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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左翼运动呈现出一种不平衡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左翼社会运动蓬勃开展，社会思潮出现向左转的趋势；另一方面，除少数激进左翼政党外，大部分传统左翼政党在选举中失利，左翼政党在欧洲政治中处于守势。造成这种社会和政治力量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新社会运动具有的非常规政治特征、传统左翼政党与社会的日益疏离以及激进左翼政党自身的不足，而如果左翼政党能够及时进行政策调整、重新自我定位并建立左翼政党的团结，欧洲左翼政党有可能从失败中重建左翼运动的政治社会联盟，从而较快重返权力舞台。
[关键词]金融危机 欧洲 左翼运动 现状 展望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2－0053－05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而与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相比，欧洲的左翼政党并没有在这轮抗议浪潮中将社会呼声及时地转化为政治意愿，在近期进行的多次选举中都遭到挫败。金融危机中欧洲左翼运动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失衡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正视这些原因将对欧洲左翼运动未来的整合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左翼运动失衡的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左翼运动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欧洲各国普遍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社会运动，民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向左的转变。然而，与社会思潮的变化相比，欧洲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向有利于左翼政党的方向发展，很多传统左翼政党在近期的选举中败落；尽管部分激进左翼政党获得了传统左翼政党选民的认可，取得了选举的成功，但依然难以扭转整个欧洲左翼运动中社会与政治失衡的局面。
首先，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高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的社会出现了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在冰岛，巨额的国家债务导致国家破产，国内生产总值下滑10％，2009年1月20日，冰岛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不力，要求政府下台。受经济危机的重创，爱尔兰的失业率从2008年的6％上升到2009年的12％，爱尔兰政府计划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务员的养老金来稳定经济，但此项措施引发了2009年2月21日12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收回削减计划。希腊爆发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严重的社会骚乱冲击了警察局、银行、高级商店和旅馆，并波及西班牙、丹麦、土耳其、俄罗斯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公共部门的工人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裁员和削减工资，反对政府的“私有化”计划，要求政府在金融危机中保护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出现左转。马克思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在德国柏林的书店，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人们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导致的贫困人口增多以及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对一般公众的掠夺看作是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也增多起来，2009年11月9日BBC公布的对包括部分欧洲国家在内的全球2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51％的人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问题，23％的人则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大部分人都支持国家在产业控制、财富分配以及企业管理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另一项民意测验也显示，在中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加剧了人们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民众开始重新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众多迹象表明，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欧洲社会似乎已经站在一个向“左”转的十字路口。
其次，欧洲传统左翼政党影响力的衰落。面对金融危机，传统左翼政党没有提出富有吸引力的振兴经济和福利改革计划，以显示其领导国家发展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英、法和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传统左翼政党都呈现衰退的态势。在英国，布朗领导的工党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依然不能挽回工党的颓势。在2008年5月5日的地方选举中，工党的得票率仅为24％，而在野的保守党的得票率为44％，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为25％；在2009年6月4日的选举中，工党的得票率为23％，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为38％和28％。在法国，社会党自2007年大选失败后即陷入内部权力斗争，2008年11月产生了党的新领袖玛蒂娜·奥布里，但新老派系之争、权力之争依然让社会党的声望跌到低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2007年10月通过了新的党纲《汉堡纲领》，提出加强国家的作用，建立预防性福利国家，扩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同时又主张通过私有部门来提供公共服务，在养老金体系中引入私人融资，削减公共和社会支出。纲领目标的模棱两可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调查显示，20％以上的德国民众相信右翼政党比社会民主党更有经济领导和危机管理能力。在2009年9月27日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了历史性溃败，仅获得23％的得票率，是二战以来最差的结果，与2005年相比，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超过640万张选票，其中280万选民弃权，96万选民转向左翼党，161万转向绿党，56万转向自民党，42万转向联盟党；与1998年大选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流失了近1000万张选票。
