣孙序波为他所作《评传》，对他的为人、为学都作了详尽的评论，精辟的分析，这不但对青年学子可以有所启迪，对我这一老友来说，也是最大的安慰。景麟兄可以含笑九泉了。
2001年5月
(责编 征敏)
我和汤兄的接近，是从一起吃包饭开始的。学会除院内宿舍外，还在附近租了一座小楼作宿舍，而吃饭则由学员自己解决。我们十几个北方人在学会东边，隔过体育场，苏州公园南侧一个小饭馆吃包饭。每日三餐，全在一起，特别值得回忆的是每餐后都到公园散步，绕园内路，环行三周。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散步的过程中，纵谈古今，雅俗相间，无拘无束。其乐，远超于一般学校生活。这些人中，如李恭，甘肃人，北师大毕业，原兰州师范校长；郑云飞，山西万泉人，燕京大学毕业，留学日本，因反对日本侵华政策，与南汉辰一起被捕，被驱逐回国；任翔举，河北人，曾任中级军职；徐缵武，北京大学毕业与任访秋同学；曹依仁，河南修武人，张瑞麟，山东人，都是大学毕业、参加过工作的。在录取研究生中：孙立本，山东人，名列第六；柏耐冬，安徽泗县人，北京警官学校毕业的，名列第七；前边提到的李恭，名列第五；而景麟则是北京民国大学毕业的，只有我算读过一年大学。这些人年岁大，眼界宽，经历丰富，知识面广，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兴趣。我们长期吃大米，虽也过得去，但总不如吃面食好。1936年夏天起，我们便在护龙街租了一座二层小楼，雇了一位山西籍的厨师，全吃北方饭。张瑞麟、柏耐冬进住管理。散步则改成从锦帆路经王府基到护龙街来往的路上了。而小楼则成了我们的俱乐部。另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逛书店。苏州是文化古城，明、清两代中高科、任高官和博学能文的人很多。而书业也非常发达。仅古书店就有18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便相邀到各书店去逛。景麟喜欢"国学小书(堆)"，这家书店规模不大，但存书较精；我喜欢"文学山房"、"来青阁"，这两家最大的书店，收集的书，既广且博。我们每买到一部满意的书，便相与把玩欣赏。凡章先生在讲课中提到的和自己阅读中见到的有关书目，都可以买到。有一次南京中央大学一前辈需要通志堂的《经典释文》，遍索南京各书店都没有，我们在苏州一下子就找到两部。实际上这些书店就成了我们常去的图书馆。章先生是余杭人，话不好懂，但我们既在课前先读不少参考书，听课后，又互对笔记、查资料、补充整理成秩。因之，我们的收获就大大超过一般听讲者。有一次，我们在附近的"怡园"水榭对笔记，忽然发现板壁上有用粉笔写的一行字："我看诸君研究国学，不过造成两只脚的书架，太无意味，不如到上海去看白玉霜的《马寡妇开店》。"讽刺尖锐幽默。一位同学首先提问：我们是不是真要成为两脚书架！大家都笑了，没有一个人对这讽刺感到不快，倒认为值得警觉；至于看《马寡妇开店》，我们都没有那种雅兴。在苏州，还有一点令人永远怀念的就是游。苏州，这个不论在自然风光或人文名胜方面，都是超绝的地区，我们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城内名园、古迹不算，城外近郊虎丘、灵岩、天平之游，多半步行。只有一次去光福，我们以一元大洋租了一辆小卧车，六个人在一起，挤得可笑。光福在太湖边，从光福到邓尉山，沿着太湖几十里全是梅林。中间偶然能看到人家，都是丛竹围绕茅舍，成了梅海中的小岛。梅林和太湖隔着一带小山，在一座小山上，有个亭子，上边挂着乾隆皇帝题的"香雪海"三字匾额。而这三字，也确能概括此地的特点。我们在梅林中穿行，边欣赏、边笑谈，特别对一种多层重瓣大如酒杯口的花，十分惊喜。我们看着走着，前后相失。看，看不见；问，无人可问。焦急中忽然看见小路上丢有两朵重瓣花，隔一段，又有两朵，一下子悟出这是前边留下的指路标。顺着走去，终于都来到了玄墓山一个古寺，寺里老和尚殷勤招待。这时，下起了小雨。于是被留，留饭、留宿。老和尚知道了我们是章门弟子，而寺内宝藏"周钟"上几十个字的铭文，我们能识能解，因而倍加敬重。次晨临别，硬是不要房饭等费，只留了几元作供佛香火钱而已。
1936年6月，余杭先生逝世，是对我们的最大打击。好在师母汤国黎先生主持下，得到先师的老友沈瓞民，和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朱希祖、汪东、马宗霍等章门大弟子支持，学会继续办下去。由于考虑到有志于国学的年轻人，也需要先有一定的基础，因而决定从下学期起，先招预备班，收高中毕业生。而原研究生中有四人被聘为预备班的教师，其中有景麟和我。我教文学史，而景麟教文字学、声韵学两门课。本来所谓国学，是包涵文、史、哲各科而以小学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对清代朴学家有关《说文》、《尔雅》和音韵诸书的著述，无不研读，但个人研究，则各有偏重。景麟是同侪中的佼佼者。尤其在声韵方面更为突出。在学会的学术专刊《制言》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少，有的也只一二篇，而景麟先后就发表过6篇。足证他的研究成果之多。我和景麟侧重不同。对小学，他重在研，我只在用。比如《诗经》中的诗韵，他常指出某字属某部，而我则注意某字古音读某。如"爰居爰处，爰秣其马。于以求以，于林之下。"用今音读，押不上韵，但按古音，马读母(mu)，下读(hu)，就对韵了。而这些古音读法，却是从声韵学专家研究成果而来。我们交谈中，曾谈到这一点，便相视而笑。在古书注解方面，应用文字、声韵学专家研究的成果，使古书的理解大为改观。后来我们在各大学所教的课，他以文字、声韵为主，而我则是文学史、哲学史、先秦诸子。和而不同，相得益彰。
