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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燕郊开发区创业大厦的“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简称“环首办”）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来办公了。大厦保安至今仍记得年初这个办公室挂牌时的热闹与喧嚣。河北省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环首办’因故回到省会石家庄办公了”。
7月19日，记者向“环首办”副主任李志军邀访，希望他谈一谈河北环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情况。李志军告诉记者，采访需要征得发改委新闻中心的同意，最好在采访函加上采访“河北沿海发展战略”的内容，因为现在省里主要提“河北沿海发展规划”的说法。
上述两个采访中的细节，透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含义：在经历了京津冀区域合作太多的无奈和失落后，河北在区域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开始更多地选择自我发展。
“只有自己发展好了，才能有更好的合作。”河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薛维君向记者表示。
京畿“护城河”的宿命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毗邻京津被大多数河北人视为其最大的发展优势。北京作为首都，云集着中央政府机关、国有大型企业和众多科研院所。天津作为北方的工业重镇、港口城市，也有着重大的优势。河北只需承接好来自北京和天津的产业升级及外迁，就能轻松赚个盆满钵满，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实际上，河北省发展省域经济的战略选择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陷入了长期的争论和犹疑当中。环京津尤其是环首都，带给河北的首要任务是做首都的“护城河”。
除维护首都稳定之外，越来越多的任务落在河北头上：保障首都供水、空气质量及环境保护等，这迫使官厅、密云水库上游的张家口、承德地区农民只能放弃打井取水，放弃种植水稻；迫使河北不得不下马一些工业项目。而这些贡献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获得补偿或者补偿很少。
失落的区域合作伙伴
在维稳与发展之间不断摇摆的河北，发展终究是其绕不过去的课题。河北的历任主政者也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既能完成维稳任务，又能充分利用毗邻京津的优势，实现自我发展。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围绕环京津优势，河北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 。“从最早的环京津”战略，到被理论界所推崇的 “两环（环京津、环渤海）开放带动战略”；再到前不久一直在提的“环首都经济圈”（后改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在区域中河北做足了姿态和表情，但每一项区域发展战略都没能逃脱在区域博弈中悄无声息消失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区域发展战略的支点是京津，开放对象也主要是京津，难免就会受制于人。在京、津、冀、中央“三地四方”复杂的博弈之中，失望的似乎总是河北。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由于历史原因，河北与京津接壤地区形成一个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贫困带。该报告将京津以北连片的24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报告数据显示， 2001年，贫困带上的24个县区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上分别是北京一侧区县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在该蓝皮书的一篇分报告《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中，对比了从2004年至2009年的贫困带地区京冀两地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收入指标。其中2004年，三项指标京冀比均在2倍以上，而2009年地区财政收入京冀比竟高达9倍以上。该报告声称，更重要的是“五年内，边界两侧各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依然迅猛，边界两侧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正在由不平等走向更大的不平等”。
第三方的数据对比，让河北的失落感愈发沉重。
“京津冀一体化，首先是有互补、有竞争才有合作。而贫困带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凭什么与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京、津合作？”薛维君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版图中，天津是北京的出口，而河北是其腹地，因为贫困带的存在，削弱了腹地的作用。贫困带问题不解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和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就是空谈。
解不开的结
特殊的区位，曾经引以为傲的发展优势，却成了河北最苦恼的问题，也几乎成为制约和影响河北的一个最大问题。
“北京人说了，我需要什么产品时就打开城门，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城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学会副会长牛凤瑞深有感触地说，“一种居高临下的风范。”他曾在河北工作，为做市场规划而去北京调研。
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处长王一对此愤愤不平。在京津关系中，河北一直处在被动地位，话语权比不了北京。