最后，激进左翼政党逐渐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崛起。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不断加深以及传统左翼政党与新自由主义的趋同为激进左翼政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激进左翼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尊重、人人平等、团结友爱”的社会，它们与1999年11月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以来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代表了一股正在上升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在2001年反G8峰会、2002年11月在佛罗伦萨召开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eial Forum)以及2003年2月15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金融危机为激进左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在法国，在“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倡议下，2008年6月28－29日，约800名代表在巴黎举行了新反资本主义政党(NPA)的成立大会，以整合法国所有的左翼社会和政治力量。德国的激进左翼也对危机给予了积极回应，2007年6月，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来的部分对施罗德政策不满的人和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成立了左翼党(Die Linke)。在2009年9月27日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左翼党获得了11.9％的选票，比2005年高了三个百分点，在德国东部地区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稳固地确立了其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200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遭受重创后，重新回归与社会 运动的联盟，宣称放弃与中左民主党联合，指出“与不同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合作是加强替代性的左翼力量所不可或缺的，要将政党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和劳动阶层的集体与个体力量团结起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大多是在激进左翼政党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动起来的。
即便如此，激进左翼毕竟在欧洲政党政治谱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无论是其成员还是支持者都在少数，因此难以扭转左翼政党整体衰退的趋势，这从2009年6月4－7日在欧洲27国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中可见一斑。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多数国家的中右翼政党击败社会民主党获得胜利，英国工党的得票率仅为15％，法国社会党的得票率也仅为16％，德国社会民主党为21％，以至于有学者惊呼，“左翼政党遭受重创，中右力量全面扩大，欧洲政治整体向右转”。
二、左翼运动社会与政治表达失衡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与当前社会运动向“左”转的趋势相比，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却向“右”转。难怪西方左翼知识界旗帜性杂志《新左派评论》的编委和评论家阿里(Tariq Ali)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在当民众转向左翼思想时，社会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工具来满足民众的诉求，但是现在在法国还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工具。不光是法国，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社会和政治表达失衡的矛盾现象并不是此次金融危机才出现的，而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一个长期趋势，我们可以从社会运动的特征和左翼政党自身来考察其中的原由。
首先，新社会运动的非常规政治特征。当前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既有传统的社会运动，也有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还有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各种集体行动，在形式上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特征，但其中最突出的仍然是新社会运动的非常规政治性。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的冲突如阶级或宗教矛盾的衰减而出现的一种新社会冲突形式，包括各种妇女运动、环保或绿色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等。相较于传统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表现出显著的非常规政治的特征。第一，新社会运动不以阶级为基础，而以价值和集体认同为基础。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固定和稳定的联盟；第二，新社会运动对代议制和政党制在当代的作用表示怀疑，采取社会抗争等非常规的政治渠道进行利益表达；第三，在组织形式上，新社会运动摒弃了既有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官僚组织结构，采取具有分散性的网络组织的形式，重视人人可以直接参与的基层民主。因此，新社会运动是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改变相适应的，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新的社会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主流左翼政党向“右”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而导致的。例如，1998年，在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呼吁下，各种社会运动成员被动员起来反对欧洲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掀起了欧洲层面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由此可见，新社会运动和传统左翼政党从价值观到现实政策等问题的分歧是左翼运动的社会和政治表达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传统左翼政党与社会的疏离。当代政党研究表明，传统左翼政党与社会的疏离是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至今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左翼政党的组织形式从“群众党”向“全民党”转变，并逐渐向卡特尔政党和媒体化政党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政党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时，左翼政党以阶级和信仰为基础，将广大的劳动阶层紧密团结起来，并通过选举动员使政党领导层、党员以及劳动阶层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阵营和紧密的共同体，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的组织章程、高度的成员认同和广泛的基层组织的“群众党”。