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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韦拔群、陈伯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广西东兰县，从事革命宣传，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
东兰县知事黄守先便谓“贪官”是有意指他、“军阀”是指某某，便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联合反对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运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武篆江平劣绅龙显云则制造抢劫盐商案(盐商路过武篆坤王乡廷龙屯时，龙显云派团丁抢劫)，嫁祸于农所。
1926年1月，县知事黄守先(时身兼红河护商司令)，竞与土豪陈儒珍(红河护商管带)率带红河护商勇、那地潘建章土匪队伍和龙显云武装，围攻农讲所(列宁岩)，妄图一网打尽。他们攻进农讲所，打死、打伤农讲所学员数人，并将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遗像撕毁，放火焚烧农讲所设备及学员行李。
韦拔群等率领农讲所学员转移后，立即分头到基层农会招集农军，于第二天清晨袭击驻扎在武篆那禄村的黄守先、陈儒珍、潘建章反动武装。黄守先等败退回东兰县城，在气急败坏中，黄守先一伙便以“土匪谋叛”等罪名加害韦拔群，并向省府及驻百色军阀刘日福告状，请求派兵“痛剿”。
约一星期，黄守先令其胞弟黄智渊率警兵去兰木藉口征粮，向农会会员黄鼎卿勒索，韦拔群率农所学员赴兰木救援，将黄智渊擒获。黄守先闻讯，派红河护商管带陈儒珍赶到泗孟，企图用武力夺回黄智渊，但没有得逞，反而被韦拔群的农讲所学员武装击败，并追到县城附近之达有村。黄守先遂以韦拔群“率匪攻城”为由，向省政府请求派兵“围剿”。此时，韦拔群等听说与滇军军阀唐继尧勾结的蒙仁潜窜到东兰，准备以镇武军总指挥名义扶植武篆大土豪杜瑶甫为东兰县知事，韦拔群等决心袭击蒙仁潜。农军在泗孟那可村与蒙交火，蒙败走。韦拔群率农军在凤山县属长峒将蒙擒获，并夺得印信旗帜，缴得枪支123枝，置蒙于岩洞中。
正在这时候，奉令“讨蒙兼剿匪”(指韦拔群等)龚寿仪团赶到，突然向农军袭击，农军不敌，被缴去70多枝枪，在岩洞中之蒙仁潜亦被龚寿仪夺去报功请赏，韦拔群只好暂时率队退回武篆。
1926年2月5日，黄守先、杜瑶甫遂引龚寿仪到武篆，大肆烧杀，先向韦拔群的家乡东里村及那俄、板免等村人手，一连烧杀12个村庄，农民损失除粮食、衣物、猪羊等不计其数外，共被掳去牛马335头。韦拔群的妻子及刚生下3天的幼婴等14人被龚寿仪抓获，投入县牢房。
在龚寿仪、黄守先、杜瑶甫、陈儒珍、龙显云、韦钟璜、韦立言一伙烧杀劫掠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农民被烧掳614户、被劫掠5804户，损失牛马2467头、被杀140人。遭焚杀掳掠之后，农民大都避匪于岩场中。龚寿仪、黄守先—伙则一面逼压农民交出韦拔群，一面勒迫农民交“免死赎金”、“家屋保险料金”、“良民门牌金”和“自新券”，此外还特别向东里、那俄两村勒索“赔子弹费”2700元。
上述各项中，特别苛重的是“良民门牌金”，每张门牌由2元4角至百元、千元不等，买不到“良民门牌”不得回村居住。
短时间内，龚寿仪、黄守先一伙从武篆、兰泗、东院、长江等区6418户农民手中索去光洋83683元。被抢、被勒索的农户7418家，被掳去牛马2467头，农民财产损失约数百万元，杀害农运骨干和农民700多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
围绕“东兰农案”，韦拔群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战略措施，面对敌人疯狂的烧杀劫掳，韦拔群一面率领农军与敌周旋，将农军分散组成锄奸团，严惩和剿捕反动分子，展开了“刀对刀，枪对枪”的军事斗争。
面对龚匪的搜剿，农军在山坳隘口设置“土大炮”和安石架，给龚匪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派陈伯民、陈守和等到南宁散发农民的控诉状，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反动派镇压东兰农运的滔天罪行，呼吁各界同胞声援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
陈伯民、陈守和到南宁后，求见了省农民部长陈协五和青年部长、共产党人陈勉恕。印发了《快邮代电》，概述了东兰农案的惨状，要求惩办反动县知事黄守先及地方土豪劣绅杜琨选、杜珠选、杜杰、韦钟璜、韦龙甫、龙显云，勒令其赔偿所受损失，让龚寿仪退还农民被夺去的枪支，明令新任县知事立即恢复农讲所。
