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一座纪念碑，比青铜像耐久，比帝王的金字塔更崇高巍峨。贪婪的雨、粗野的北风都不能把它摧毁，时间的飞流、无穷的岁月的纪念对它也无可奈何。”2100多年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歌集》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曾经，人们认为铜是坚固不朽的物料，那些远古时代的青铜器，历经岁月沧桑，考古发掘出来依然完好。人们也愿意用铜铸雕塑，以期可以永久保存，同时借此永久延续铜像所表征的时代和精神。我童年时代一直不解于阿尔巴尼亚那部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而言耳熟能详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很晚才明白这个铜像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铜像才有这个意味。
　　布拉格曾经也有_座闻名世界的雕像。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的到来，布拉格开始筹划建造一座斯大林雕像，这座位于布拉格全城制高点菜特纳公园山顶的雕像，前后花了10年时间才建成，雕像名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自己的解放者》，这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斯大林雕像，总高度达30米，人荡高is米，光是斯大林的鞋子就有2米！
　　这座巨大雕像最初的设计目的自然一目了然，但尴尬的是，雕像直到斯大林死后两年才建成.建成一年后苏共二十大开始清算斯大林主义，1962年，布拉格的斯大林雕像被炸毁，底座被用来存放土豆。
　　伊凡·克里玛在他的随笔集《布拉格精神》的那篇《文学和记忆》里，提到了贺拉斯的这句著名的话：“我建立一座比铜像还持久的纪念碑”。生命会停止，权力会失去，比铜像还持久的纪念碑，不是靠强力，不是靠材料，不是靠规模，而是要靠一种精神。
　　作曲家德沃夏克，作家哈谢克、卡夫卡、里尔克，科学家爱因斯坦，政治家马萨里克等都终身或曾经在布拉格生活，他们的气质和精神渗透了布拉格这座城市的生活，也涵养了布拉格的精神世界。对于身受伟大先辈影响的布拉格后来的那些作家和知识分子而言，生活意味着精神自治下的自由表达和创造。
　　但是，在克里玛的世界里，自由表达和创造，曾经两次被剥夺：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一次是在捷克苏联式极权统治下。
　　在集中营时代，克里玛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常常为多喝一口牛奶偷了一点东西而骄傲，但他后来明白，“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的削弱更难以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迄今如此努力地维持这些东西。”布罗茨基也有自己类似的感觉，他在《小于一》里谈到用谎言即便战胜了体制，最终自己也会成为所反对的。
　　残酷和不公正尽管让人精疲力竭，但却没有能够让克里玛们屈服。“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以幽默来面对这种暴力及完全的消极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克里玛写道。
　　当然，克里玛们并不只是消极抵抗，就如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的地下写作地下出版一样，以自己的人性良知抵御或反抗着外在的残酷命运，不让自己混同于那个残酷的体制，而成为了黑暗时代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哪怕是干体力活艰难地活下去，这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反抗。
　　“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
　　克里玛他们最终没有让自己成为卡夫卡的甲虫，也没有变成卡夫卡的那只鼹鼠。
　　克里玛们终于建立起了—座比铜像更持久的纪念碑。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要建这样_座纪念碑，惟有依赖个人，不屈服于外在的命运，在精神县面守住自己，通过文字，传递人性尊严，抵抗命运，因为惟有“思想和精神领域’，是“权力不可能夺回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