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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强调国家权利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堪称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有着犹太裔身份的俄裔美籍作家，其作品《小于一》作为“回忆类散文集”体现出苏联社会浓厚的极权主义与反犹主义倾向。
关键词：约瑟夫·布罗茨基 《小于一》 极权主义
1.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亚历山大洛维奇·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因其自身观念与苏联当局的社会价值观相悖，于1972年被苏联政府流放，最终定居于美国。作为有着犹太身份的俄裔美籍作家，布罗茨基的创作与苏联犹太民族的生存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依照本杰明·平库斯《苏联犹太人——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对于苏联犹太历史时期的划分，《小于一》所描绘的苏联犹太民族处于毁灭期，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源于“对官方词语的教条依附（dogmatic attachment），且在至善（supreme Good）名义下实施的狂热教条主义。”（齐泽克，2014：23）
2.极权对体制内民众的“灌输”
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阐述，其对列宁认知的来源完全是后者在火车站前的塑像，就如同“卡夫卡式的宇宙”（Kafka’s universe），“这并非社会现实的幻象-形象（fantasy-image of social reality），而是在社会现实中运作的幻象的上演（mise en scene）。”（齐泽克，2014：34）苏联政权试图通过新的视觉形象来改变国内民众的信仰，以“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组织手段，来实现意识形态对于民众的教化，达到控制公共话语权的目的。
3.极权对“外部范围”的“宣传”
苏联极权利用“灌输”手段实现对体制内民众的教化，仍需应对非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侵蚀。对于处在非体制内的“外部范围”（既包括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如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国内的非极权主义阶层，如犹太人占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等），“宣传”（propaganda）则成为其借此实现意识形态绝对控制的必要手段。
苏联与非极权主义政府意识形态的对抗主要体现于争霸事件。苏联寻求世界统治权，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如果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话，武器生产则可以说提高了百分之数万”。（Less 18）“极权主义追求扩张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Arendt 571）可见，苏联对外宣传政策的政治目标是扩充苏联势力范围版图。
对于处在“外部范围”的国内非极权主义阶层，极权同样采取“宣传”的手段。极权政府对国内民众进行“灌输”后，国内犹太民族意识形态并未受到彻底的摧残。“为了对全部居民实行全面控制而作的斗争，想消除每一种与之竞争的非极权主义现实，这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涵。”（Arendt 497）犹太民族意识形态作为极权政府的对立面，所以对反犹主义的宣传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科研机构、教育部门，甚至军队机关，犹太人被驱逐，苏联政府限制犹太人进入国家政要部门，于1950年颁布犹太籍人士不得身居军队要职的规定。当时，布罗茨基的父亲在苏联军队任职，也因规定离职。
“托洛茨基的阴谋”、犹太人与纳粹勾结、“世界主义”以及“医生案”事件荒诞无比，可见所有的反犹主义宣传都离不开极权主义“虚构”的本质，这其中包含着许多超现实因素和经验因素。苏联极权所宣传的犹太人阴谋具有连贯性，“一直在改变……而且根据需要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种虚构，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不能成立。”（Arendt 482）在极权中，“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Arendt 463）苏联极权对于处在非体制内的“外部范围”，所采取宣传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其组织的稳定性，对外扩张势力范围，对内稳定政局。
4.反犹主义演化为“全面恐怖”
无论是对体制内进行的极权主义“灌输”，还是对体制外进行的极权主义“宣传”，都是苏联政权为对抗非极权主义世界所进行的“心理战”组成部分。为完善其极权主义的组织，“将国家视作阶级斗争工具”的苏联政府还会利用“恐怖”（terror）手段来支撑其宣传以达到统治的目的。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中，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Arendt 443）。秘密警察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客观敌人”（objective enemies）是其捕捉对象。在以色列建国后，苏联政府将完全（total）的恐怖对准犹太人。同时，苏联政府宣传“托洛茨基分子”阴谋、开展“反世界主义”运动、大肆渲染“医生案件”，并利用“恐怖”手段对国内的非极权主义阶层（犹太族裔）进行整肃。最后，无国籍化以及非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作为极权政治的武器，犹太人被当局處以流放，变成了无国籍者、人类的渣滓。曼德尔施塔姆遭逮捕、流放，5年后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集中营；布罗茨基也在写诗之后不久，被囚禁在全俄罗斯最著名的十字监狱，后被流放至以色列。