二战后，随着阶级结构的转变和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群众党”所倚重的阶级基础和选举策略都发生了改变。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主要的欧洲左翼政党都放弃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主张，竞选纲领向中间选民靠拢，向“全民党”转型。如果说“全民党”的组织形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为左翼政党固定既有选民和扩大新的选民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全民党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翼政党推行“第三条道路”和向右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使左翼政党已经不再成为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政党，传统选民大量流失。在日益脱离社会的同时，传统左翼政党越来越向国家靠拢，不再谋求独立的资金来源和传播手段，而是依靠国家补贴作为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党的领导层决定一切方针政策，普通党员在政党中的作用减小，政党越来越趋向通过媒体传播领袖的个人魅力而获得竞选胜利，政党走向“卡特尔化”和“媒体化”。这样，“群众党”时期建立起来的政党精英、党员和选民之间的共生共栖关系被打破，传统左翼政党的社会基础遭到削弱。
最后，激进左翼政党自身的不足。与传统左翼政党相比，激进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它们大多继承和保留了传统左翼政党作为“群众党”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其成员通常由批判传统左翼政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重振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组成，主张个人自由和实现自我解放，偏向分权和参与性民主，因此与新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更为接近。不过，由于激进左翼政党自身固有的不足，使它在发挥传递民众诉求的作用上受到很大限制。第一，一旦激进左翼政党将获得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并实际上参与执政，就容易被既有制度体制化，绿党是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绿党自称为“反体制”政党，在蓬勃发展的生态运动中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国的绿党纷纷从理想主义向务实主义转变，绿党最初的社会运动特征已经逐渐减弱。近期英美学者进行的一项有关绿党组织变迁的研究表明，那些有过参与议会和执政经验的绿党，比如德国、比利时、芬兰和瑞典等国的绿党，已经整体向职业和选举型政党靠拢，而另外一些“草根型”绿党则至少在领导层面已经出现了体制化的倾向。第二，在对待资本主义和政权的问题上，激进左翼政党中存在改革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例如，2004年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加入中左联盟政府后在政策上向右转，放弃抵制英美对伊拉克的袭击、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在意大利军队参与占领阿富汗以及黎巴嫩维和任务中持赞同态度，这些转变使重建共产党在2008年4月的大选中败北，引发了党内对参与政权问题的激烈讨论。第三，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的政策纲领过于激进和理想化，与现实政治和民众需求存在距离。例如，法国新成立的“新反资本主义政党”将自身定位为反政府的政党，拒绝参与任何社会党和自由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声明“我们不追求自身获得权力，而是希望自下而 上推动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控制经济的方向。我们不想建立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管理的政党，而是试图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政党。这也就是为什么保持与社会党的独立是关键之所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不能在一个政府中共存”。由于这些激进左翼政党将自身定位为反政府政党，并推行一些过于激进的措施，因而难以被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这样激进左翼政党也就放弃了通过参与执政将社会意愿上升成国家政策的机会。
三、欧洲左翼运动的前景展望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欧洲出现了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和新左翼政党的复兴，而传统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上持续衰落，左翼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制约，难以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由于社会运动自身在组织和目标上不明晰，且内部差异大，难以对当前的社会结构形成一股非主流的挑战，因此，联合左翼的任务仍然主要落在左翼政党身上。
对很多传统左翼政党而言，眼前失败的滋味是苦涩的，长期以来奉行的折衷主义已经让社会民主党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不过，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在失败之夜重整旗鼓，未来还存在东山再起的机会。要实现重整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有三个方面是必须面对的。
首先，调整政策方向。当前的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也表明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第三条道路遭遇到新的挫折。新自由主义政策扩大了社会的分裂，社会社会民主党需要重新回归对工人、移民、青年等社会群体的关怀，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消除中产阶级、普通工人阶级以及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不安全感，重建自己在中低产阶级联盟中的社会基础。在当前右翼政党纷纷向“中”靠拢，采取银行国有化、加强对金融高管的监管等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如何在政策上区别于右翼政党，以重新获得选民的支持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进行身份界定。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在传统价值观和现实需要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在指导纲领上强调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实行有利于私有化和市场的政策措施。然而，这种折衷和妥协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并直接导致了选举的败北。法国巴黎大学的J.P.古荣教授(Jacques-Pierre Gougeon)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困境主要在于，它不能在延续还是放弃施罗德政策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抉择。”