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秋初，我们的研究课题，已各自完成。为战争形势所逼，便先后离苏，各奔东西。我从南京到安徽，到四川，到贵州。经历了安徽临时政治学院，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到贵阳师范学院。往日同门，除安徽柏耐冬外，完全失去联系。大约是1945年秋天，突然接到从陕西凤县的双石铺寄来的一封信。一看字迹，立刻认出是汤景麟，不禁狂喜！从信中知他从沦陷区出来，暂栖双石铺一个机械专科学校任教。显然这不是他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便立时向系主任王驾吾(焕镳)作了较有力的推荐，他很快找到了院长研究。不久，景麟从四川寄来了一篇油印的有关语言文字的论文，促进了聘请的决定。原来这里文字声韵有一位老先生在教，但我们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请专家担任。于是寄出了请景麟为国文系副教授的聘书，薪、级和我相同。而我们自吴门阔别9年之后，终于于1946年春，在贵阳重聚了，快何如之！不料1946年冬到1947年夏，贵阳师院先后发生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头一个被驱逐成功；第二个却在军统特务机关枪护卫下进院上任，风潮被镇压了下去。教授们是支持学生的，风潮失败，能离开的纷纷离院。我是教授会负责人之一，当然首先离去，和一位史地系教授去了昆明，而教育系主任罗季林去了广州，就聘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数学系主任赵咸云和景麟去了贵州大学，其他还有去了杭州和重庆的。而国文系主任王驾吾则在风潮前已离院去了浙江大学。景麟前一学期，已在贵州大学兼课，此时去贵大，变兼任为专任。我曾有一首活剥唐诗的小诗《寄恨》："翻手为云复手雨，是非颠倒无其数。君不见无耻之徒真无耻，机关枪下长学府！"到了1948年夏天，贵阳师院的学生用合法手段把那位滥用公款大雇保镖的所谓院长送上了法庭，进了监狱。风潮胜利，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肖文灿接任了院长。原来走了的教师，能请回来的回来了几位，我和王钟山从昆明回到贵阳，在贵州大学的赵咸云也回来了。而景麟则因贵大强留，只回来兼任。每周两天，住在我的楼下。那时我兼系主任，我们在论学之外，工作上几乎每事都互相商量。1949年秋，景麟因故应伍非百之邀重返四川，到川北文学院任教。从此到解放后的川北大学，到四川师范学院、师范大学；我亦由贵阳师院调贵州大学，到山西大学。此后都没有再动。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政治运动多，我们仅有很少的几次通信，基本上断绝了往来。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春，全国"浩劫"后最早的学术讨论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会在昆明召开。我由太原飞成都，过成都时，得与景麟盘桓两日，游览了成都的名胜古迹，再换火车赴昆明。会毕，仍返成都换飞机，与景麟又一次殷勤握别。中国屈原学会，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成立大会，我却没有参加。我虽在1942年、1951年也发表过驳廖平、胡适否定屈原存在，驳朱东润全面否定屈原作品的文章，但因参加的其他会过多，未能兼顾。令我兴奋的是1992年10月，"屈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临汾召开，作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的汤景麟，当然不能不来。我与他事先相约，会后专车接他到太原欢聚、游赏。我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后，代表省政协去附近各县视察职业教育。返临时，代表们都越龙门到韩城，谒司马迁墓去了，景麟则留寓等我。我们在山西师院宾馆畅谈生平。相聚一昼夜。但终因他开会疲劳，不能同我到太原去了。至以为憾！当时我写了两首小诗，其一是留赠景麟的："汾水秋风客舍清，故人把臂话平生。学术奥衍无涯俟，珍重耄年重晚晴。"那年他82岁，我79岁。虽都已暮年，但学术研讨固无休止，正需互慰互勉，以尽余年。没有料到的这便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他竟于1998年4月4日与世长辞！每念昔年相聚之乐、相知之深，中心恻恻，不能自己！近读他的嗣孙序波为他所作《评传》，对他的为人、为学都作了详尽的评论，精辟的分析，这不但对青年学子可以有所启迪，对我这一老友来说，也是最大的安慰。景麟兄可以含笑九泉了。
2001年5月
(责编 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