他们还到共产党人所掌握的省党部青年部报告了情况。在共产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在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和监委的联席会议上报告东兰农民运动情况，控诉黄守先、龚寿仪镇压农民运动的血腥暴行。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致支持韦拔群和东兰农民，力主将龚团调离东兰，并派人进行调查。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无词以对，只得答应多数人的要求。
6月初，龚寿仪团奉命调回百色，黄守先随龚而去。
1926年12月14日，广西省农民部部长陈协五奉命来东兰调查“农绅纠纷”。时县知事黄守先已被撤职，新任县知事黄祖瑜也随陈协五一同到达武篆。
韦拔群在武篆召开5000多人的欢迎大会，在会上提出恢复农民协会、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惩办黄守先、龚寿仪及各土劣，把他们的财产没收作办教育等经费的议案。
会后，韦拔群派陈伯民、陈守和陪同陈协五赴各灾区调查。黄祖瑜即住东兰县城走马上任。
黄祖瑜上任后，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对农民运动肆意诬蔑。是年7月，黄祖瑜向省政府诬告农军要武装进城开会，实行暴动，并以辞职要挟。黄绍竑闻报，即电黄祖瑜“准即调动团警”严加阻止。黄祖瑜得剑黄绍竑撑腰，有恃无恐，即调反动民团和警卫队与农军对抗。
7月18日，陈协五调查结束，由陈伯民、陈守和陪同离开东兰回南宁，随即写成《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具体确凿的事实揭露了龚寿仪、黄守先及各土豪劣绅烧杀劫掳的罪行，并发表了同情东兰农运的通电。
陈协五的调查报告在广两不能刊载，送去广州后，却很快地在共产党人主编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发表，向社会各界揭露了“兰案”的真相。调查报告发表后，震动很大，南宁的国民党右派和东兰土豪劣绅惶惶不安，遂群起攻击陈协五，说他“偏袒”、“庇匪”，“报告未必尽为事实”，胁迫陈协五辞职。
“兰案”未能解决，东兰的土豪劣绅在县知事黄祖瑜的支持下，又多次向农军发难，制造纠纷。1926年9月初，韦拔群指挥农军1000多人攻占东兰县城。县知事黄祖瑜和土劣陈儒珍、杜瑶甫率团警弃城逃往河池，向省府诬告韦拔群。韦拔群等人推举牙苏民代县知事，并通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查办黄祖瑜，还派陈伯民、黄大业到南宁向各方面报告。
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接到黄祖瑜 的诬告电后，以“人民团体不得擅用武力”为词，电饬农军停止攻城，继而借东兰农军攻占县城而激烈攻击陈协五和东兰农运。陈协五被迫辞去农民部长职务。中共党组织为不使国民党右派乘机控制农民部，便鼓动和支持国民党左派人士、省政府农工厅长俞作柏兼任农民部长，同时又在南宁组织召开了“南宁各界援助兰农大会”。在共产党人宁培英的组织下，南宁各界及郊区农民数千人参加，东兰代表陈伯民、黄大业在会上报告东兰农运和东兰惨案的情况。大会发出了支持东兰农民的通电，迫使广西省政府再次派人调查“兰案”。
10月，广西当局在各方压力下，决定由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第七军军部、政治部共同派人组织东兰农案善后委员会，并派新知事到东兰处理“善后”。委派省青年部部长陈勉恕任东兰县知事，参加组织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并任该委员会主任。
“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人员有：省党部青年部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省党部妇女干事黄若珊(女，共青团员)、第七军政治部秘书关学参(共产党员)、法官陈锡钧、第七军副官陈秉文、省政府财政厅秘书左铸民、省党部农民部秘书宁培英等7人。东兰县代表陈伯民、黄大业随同“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在一连士兵的护送下到达东兰。
陈勉恕等的“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到东兰时，韦拔群、陈洪涛、覃孔贤、牙苏民、黄大权等率东兰自卫军六七百人和农民男女老少1万多人手擎红旗，列队欢迎陈勉恕一行的到来，并在武篆举行欢迎大会。会上，韦拔群、陈勉恕致欢迎词和致答词，妇女代表黄正秀代表东兰妇女讲话。
陈勉恕到东兰后，在进行调查农案的同时，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悉数开除出党，使东兰县的国民党党部掌握在左派手中。他还支持把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到县城办公。更重要的是，他受中共广西省委的委托，到东兰开展党的活动、发展新党员、建立东兰党组织。