很多学者也看到了身份定位的迫切性，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G.格伦贝格教授(Gerard Grunberg)指出，“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真正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明确地作为平民阶层的利益保护者，要么将重新获得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正义对社会党保持在左翼中的领导地位和动员大众来说是关键性的，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获得政府信任度，首要的就是经济信任度。”因此，当前社会民主党需要在传统和适应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前者有可能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成为少数派政党，将退居从属地位，也有可能长期处于在野党；选择后者将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理念和目标，提高经济管理能力，寻找转变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政党的途径。
最后，建立与社会及其他左翼政党的新关系。随着激进左翼的崛起，激进左翼政党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对选举起着关键性影响。在2008年4月意大利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党只同意与支持民主党纲领的政党建立中左联盟，试图将激进左翼政党排除在外，结果中左联盟在上下两院都以约9％的差距负于中右联盟；在德国2009年9月27日的议会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有96万流向了左翼党，而且左翼党在前东德地区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法国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法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中有一半的选民赞同与包括新反资本主义政党在内的其他左翼政党建立联盟。因此，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排除与激进左翼政党合作的策略，寻找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吸纳左派及社会运动的支持者，以扩大执政基础。
与此同时，激进左翼党的未来走向也值得思考。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激进左翼经历了衰落、转型与兴起的起伏变迁，但一个新的激进左翼阵营是否已经形成还远不明朗。一方面，支持或参与中左政府的问题依然是不同激进左翼政党以及党内改革派和革命派之间的重要分歧。为了吸引更多的反资本主义人士的参与，激进左翼在政党定位上往往采取妥协和模糊的策略，但过于宽泛和模糊的定位并不利于政党内聚力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如何对待政权始终是激进左翼政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激进左翼试图联合新社会运动形成一个反资本主义统一阵线，但是新社会运动的价值观多元化，有的来自极左阵营，有的来自缺乏传统劳工运动经验的新工人阶级，有的是受后工业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年轻人，他们并不一定认同传统的左翼立场，激进左翼政党如何将这些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社会力量聚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作为左翼运动的两翼应该齐头并进，在两者之间形成互相倚重和支持的关系。如果欧洲的左翼政党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采取正确的态度面对社会基础削弱的问题，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并加强内部团结，那么左翼政党将有可能很快重返权力舞台，带来新的理念以重新引导社会潮流。
[责任编辑：文 慧]
[关键词]金融危机 欧洲 左翼运动 现状 展望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2－0053－05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而与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相比，欧洲的左翼政党并没有在这轮抗议浪潮中将社会呼声及时地转化为政治意愿，在近期进行的多次选举中都遭到挫败。金融危机中欧洲左翼运动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失衡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正视这些原因将对欧洲左翼运动未来的整合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金融危机冲击下欧洲左翼运动失衡的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左翼运动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欧洲各国普遍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社会运动，民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向左的转变。然而，与社会思潮的变化相比，欧洲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向有利于左翼政党的方向发展，很多传统左翼政党在近期的选举中败落；尽管部分激进左翼政党获得了传统左翼政党选民的认可，取得了选举的成功，但依然难以扭转整个欧洲左翼运动中社会与政治失衡的局面。
首先，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高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的社会出现了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在冰岛，巨额的国家债务导致国家破产，国内生产总值下滑10％，2009年1月20日，冰岛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不力，要求政府下台。受经济危机的重创，爱尔兰的失业率从2008年的6％上升到2009年的12％，爱尔兰政府计划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务员的养老金来稳定经济，但此项措施引发了2009年2月21日12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收回削减计划。希腊爆发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严重的社会骚乱冲击了警察局、银行、高级商店和旅馆，并波及西班牙、丹麦、土耳其、俄罗斯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公共部门的工人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裁员和削减工资，反对政府的“私有化”计划，要求政府在金融危机中保护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出现左转。