“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Arendt 569）苏联政权采取“灌输”、“宣传”与“恐怖”，继而演化为“全面恐怖”，以达到扩张的目的。反犹主义贯穿苏联历史的始终，其更具现代性，是一种病理的建构（a pathological construction）。“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伴随着和交织着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以及犹太教旧有宗教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世俗化和消失。”（Arendt 42）苏联政权试图通过向犹太民众鼓励异族通婚以此实现对犹太民族的同化、消除犹太种族。
5.“集中营社会”的变体
《小于一》中所描述的国民生活同样被过度集中化。首先，政府拥有征收、没收居民房屋及其财产的权力，实行“总房屋政策”——“是所谓的聚合，也即让赤贫者与优裕者住在一起。因此，如果某个家庭自己拥有一个三室公寓，它就必须挤进一个房间，让别的家庭搬进另外的房间。”（Less 72）其次，《小于一》中详细阐述了苏联极权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苏联电视上没有商业广告” （Less 20）消费品短缺，实行凭票供应的经济制度。再者，负面新闻永远被掩盖，报纸和电台只对正面消息做出报道，无视国民生活的消极面，“它们从不告诉你有关受害者的任何消息。 苏联极权不仅对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集中管控，同时为了隔绝外界意识形态的侵蚀，杜绝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输入，民众“根本没有任何采取其他姿态或哲学的余地”（Less 414）；奥登诗集的译者以及编者M. 古特纳被捕，苏联境内“再无其他英语诗选在俄罗斯出版。”（Less 311）通过对民众进行“精神阉割”，“摧毁其国民的灵魂”（Less 398），其次，通过高压手段迫使作家彻底沦为犬儒主义者。阿赫玛托娃为了争取儿子从劳改营释放出来而写了许多违背本意的诗作，极权的目的是“使公众（尤其是外国公众）相信阿赫玛托娃仍活着，很好，很忠诚。”（Less 38）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还指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而是改变人性。”（Arendt 572）这种极权统治意味着个人主义的终结以及无意识时代的开始，就是“把每一个活着的人非个性化和官僚化。”（Less 100）苏联极权通过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对民众进行“精神阉割”彻底否定人的自由思想，消解了人的差异性使他们达到一致，使全面统治成为可能。
6.结语
极权意识形态（totalitarian ideology）演化为“纯粹外在性和工具性的”操纵民众的手段，苏联极权的统治由“简单的超意识形态暴力（extra-ideological violence）来保证。”（齐泽克，2014：27）犹太作家难以避免被苏联极权政府迫害的命运，但关于苏联的文学作品得以流传，为我们研究苏联政治文化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参照，试图把作家同他所在的时代分开是虚妄的。《小于一》（Less Than One）一种意义上，苏联极权“集中营社会”变体中，作为“人的天性”（human nature）的“人”（human）被摧毁了道德人格、被取消了法律人格，这就使得人本身并不能称其为完整的“一个人”（a man）；另一种意义上，极权之下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遵循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但是，极权主义并未征服全世界、并未征服这世界中的每一个人，这就对人类民主、未来充满了希冀。布罗茨基家庭里那张巨型的“床”——“作为世界秩序内部的一个真空”，（Less 409）这何尝不是苏联极权之中，诗人在文学的庇佑下尚存一丝自我意识的真实写照呢。
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借用阿赫玛托娃 ‘北方哀歌’ 来描述父母的存在，这首诗恰恰暗示着整个犹太民族在极权统治之下的命运（Less 416）：
如同一条河流
我被我强壮的时代改道。
他们换掉我的生命：变成一条不同的河谷，
经过不同的风景，它继续滚动。
而我不认识我的河岸，也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参考文献
[1] Brodsky， Joseph. Less Than On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6.
[2] Jan. F. Triska. Soviet Communism： Programs and Rules [M]. Cambridge：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3] Nora Levin. 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M]. New York： NYU Press， 1990.
[4]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5] 汉娜·阿伦特著，林骥华译.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6.
[6] 荆喜双. 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初探（1924-1953年）[D].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7] 刘文飞. 布罗茨基传[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8] 罗伊·梅德韦杰夫著，何宏江等译. 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5.