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广西农民运动的领袖韦拔群同志就是这期间在严敏、陈洪涛的协助下，由陈勉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东兰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由于陈勉恕积极地支持农民革命，深受东兰人民欢迎和拥护，称之为“革命县长”，在他离开东兰时，东兰人民赠送一面上绣“革命县长”的锦旗。
1926年11月5日，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68人，代表农会会员78346人(其中男会员75660人、女会员2686人)。大会决议撤销县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东兰县农民协会第二届执委会，重建县农民协会，推选韦拔群为主任兼军事部长，执委陈伯民、陈洪涛兼秘书，陈鼓涛兼宣传部长、黄润生兼组织部长，牙苏民、黄鼎卿兼民政部长，黄孟儒兼财政部长、韦命周兼粮食部长，黄榜呈现兼文化部长，委员黄正秀兼妇女部长，黄美伦为妇女部副部长。县农民协会事实上成了当时东兰的政权机构。
经过一段周密细致的调查，陈勉恕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农运隆案材料，于1927年1月7日在东兰写成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调查报告，以大量具体的实际事例证实了东兰农民受龚团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血腥镇压和劫掠，确实是一件：触目当世的农民惨案，指出东兰农民运动的正义l生和合理性。报告写成后送交省政府。调查善后委员会在结束调查后，即撤回南宁。南宁又召开了一次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关学参报告调查情况。大会提出不准派兵去东兰、援助兰农等十几条要求，推选代表到省府请愿。
南宁各界在南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声援东兰农民，抗议非法逮捕印刷东兰农案消息的工人。梧州、桂林、桂平等地的工会、农会也纷纷发出支援东兰农民的通电；在广州，由共产党主编的《政治周报》、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月报》、《农民运动》相继刊载了5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致电慰问广西东兰被难农友的消息，陈协五、陈勉恕的调查报告，双才评论《值得注意的东兰农民运动》和阮啸仙1926年8月15日《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的演讲词》等，都坚决支持东兰农民运动。
同年lo,9，在东兰邻县的恩隆、奉议两县革命团体派以陆炳堂(玑璋)为团长的百余人代表团到东兰慰问。
在强劲的革命风暴席卷之下，广西国民党右派军政当局十分恐慌。广西省政府被迫释放关押的印刷工人，并于1927年1月28日发出“俭电”(《广西省政府对东兰农案之经过》)，对东兰农运惨案作出了比较公正的处理：将前任东兰县知事黄守先“着高检厅侦察拘案，交法庭讯办”；撤销黄祖瑜县知事职；被告的劣绅杜瑶甫、陈儒珍、龙显云、韦钟璜、韦志等5名“着各县知事通缉，务获惩究”，其个人家属财产“查明抄没，收交该县农民协会，分别赈恤”；“准豁免十五年度粮赋一年，其已由县署征收者，准于十六年度粮赋扣抵”；令第七军司令部拨给农军子弹，以充实力；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龚寿仪；承认东兰农运是合法的，并恢复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至此告终。
东兰县知事黄守先便谓“贪官”是有意指他、“军阀”是指某某，便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联合反对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运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武篆江平劣绅龙显云则制造抢劫盐商案(盐商路过武篆坤王乡廷龙屯时，龙显云派团丁抢劫)，嫁祸于农所。
1926年1月，县知事黄守先(时身兼红河护商司令)，竞与土豪陈儒珍(红河护商管带)率带红河护商勇、那地潘建章土匪队伍和龙显云武装，围攻农讲所(列宁岩)，妄图一网打尽。他们攻进农讲所，打死、打伤农讲所学员数人，并将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遗像撕毁，放火焚烧农讲所设备及学员行李。
韦拔群等率领农讲所学员转移后，立即分头到基层农会招集农军，于第二天清晨袭击驻扎在武篆那禄村的黄守先、陈儒珍、潘建章反动武装。黄守先等败退回东兰县城，在气急败坏中，黄守先一伙便以“土匪谋叛”等罪名加害韦拔群，并向省府及驻百色军阀刘日福告状，请求派兵“痛剿”。