马克思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在德国柏林的书店，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人们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导致的贫困人口增多以及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对一般公众的掠夺看作是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也增多起来，2009年11月9日BBC公布的对包括部分欧洲国家在内的全球2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51％的人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问题，23％的人则认为资本主义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大部分人都支持国家在产业控制、财富分配以及企业管理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另一项民意测验也显示，在中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加剧了人们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幻灭，民众开始重新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众多迹象表明，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欧洲社会似乎已经站在一个向“左”转的十字路口。
其次，欧洲传统左翼政党影响力的衰落。面对金融危机，传统左翼政党没有提出富有吸引力的振兴经济和福利改革计划，以显示其领导国家发展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英、法和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传统左翼政党都呈现衰退的态势。在英国，布朗领导的工党提出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依然不能挽回工党的颓势。在2008年5月5日的地方选举中，工党的得票率仅为24％，而在野的保守党的得票率为44％，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为25％；在2009年6月4日的选举中，工党的得票率为23％，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分别为38％和28％。在法国，社会党自2007年大选失败后即陷入内部权力斗争，2008年11月产生了党的新领袖玛蒂娜·奥布里，但新老派系之争、权力之争依然让社会党的声望跌到低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2007年10月通过了新的党纲《汉堡纲领》，提出加强国家的作用，建立预防性福利国家，扩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同时又主张通过私有部门来提供公共服务，在养老金体系中引入私人融资，削减公共和社会支出。纲领目标的模棱两可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调查显示，20％以上的德国民众相信右翼政党比社会民主党更有经济领导和危机管理能力。在2009年9月27日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到了历史性溃败，仅获得23％的得票率，是二战以来最差的结果，与2005年相比，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超过640万张选票，其中280万选民弃权，96万选民转向左翼党，161万转向绿党，56万转向自民党，42万转向联盟党；与1998年大选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流失了近1000万张选票。
最后，激进左翼政党逐渐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崛起。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不断加深以及传统左翼政党与新自由主义的趋同为激进左翼政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激进左翼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尊重、人人平等、团结友爱”的社会，它们与1999年11月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以来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代表了一股正在上升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在2001年反G8峰会、2002年11月在佛罗伦萨召开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eial Forum)以及2003年2月15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金融危机为激进左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在法国，在“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倡议下，2008年6月28－29日，约800名代表在巴黎举行了新反资本主义政党(NPA)的成立大会，以整合法国所有的左翼社会和政治力量。德国的激进左翼也对危机给予了积极回应，2007年6月，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来的部分对施罗德政策不满的人和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成立了左翼党(Die Linke)。在2009年9月27日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左翼党获得了11.9％的选票，比2005年高了三个百分点，在德国东部地区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稳固地确立了其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200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遭受重创后，重新回归与社会 运动的联盟，宣称放弃与中左民主党联合，指出“与不同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合作是加强替代性的左翼力量所不可或缺的，要将政党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和劳动阶层的集体与个体力量团结起来”。。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大多是在激进左翼政党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动起来的。
即便如此，激进左翼毕竟在欧洲政党政治谱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无论是其成员还是支持者都在少数，因此难以扭转左翼政党整体衰退的趋势，这从2009年6月4－7日在欧洲27国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中可见一斑。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多数国家的中右翼政党击败社会民主党获得胜利，英国工党的得票率仅为15％，法国社会党的得票率也仅为16％，德国社会民主党为21％，以至于有学者惊呼，“左翼政党遭受重创，中右力量全面扩大，欧洲政治整体向右转”。
二、左翼运动社会与政治表达失衡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与当前社会运动向“左”转的趋势相比，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却向“右”转。难怪西方左翼知识界旗帜性杂志《新左派评论》的编委和评论家阿里(Tariq Ali)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在当民众转向左翼思想时，社会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工具来满足民众的诉求，但是现在在法国还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工具。不光是法国，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社会和政治表达失衡的矛盾现象并不是此次金融危机才出现的，而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的一个长期趋势，我们可以从社会运动的特征和左翼政党自身来考察其中的原由。
