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父亲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的确不少，但奇怪的是，我们家实在不富裕。根据父亲的收入，我们家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真是绰绰有余。可我们家的真实情况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真像有些朋友对爸爸的评论：“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父亲本人也常是囊中羞涩，他经年累月地负债累累，借了还，还了再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父亲的钱，为什么会流水似地付诸东流？许多事，年少的我似懂非懂，但却看在眼里，记在心间。
　　父亲辛苦劳动的收入，主要用在三方面：
　　第一，大部分用来购买古画。他特别喜爱的大家，如石涛、八大山人、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几乎是应有尽有。只要他喜欢的，而且认可是真迹，他都会不惜重金买下收藏。这反映出父亲对国画艺术的酷爱。他把这些画看得比生命还重。他通过不断地学习钻研，欣赏、临摹古人的作品，提高自己的艺术造诣。
　　第二，我们家是个传统的大家族。父亲有四兄弟，相互之间彼此关怀。我们这一辈的兄弟姊妹就更多了，全家人共同抚养、教育。单在父亲名下，我们兄弟姐妹就有十来个。每个子女的衣食住行，加上教育费用，父亲的负担就够重的了。
　　第三，父亲对朋友、乡亲、学生，以及他认识的，甚至不认识的人，都非常热心慷慨。不管谁有困难，只要他知道，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常常是倾囊相助，尽最大的努力帮忙。
　　1944年春，刚刚过完春节，各大中小学校就要开学了。这时，我和心裕妹准备上中学，正在办理入学手续。学费、伙食费、住宿费，加起来需要不少钱，两个人就要二十个银元了。我们家里人多，再加上过年人来客往，开销很大。这时，父亲心里也有些发愁。不过，他向来是乐天派，并不以此为意。我们姐妹俩跟爸爸要钱交学费时，他风趣地逗我们说：“你们两个莽女就是运气不好，我没钱的时候你们就来要钱。刚过完年，我哪来的钱呢？算了，别读书了，跟在爸爸身边，我教你们好不好？”父亲的口气听起来很认真。我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愁眉苦脸地急得快哭了，但又闷在那里不敢吭声。父亲看着我们两张涨得通红的小脸，呵呵地笑了：“两个傻女！爸爸逗你们的。书当然要读了！钱虽然是没有，明天早上，叫你娘到肖伯伯钱庄上去借二十个银元，到夏天开了画展，我再把借的钱一起还清。”
　　第二天午后，我们两姐妹高兴地收拾好行李，带上书包到学校去。走到北门城门洞，离学校只有几步路了，就听见三哥坐了一辆人力车，急急忙忙地追上来，大声叫我俩：“心庆、心裕站住，家里有急事，爸爸叫你们赶快回去！”我俩惊呆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三哥赶回家，只见父亲焦急地站在那里，带着期盼的神情说：“回来就好，快把二十个银元拿出来，交给三哥。”接着，他回过头对三哥说：“心铭，马上把钱送到四圣祠医院，去交费。”裕妹和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呆呆地站在那里。父亲拉着我们说：“回家再说。”
　　进了屋，父亲总算喘了口气：“刘世兄（刘君礼）的妻子，刘嫂嫂患了急性盲肠炎，很危险，刚刚送进了医院，可家里又没有那么多钱。为了抢救刘嫂，把你们叫回来，先用你们俩的学费应急。爸爸知道你们读书重要，可人的性命更重要，对不对？爸爸知道，你们一定会懂得爸爸的心。”
　　我们俩没有说一句话，相互看了一眼，不断地点头，打心眼里同意父亲的做法。父女仨之间似乎有一种共鸣。爸爸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刻在我们的心底，是你教会了我们，做人就应该这样。
　　（转自张心庆《忆张大千》）
　　（本期撰稿 张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