约一星期，黄守先令其胞弟黄智渊率警兵去兰木藉口征粮，向农会会员黄鼎卿勒索，韦拔群率农所学员赴兰木救援，将黄智渊擒获。黄守先闻讯，派红河护商管带陈儒珍赶到泗孟，企图用武力夺回黄智渊，但没有得逞，反而被韦拔群的农讲所学员武装击败，并追到县城附近之达有村。黄守先遂以韦拔群“率匪攻城”为由，向省政府请求派兵“围剿”。此时，韦拔群等听说与滇军军阀唐继尧勾结的蒙仁潜窜到东兰，准备以镇武军总指挥名义扶植武篆大土豪杜瑶甫为东兰县知事，韦拔群等决心袭击蒙仁潜。农军在泗孟那可村与蒙交火，蒙败走。韦拔群率农军在凤山县属长峒将蒙擒获，并夺得印信旗帜，缴得枪支123枝，置蒙于岩洞中。
正在这时候，奉令“讨蒙兼剿匪”(指韦拔群等)龚寿仪团赶到，突然向农军袭击，农军不敌，被缴去70多枝枪，在岩洞中之蒙仁潜亦被龚寿仪夺去报功请赏，韦拔群只好暂时率队退回武篆。
1926年2月5日，黄守先、杜瑶甫遂引龚寿仪到武篆，大肆烧杀，先向韦拔群的家乡东里村及那俄、板免等村人手，一连烧杀12个村庄，农民损失除粮食、衣物、猪羊等不计其数外，共被掳去牛马335头。韦拔群的妻子及刚生下3天的幼婴等14人被龚寿仪抓获，投入县牢房。
在龚寿仪、黄守先、杜瑶甫、陈儒珍、龙显云、韦钟璜、韦立言一伙烧杀劫掠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农民被烧掳614户、被劫掠5804户，损失牛马2467头、被杀140人。遭焚杀掳掠之后，农民大都避匪于岩场中。龚寿仪、黄守先—伙则一面逼压农民交出韦拔群，一面勒迫农民交“免死赎金”、“家屋保险料金”、“良民门牌金”和“自新券”，此外还特别向东里、那俄两村勒索“赔子弹费”2700元。
上述各项中，特别苛重的是“良民门牌金”，每张门牌由2元4角至百元、千元不等，买不到“良民门牌”不得回村居住。
短时间内，龚寿仪、黄守先一伙从武篆、兰泗、东院、长江等区6418户农民手中索去光洋83683元。被抢、被勒索的农户7418家，被掳去牛马2467头，农民财产损失约数百万元，杀害农运骨干和农民700多人，造成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
围绕“东兰农案”，韦拔群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战略措施，面对敌人疯狂的烧杀劫掳，韦拔群一面率领农军与敌周旋，将农军分散组成锄奸团，严惩和剿捕反动分子，展开了“刀对刀，枪对枪”的军事斗争。
面对龚匪的搜剿，农军在山坳隘口设置“土大炮”和安石架，给龚匪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派陈伯民、陈守和等到南宁散发农民的控诉状，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反动派镇压东兰农运的滔天罪行，呼吁各界同胞声援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
陈伯民、陈守和到南宁后，求见了省农民部长陈协五和青年部长、共产党人陈勉恕。印发了《快邮代电》，概述了东兰农案的惨状，要求惩办反动县知事黄守先及地方土豪劣绅杜琨选、杜珠选、杜杰、韦钟璜、韦龙甫、龙显云，勒令其赔偿所受损失，让龚寿仪退还农民被夺去的枪支，明令新任县知事立即恢复农讲所。
他们还到共产党人所掌握的省党部青年部报告了情况。在共产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在国民党省党部执委和监委的联席会议上报告东兰农民运动情况，控诉黄守先、龚寿仪镇压农民运动的血腥暴行。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致支持韦拔群和东兰农民，力主将龚团调离东兰，并派人进行调查。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无词以对，只得答应多数人的要求。
6月初，龚寿仪团奉命调回百色，黄守先随龚而去。
1926年12月14日，广西省农民部部长陈协五奉命来东兰调查“农绅纠纷”。时县知事黄守先已被撤职，新任县知事黄祖瑜也随陈协五一同到达武篆。
韦拔群在武篆召开5000多人的欢迎大会，在会上提出恢复农民协会、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惩办黄守先、龚寿仪及各土劣，把他们的财产没收作办教育等经费的议案。
会后，韦拔群派陈伯民、陈守和陪同陈协五赴各灾区调查。黄祖瑜即住东兰县城走马上任。
黄祖瑜上任后，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对农民运动肆意诬蔑。是年7月，黄祖瑜向省政府诬告农军要武装进城开会，实行暴动，并以辞职要挟。黄绍竑闻报，即电黄祖瑜“准即调动团警”严加阻止。黄祖瑜得剑黄绍竑撑腰，有恃无恐，即调反动民团和警卫队与农军对抗。
7月18日，陈协五调查结束，由陈伯民、陈守和陪同离开东兰回南宁，随即写成《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具体确凿的事实揭露了龚寿仪、黄守先及各土豪劣绅烧杀劫掳的罪行，并发表了同情东兰农运的通电。