首先，新社会运动的非常规政治特征。当前的各种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既有传统的社会运动，也有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还有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各种集体行动，在形式上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特征，但其中最突出的仍然是新社会运动的非常规政治性。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的冲突如阶级或宗教矛盾的衰减而出现的一种新社会冲突形式，包括各种妇女运动、环保或绿色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等。相较于传统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表现出显著的非常规政治的特征。第一，新社会运动不以阶级为基础，而以价值和集体认同为基础。难以形成一个相对固定和稳定的联盟；第二，新社会运动对代议制和政党制在当代的作用表示怀疑，采取社会抗争等非常规的政治渠道进行利益表达；第三，在组织形式上，新社会运动摒弃了既有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官僚组织结构，采取具有分散性的网络组织的形式，重视人人可以直接参与的基层民主。因此，新社会运动是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改变相适应的，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新的社会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主流左翼政党向“右”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而导致的。例如，1998年，在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呼吁下，各种社会运动成员被动员起来反对欧洲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掀起了欧洲层面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由此可见，新社会运动和传统左翼政党从价值观到现实政策等问题的分歧是左翼运动的社会和政治表达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传统左翼政党与社会的疏离。当代政党研究表明，传统左翼政党与社会的疏离是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至今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左翼政党的组织形式从“群众党”向“全民党”转变，并逐渐向卡特尔政党和媒体化政党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政党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时，左翼政党以阶级和信仰为基础，将广大的劳动阶层紧密团结起来，并通过选举动员使政党领导层、党员以及劳动阶层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阵营和紧密的共同体，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的组织章程、高度的成员认同和广泛的基层组织的“群众党”。二战后，随着阶级结构的转变和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群众党”所倚重的阶级基础和选举策略都发生了改变。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主要的欧洲左翼政党都放弃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政策主张，竞选纲领向中间选民靠拢，向“全民党”转型。如果说“全民党”的组织形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为左翼政党固定既有选民和扩大新的选民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全民党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翼政党推行“第三条道路”和向右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使左翼政党已经不再成为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政党，传统选民大量流失。在日益脱离社会的同时，传统左翼政党越来越向国家靠拢，不再谋求独立的资金来源和传播手段，而是依靠国家补贴作为政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党的领导层决定一切方针政策，普通党员在政党中的作用减小，政党越来越趋向通过媒体传播领袖的个人魅力而获得竞选胜利，政党走向“卡特尔化”和“媒体化”。这样，“群众党”时期建立起来的政党精英、党员和选民之间的共生共栖关系被打破，传统左翼政党的社会基础遭到削弱。
最后，激进左翼政党自身的不足。与传统左翼政党相比，激进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它们大多继承和保留了传统左翼政党作为“群众党”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其成员通常由批判传统左翼政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重振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组成，主张个人自由和实现自我解放，偏向分权和参与性民主，因此与新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更为接近。不过，由于激进左翼政党自身固有的不足，使它在发挥传递民众诉求的作用上受到很大限制。第一，一旦激进左翼政党将获得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并实际上参与执政，就容易被既有制度体制化，绿党是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绿党自称为“反体制”政党，在蓬勃发展的生态运动中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国的绿党纷纷从理想主义向务实主义转变，绿党最初的社会运动特征已经逐渐减弱。近期英美学者进行的一项有关绿党组织变迁的研究表明，那些有过参与议会和执政经验的绿党，比如德国、比利时、芬兰和瑞典等国的绿党，已经整体向职业和选举型政党靠拢，而另外一些“草根型”绿党则至少在领导层面已经出现了体制化的倾向。第二，在对待资本主义和政权的问题上，激进左翼政党中存在改革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例如，2004年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加入中左联盟政府后在政策上向右转，放弃抵制英美对伊拉克的袭击、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在意大利军队参与占领阿富汗以及黎巴嫩维和任务中持赞同态度，这些转变使重建共产党在2008年4月的大选中败北，引发了党内对参与政权问题的激烈讨论。第三，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的政策纲领过于激进和理想化，与现实政治和民众需求存在距离。例如，法国新成立的“新反资本主义政党”将自身定位为反政府的政党，拒绝参与任何社会党和自由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声明“我们不追求自身获得权力，而是希望自下而 上推动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控制经济的方向。我们不想建立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管理的政党，而是试图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政党。这也就是为什么保持与社会党的独立是关键之所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不能在一个政府中共存”。由于这些激进左翼政党将自身定位为反政府政党，并推行一些过于激进的措施，因而难以被其他政治力量所接受，这样激进左翼政党也就放弃了通过参与执政将社会意愿上升成国家政策的机会。