[9] 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0] 叶莲娜·祖布科娃. “趋贫習惯”：20世纪40-60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2016（7）：244-252
[11]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黄灿然译.《小于一》[M]. 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约瑟夫·布罗茨基 《小于一》 极权主义
1.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亚历山大洛维奇·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因其自身观念与苏联当局的社会价值观相悖，于1972年被苏联政府流放，最终定居于美国。作为有着犹太身份的俄裔美籍作家，布罗茨基的创作与苏联犹太民族的生存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依照本杰明·平库斯《苏联犹太人——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对于苏联犹太历史时期的划分，《小于一》所描绘的苏联犹太民族处于毁灭期，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源于“对官方词语的教条依附（dogmatic attachment），且在至善（supreme Good）名义下实施的狂热教条主义。”（齐泽克，2014：23）
2.极权对体制内民众的“灌输”
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阐述，其对列宁认知的来源完全是后者在火车站前的塑像，就如同“卡夫卡式的宇宙”（Kafka’s universe），“这并非社会现实的幻象-形象（fantasy-image of social reality），而是在社会现实中运作的幻象的上演（mise en scene）。”（齐泽克，2014：34）苏联政权试图通过新的视觉形象来改变国内民众的信仰，以“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组织手段，来实现意识形态对于民众的教化，达到控制公共话语权的目的。
3.极权对“外部范围”的“宣传”
苏联极权利用“灌输”手段实现对体制内民众的教化，仍需应对非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侵蚀。对于处在非体制内的“外部范围”（既包括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如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国内的非极权主义阶层，如犹太人占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等），“宣传”（propaganda）则成为其借此实现意识形态绝对控制的必要手段。
苏联与非极权主义政府意识形态的对抗主要体现于争霸事件。苏联寻求世界统治权，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如果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话，武器生产则可以说提高了百分之数万”。（Less 18）“极权主义追求扩张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Arendt 571）可见，苏联对外宣传政策的政治目标是扩充苏联势力范围版图。
对于处在“外部范围”的国内非极权主义阶层，极权同样采取“宣传”的手段。极权政府对国内民众进行“灌输”后，国内犹太民族意识形态并未受到彻底的摧残。“为了对全部居民实行全面控制而作的斗争，想消除每一种与之竞争的非极权主义现实，这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涵。”（Arendt 497）犹太民族意识形态作为极权政府的对立面，所以对反犹主义的宣传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科研机构、教育部门，甚至军队机关，犹太人被驱逐，苏联政府限制犹太人进入国家政要部门，于1950年颁布犹太籍人士不得身居军队要职的规定。当时，布罗茨基的父亲在苏联军队任职，也因规定离职。
“托洛茨基的阴谋”、犹太人与纳粹勾结、“世界主义”以及“医生案”事件荒诞无比，可见所有的反犹主义宣传都离不开极权主义“虚构”的本质，这其中包含着许多超现实因素和经验因素。苏联极权所宣传的犹太人阴谋具有连贯性，“一直在改变……而且根据需要而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这种虚构，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不能成立。”（Arendt 482）在极权中，“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Arendt 463）苏联极权对于处在非体制内的“外部范围”，所采取宣传手段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其组织的稳定性，对外扩张势力范围，对内稳定政局。
4.反犹主义演化为“全面恐怖”
无论是对体制内进行的极权主义“灌输”，还是对体制外进行的极权主义“宣传”，都是苏联政权为对抗非极权主义世界所进行的“心理战”组成部分。为完善其极权主义的组织，“将国家视作阶级斗争工具”的苏联政府还会利用“恐怖”（terror）手段来支撑其宣传以达到统治的目的。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中，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Arendt 443）。秘密警察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客观敌人”（objective enemies）是其捕捉对象。在以色列建国后，苏联政府将完全（total）的恐怖对准犹太人。同时，苏联政府宣传“托洛茨基分子”阴谋、开展“反世界主义”运动、大肆渲染“医生案件”，并利用“恐怖”手段对国内的非极权主义阶层（犹太族裔）进行整肃。最后，无国籍化以及非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作为极权政治的武器，犹太人被当局處以流放，变成了无国籍者、人类的渣滓。曼德尔施塔姆遭逮捕、流放，5年后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集中营；布罗茨基也在写诗之后不久，被囚禁在全俄罗斯最著名的十字监狱，后被流放至以色列。