薛维君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空间的碎片化与区域关系的不同等、不同级和不平等。在同一个区域内有两个直辖市，而河北只是一个普通省份。在北京、天津、河北与中央，三地四方复杂的博弈关系中，河北处于最弱的一极。北京作为首都在与周边的关系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三地之间没有正常的市场节奏和经济联系。
此外，薛维君还表示，特殊的行政体制是环渤海经济圈或者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结。而这个结是影响河北最大的因素，是每一任河北主政者都必须面对而且纠结的。
“历任的省里领导对待区域合作的态度，不外乎三种取向。一种是政治取向，强调服务服从；一种是互利取向，强调共赢；另一种是放任的态度，实在绕不过去了，再管这一方面的事。我认为河北现任领导所采取的态度是第二种态度，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发展的态度。”薛维君说。
选对了突破口
2011年8月，张庆黎、张庆伟几乎同时空降河北，分任书记和省长。同年11月初，国务院批准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这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后一个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也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
在稳定与发展、均衡发展与发挥比较优势、环渤海与环首都、借力京津与自主发展之间，在京津冀与中央三地四方之间，河北经历了长达30年的纠结与探索。中央政府做出了决策，这让河北感到无比兴奋。 “打个比方，《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获批，就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河北省发改委一位官员高兴地说，“河北拿到了中央的‘路条’”。
《规划》获批，与张庆黎、张庆伟空降河北，在时间上的巧合，也让河北上下对“二张”寄以厚望。
人们希望，河北省或将正式走出“自主发展还是借力京津、环渤海还是环京津”的战略困扰，更加旗帜鲜明地在“自主发展”和“环渤海”的战略方向上寻求突破。
在经历了多年的犹豫徘徊，错失了众多发展良机之后，河北这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内陆型经济省份毅然转身，重心向海。
依据《规划》，河北沿海地区的战略定位是：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我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
按照《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15年，沿海11个县（市、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两番，由2200亿元增加到88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900亿元增加到3600亿元，全部财政收入由270亿元增加到1100亿元；到2020年，主要经济指标比2015年再翻一番。
在王一处长看来，河北省正处于加快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同时垂青河北，河北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河北要想发展，沿海是突破口，沿海开发建设是河北的希望所在，是7000万河北人民的福祉所系。”王一说。
两个“举全省之力”
在“二张”的新政之下，河北在转身向海之后，仍然没有忘记河北发展的短板。
2012年3月，在河北省扶贫工作会议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上，张庆黎提出“举全省之力发展打造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这是继“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环渤海新区两个增长极”之后，河北又一个“举全省之力”。
“河北要往前走，从内部挖潜，要培育自己的区域增长极，两个举全省之力，一个是拉长长板，一个拉长短板，优势得以最大化发挥。”薛维君如此解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2012年在涞水举行的扶贫工作会议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会议上提出的“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报告者原本是要沿用之前的提法叫“环首都贫困带”的。“这样改，主要是考虑提振民心、鼓舞士气的问题，叫‘贫困带’也不大好听。会上有人提出来改一下。”曾经参加扶贫工作会议的涞水县委宣传部部长周峰说。
“这是一个聪明的提法，一边避免了刺激北京，一边又能引起北京甚至国家的关注。 ‘环首都贫困带’是河北自身解决短板问题，很多指标因为贫困而拖累。另一方面，河北的贫困问题不单单是河北的问题，对首都也不好看，也是中国的贫困问题。” 北京大学一位区域研究专家表示。
实际上，对于河北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策略性提法，更是一种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河北经济的发展在传统上一直是南北走向，经济力量主要分布在京广铁路两侧。在河北经济重心转向沿海之后，沿海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广阔的腹地。环首都贫困带如果成功脱贫，不仅能成功拓展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腹地，还能向西、向北连通山西与内蒙古，极大地拓展河北发展的战略腹地。
“转向沿海可以解决河北开放问题，通过出海口使我们的经济变成开放性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可以使河北打通东西经济走廊，与河北原来南北经济走向形成一个交叉。”薛维君表示，河北必须依靠自身培育增长极，缩小与京津的经济差距，唯一的出路是发展。