三、欧洲左翼运动的前景展望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欧洲出现了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和新左翼政党的复兴，而传统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上持续衰落，左翼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制约，难以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由于社会运动自身在组织和目标上不明晰，且内部差异大，难以对当前的社会结构形成一股非主流的挑战，因此，联合左翼的任务仍然主要落在左翼政党身上。
对很多传统左翼政党而言，眼前失败的滋味是苦涩的，长期以来奉行的折衷主义已经让社会民主党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不过，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在失败之夜重整旗鼓，未来还存在东山再起的机会。要实现重整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有三个方面是必须面对的。
首先，调整政策方向。当前的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也表明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第三条道路遭遇到新的挫折。新自由主义政策扩大了社会的分裂，社会社会民主党需要重新回归对工人、移民、青年等社会群体的关怀，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消除中产阶级、普通工人阶级以及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不安全感，重建自己在中低产阶级联盟中的社会基础。在当前右翼政党纷纷向“中”靠拢，采取银行国有化、加强对金融高管的监管等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如何在政策上区别于右翼政党，以重新获得选民的支持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进行身份界定。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在传统价值观和现实需要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在指导纲领上强调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实行有利于私有化和市场的政策措施。然而，这种折衷和妥协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并直接导致了选举的败北。法国巴黎大学的J.P.古荣教授(Jacques-Pierre Gougeon)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困境主要在于，它不能在延续还是放弃施罗德政策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抉择。”很多学者也看到了身份定位的迫切性，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G.格伦贝格教授(Gerard Grunberg)指出，“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真正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明确地作为平民阶层的利益保护者，要么将重新获得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正义对社会党保持在左翼中的领导地位和动员大众来说是关键性的，在后一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获得政府信任度，首要的就是经济信任度。”因此，当前社会民主党需要在传统和适应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前者有可能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成为少数派政党，将退居从属地位，也有可能长期处于在野党；选择后者将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理念和目标，提高经济管理能力，寻找转变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政党的途径。
最后，建立与社会及其他左翼政党的新关系。随着激进左翼的崛起，激进左翼政党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对选举起着关键性影响。在2008年4月意大利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党只同意与支持民主党纲领的政党建立中左联盟，试图将激进左翼政党排除在外，结果中左联盟在上下两院都以约9％的差距负于中右联盟；在德国2009年9月27日的议会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有96万流向了左翼党，而且左翼党在前东德地区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法国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法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中有一半的选民赞同与包括新反资本主义政党在内的其他左翼政党建立联盟。因此，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排除与激进左翼政党合作的策略，寻找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吸纳左派及社会运动的支持者，以扩大执政基础。
与此同时，激进左翼党的未来走向也值得思考。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激进左翼经历了衰落、转型与兴起的起伏变迁，但一个新的激进左翼阵营是否已经形成还远不明朗。一方面，支持或参与中左政府的问题依然是不同激进左翼政党以及党内改革派和革命派之间的重要分歧。为了吸引更多的反资本主义人士的参与，激进左翼在政党定位上往往采取妥协和模糊的策略，但过于宽泛和模糊的定位并不利于政党内聚力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如何对待政权始终是激进左翼政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激进左翼试图联合新社会运动形成一个反资本主义统一阵线，但是新社会运动的价值观多元化，有的来自极左阵营，有的来自缺乏传统劳工运动经验的新工人阶级，有的是受后工业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年轻人，他们并不一定认同传统的左翼立场，激进左翼政党如何将这些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社会力量聚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作为左翼运动的两翼应该齐头并进，在两者之间形成互相倚重和支持的关系。如果欧洲的左翼政党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采取正确的态度面对社会基础削弱的问题，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并加强内部团结，那么左翼政党将有可能很快重返权力舞台，带来新的理念以重新引导社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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