“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Arendt 569）苏联政权采取“灌输”、“宣传”与“恐怖”，继而演化为“全面恐怖”，以达到扩张的目的。反犹主义贯穿苏联历史的始终，其更具现代性，是一种病理的建构（a pathological construction）。“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伴随着和交织着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以及犹太教旧有宗教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世俗化和消失。”（Arendt 42）苏联政权试图通过向犹太民众鼓励异族通婚以此实现对犹太民族的同化、消除犹太种族。
5.“集中营社会”的变体
《小于一》中所描述的国民生活同样被过度集中化。首先，政府拥有征收、没收居民房屋及其财产的权力，实行“总房屋政策”——“是所谓的聚合，也即让赤贫者与优裕者住在一起。因此，如果某个家庭自己拥有一个三室公寓，它就必须挤进一个房间，让别的家庭搬进另外的房间。”（Less 72）其次，《小于一》中详细阐述了苏联极权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苏联电视上没有商业广告” （Less 20）消费品短缺，实行凭票供应的经济制度。再者，负面新闻永远被掩盖，报纸和电台只对正面消息做出报道，无视国民生活的消极面，“它们从不告诉你有关受害者的任何消息。 苏联极权不仅对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集中管控，同时为了隔绝外界意识形态的侵蚀，杜绝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输入，民众“根本没有任何采取其他姿态或哲学的余地”（Less 414）；奥登诗集的译者以及编者M. 古特纳被捕，苏联境内“再无其他英语诗选在俄罗斯出版。”（Less 311）通过对民众进行“精神阉割”，“摧毁其国民的灵魂”（Less 398），其次，通过高压手段迫使作家彻底沦为犬儒主义者。阿赫玛托娃为了争取儿子从劳改营释放出来而写了许多违背本意的诗作，极权的目的是“使公众（尤其是外国公众）相信阿赫玛托娃仍活着，很好，很忠诚。”（Less 38）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还指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而是改变人性。”（Arendt 572）这种极权统治意味着个人主义的终结以及无意识时代的开始，就是“把每一个活着的人非个性化和官僚化。”（Less 100）苏联极权通过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对民众进行“精神阉割”彻底否定人的自由思想，消解了人的差异性使他们达到一致，使全面统治成为可能。
6.结语
极权意识形态（totalitarian ideology）演化为“纯粹外在性和工具性的”操纵民众的手段，苏联极权的统治由“简单的超意识形态暴力（extra-ideological violence）来保证。”（齐泽克，2014：27）犹太作家难以避免被苏联极权政府迫害的命运，但关于苏联的文学作品得以流传，为我们研究苏联政治文化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参照，试图把作家同他所在的时代分开是虚妄的。《小于一》（Less Than One）一种意义上，苏联极权“集中营社会”变体中，作为“人的天性”（human nature）的“人”（human）被摧毁了道德人格、被取消了法律人格，这就使得人本身并不能称其为完整的“一个人”（a man）；另一种意义上，极权之下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遵循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但是，极权主义并未征服全世界、并未征服这世界中的每一个人，这就对人类民主、未来充满了希冀。布罗茨基家庭里那张巨型的“床”——“作为世界秩序内部的一个真空”，（Less 409）这何尝不是苏联极权之中，诗人在文学的庇佑下尚存一丝自我意识的真实写照呢。
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借用阿赫玛托娃 ‘北方哀歌’ 来描述父母的存在，这首诗恰恰暗示着整个犹太民族在极权统治之下的命运（Less 416）：
如同一条河流
我被我强壮的时代改道。
他们换掉我的生命：变成一条不同的河谷，
经过不同的风景，它继续滚动。
而我不认识我的河岸，也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参考文献
[1] Brodsky， Joseph. Less Than On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6.
[2] Jan. F. Triska. Soviet Communism： Programs and Rules [M]. Cambridge：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3] Nora Levin. 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M]. New York： NYU Press， 1990.
[4]Richard Smok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5] 汉娜·阿伦特著，林骥华译.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6.
[6] 荆喜双. 斯大林时期苏联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初探（1924-1953年）[D].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7] 刘文飞. 布罗茨基传[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8] 罗伊·梅德韦杰夫著，何宏江等译. 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5.
[9] 斯拉沃热·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0] 叶莲娜·祖布科娃. “趋贫習惯”：20世纪40-60年代苏联生活水平衡量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2016（7）：244-252
[11]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黄灿然译.《小于一》[M]. 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