“北京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轨迹，但北京的发展是离不开周边的。天津也是一样，天津的港口也需要寻找自己的腹地。河北不配合，山西与天津的经济联系就成为问题。这就涉及到区域共同繁荣。河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总是‘乞求’合作，只要河北自身发展好了，合作就会找到我们头上来，因为北京与天津的发展都离不开河北。”薛维君坚定地说。
7月19日，记者向“环首办”副主任李志军邀访，希望他谈一谈河北环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情况。李志军告诉记者，采访需要征得发改委新闻中心的同意，最好在采访函加上采访“河北沿海发展战略”的内容，因为现在省里主要提“河北沿海发展规划”的说法。
上述两个采访中的细节，透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含义：在经历了京津冀区域合作太多的无奈和失落后，河北在区域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开始更多地选择自我发展。
“只有自己发展好了，才能有更好的合作。”河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薛维君向记者表示。
京畿“护城河”的宿命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毗邻京津被大多数河北人视为其最大的发展优势。北京作为首都，云集着中央政府机关、国有大型企业和众多科研院所。天津作为北方的工业重镇、港口城市，也有着重大的优势。河北只需承接好来自北京和天津的产业升级及外迁，就能轻松赚个盆满钵满，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实际上，河北省发展省域经济的战略选择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陷入了长期的争论和犹疑当中。环京津尤其是环首都，带给河北的首要任务是做首都的“护城河”。
除维护首都稳定之外，越来越多的任务落在河北头上：保障首都供水、空气质量及环境保护等，这迫使官厅、密云水库上游的张家口、承德地区农民只能放弃打井取水，放弃种植水稻；迫使河北不得不下马一些工业项目。而这些贡献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获得补偿或者补偿很少。
失落的区域合作伙伴
在维稳与发展之间不断摇摆的河北，发展终究是其绕不过去的课题。河北的历任主政者也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既能完成维稳任务，又能充分利用毗邻京津的优势，实现自我发展。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围绕环京津优势，河北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 。“从最早的环京津”战略，到被理论界所推崇的 “两环（环京津、环渤海）开放带动战略”；再到前不久一直在提的“环首都经济圈”（后改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在区域中河北做足了姿态和表情，但每一项区域发展战略都没能逃脱在区域博弈中悄无声息消失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区域发展战略的支点是京津，开放对象也主要是京津，难免就会受制于人。在京、津、冀、中央“三地四方”复杂的博弈之中，失望的似乎总是河北。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称，由于历史原因，河北与京津接壤地区形成一个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贫困带。该报告将京津以北连片的24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报告数据显示， 2001年，贫困带上的24个县区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上分别是北京一侧区县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2012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首部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在该蓝皮书的一篇分报告《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现状研究》中，对比了从2004年至2009年的贫困带地区京冀两地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收入指标。其中2004年，三项指标京冀比均在2倍以上，而2009年地区财政收入京冀比竟高达9倍以上。该报告声称，更重要的是“五年内，边界两侧各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依然迅猛，边界两侧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正在由不平等走向更大的不平等”。
第三方的数据对比，让河北的失落感愈发沉重。
“京津冀一体化，首先是有互补、有竞争才有合作。而贫困带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凭什么与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京、津合作？”薛维君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版图中，天津是北京的出口，而河北是其腹地，因为贫困带的存在，削弱了腹地的作用。贫困带问题不解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和建设‘环首都经济圈’就是空谈。
解不开的结
特殊的区位，曾经引以为傲的发展优势，却成了河北最苦恼的问题，也几乎成为制约和影响河北的一个最大问题。
“北京人说了，我需要什么产品时就打开城门，不需要的时候就关闭城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学会副会长牛凤瑞深有感触地说，“一种居高临下的风范。”他曾在河北工作，为做市场规划而去北京调研。
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处长王一对此愤愤不平。在京津关系中，河北一直处在被动地位，话语权比不了北京。
薛维君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空间的碎片化与区域关系的不同等、不同级和不平等。在同一个区域内有两个直辖市，而河北只是一个普通省份。在北京、天津、河北与中央，三地四方复杂的博弈关系中，河北处于最弱的一极。北京作为首都在与周边的关系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三地之间没有正常的市场节奏和经济联系。
此外，薛维君还表示，特殊的行政体制是环渤海经济圈或者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结。而这个结是影响河北最大的因素，是每一任河北主政者都必须面对而且纠结的。
“历任的省里领导对待区域合作的态度，不外乎三种取向。一种是政治取向，强调服务服从；一种是互利取向，强调共赢；另一种是放任的态度，实在绕不过去了，再管这一方面的事。我认为河北现任领导所采取的态度是第二种态度，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发展的态度。”薛维君说。
选对了突破口
2011年8月，张庆黎、张庆伟几乎同时空降河北，分任书记和省长。同年11月初，国务院批准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这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后一个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也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
在稳定与发展、均衡发展与发挥比较优势、环渤海与环首都、借力京津与自主发展之间，在京津冀与中央三地四方之间，河北经历了长达30年的纠结与探索。中央政府做出了决策，这让河北感到无比兴奋。 “打个比方，《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获批，就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河北省发改委一位官员高兴地说，“河北拿到了中央的‘路条’”。
《规划》获批，与张庆黎、张庆伟空降河北，在时间上的巧合，也让河北上下对“二张”寄以厚望。
人们希望，河北省或将正式走出“自主发展还是借力京津、环渤海还是环京津”的战略困扰，更加旗帜鲜明地在“自主发展”和“环渤海”的战略方向上寻求突破。
在经历了多年的犹豫徘徊，错失了众多发展良机之后，河北这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内陆型经济省份毅然转身，重心向海。
依据《规划》，河北沿海地区的战略定位是：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区域、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我国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我国北方沿海生态良好的宜居区。
按照《规划》设定的目标，到2015年，沿海11个县（市、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两番，由2200亿元增加到88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900亿元增加到3600亿元，全部财政收入由270亿元增加到1100亿元；到2020年，主要经济指标比2015年再翻一番。
在王一处长看来，河北省正处于加快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河北沿海地区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同时垂青河北，河北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河北要想发展，沿海是突破口，沿海开发建设是河北的希望所在，是7000万河北人民的福祉所系。”王一说。
两个“举全省之力”
在“二张”的新政之下，河北在转身向海之后，仍然没有忘记河北发展的短板。
2012年3月，在河北省扶贫工作会议暨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上，张庆黎提出“举全省之力发展打造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这是继“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环渤海新区两个增长极”之后，河北又一个“举全省之力”。
“河北要往前走，从内部挖潜，要培育自己的区域增长极，两个举全省之力，一个是拉长长板，一个拉长短板，优势得以最大化发挥。”薛维君如此解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2012年在涞水举行的扶贫工作会议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会议上提出的“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报告者原本是要沿用之前的提法叫“环首都贫困带”的。“这样改，主要是考虑提振民心、鼓舞士气的问题，叫‘贫困带’也不大好听。会上有人提出来改一下。”曾经参加扶贫工作会议的涞水县委宣传部部长周峰说。
“这是一个聪明的提法，一边避免了刺激北京，一边又能引起北京甚至国家的关注。 ‘环首都贫困带’是河北自身解决短板问题，很多指标因为贫困而拖累。另一方面，河北的贫困问题不单单是河北的问题，对首都也不好看，也是中国的贫困问题。” 北京大学一位区域研究专家表示。
实际上，对于河北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策略性提法，更是一种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河北经济的发展在传统上一直是南北走向，经济力量主要分布在京广铁路两侧。在河北经济重心转向沿海之后，沿海发展需要一个更加广阔的腹地。环首都贫困带如果成功脱贫，不仅能成功拓展河北沿海地区的发展腹地，还能向西、向北连通山西与内蒙古，极大地拓展河北发展的战略腹地。
“转向沿海可以解决河北开放问题，通过出海口使我们的经济变成开放性经济；解决贫困问题，可以使河北打通东西经济走廊，与河北原来南北经济走向形成一个交叉。”薛维君表示，河北必须依靠自身培育增长极，缩小与京津的经济差距，唯一的出路是发展。
“北京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轨迹，但北京的发展是离不开周边的。天津也是一样，天津的港口也需要寻找自己的腹地。河北不配合，山西与天津的经济联系就成为问题。这就涉及到区域共同繁荣。河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总是‘乞求’合作，只要河北自身发展好了，合作就会找到我们头上来，因为北京与天津的发展都离不开河北。”薛维君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