陈协五的调查报告在广两不能刊载，送去广州后，却很快地在共产党人主编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发表，向社会各界揭露了“兰案”的真相。调查报告发表后，震动很大，南宁的国民党右派和东兰土豪劣绅惶惶不安，遂群起攻击陈协五，说他“偏袒”、“庇匪”，“报告未必尽为事实”，胁迫陈协五辞职。
“兰案”未能解决，东兰的土豪劣绅在县知事黄祖瑜的支持下，又多次向农军发难，制造纠纷。1926年9月初，韦拔群指挥农军1000多人攻占东兰县城。县知事黄祖瑜和土劣陈儒珍、杜瑶甫率团警弃城逃往河池，向省府诬告韦拔群。韦拔群等人推举牙苏民代县知事，并通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查办黄祖瑜，还派陈伯民、黄大业到南宁向各方面报告。
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接到黄祖瑜 的诬告电后，以“人民团体不得擅用武力”为词，电饬农军停止攻城，继而借东兰农军攻占县城而激烈攻击陈协五和东兰农运。陈协五被迫辞去农民部长职务。中共党组织为不使国民党右派乘机控制农民部，便鼓动和支持国民党左派人士、省政府农工厅长俞作柏兼任农民部长，同时又在南宁组织召开了“南宁各界援助兰农大会”。在共产党人宁培英的组织下，南宁各界及郊区农民数千人参加，东兰代表陈伯民、黄大业在会上报告东兰农运和东兰惨案的情况。大会发出了支持东兰农民的通电，迫使广西省政府再次派人调查“兰案”。
10月，广西当局在各方压力下，决定由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第七军军部、政治部共同派人组织东兰农案善后委员会，并派新知事到东兰处理“善后”。委派省青年部部长陈勉恕任东兰县知事，参加组织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并任该委员会主任。
“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人员有：省党部青年部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省党部妇女干事黄若珊(女，共青团员)、第七军政治部秘书关学参(共产党员)、法官陈锡钧、第七军副官陈秉文、省政府财政厅秘书左铸民、省党部农民部秘书宁培英等7人。东兰县代表陈伯民、黄大业随同“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在一连士兵的护送下到达东兰。
陈勉恕等的“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到东兰时，韦拔群、陈洪涛、覃孔贤、牙苏民、黄大权等率东兰自卫军六七百人和农民男女老少1万多人手擎红旗，列队欢迎陈勉恕一行的到来，并在武篆举行欢迎大会。会上，韦拔群、陈勉恕致欢迎词和致答词，妇女代表黄正秀代表东兰妇女讲话。
陈勉恕到东兰后，在进行调查农案的同时，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悉数开除出党，使东兰县的国民党党部掌握在左派手中。他还支持把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到县城办公。更重要的是，他受中共广西省委的委托，到东兰开展党的活动、发展新党员、建立东兰党组织。
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广西农民运动的领袖韦拔群同志就是这期间在严敏、陈洪涛的协助下，由陈勉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东兰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由于陈勉恕积极地支持农民革命，深受东兰人民欢迎和拥护，称之为“革命县长”，在他离开东兰时，东兰人民赠送一面上绣“革命县长”的锦旗。
1926年11月5日，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68人，代表农会会员78346人(其中男会员75660人、女会员2686人)。大会决议撤销县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东兰县农民协会第二届执委会，重建县农民协会，推选韦拔群为主任兼军事部长，执委陈伯民、陈洪涛兼秘书，陈鼓涛兼宣传部长、黄润生兼组织部长，牙苏民、黄鼎卿兼民政部长，黄孟儒兼财政部长、韦命周兼粮食部长，黄榜呈现兼文化部长，委员黄正秀兼妇女部长，黄美伦为妇女部副部长。县农民协会事实上成了当时东兰的政权机构。
经过一段周密细致的调查，陈勉恕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农运隆案材料，于1927年1月7日在东兰写成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调查报告，以大量具体的实际事例证实了东兰农民受龚团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血腥镇压和劫掠，确实是一件：触目当世的农民惨案，指出东兰农民运动的正义l生和合理性。报告写成后送交省政府。调查善后委员会在结束调查后，即撤回南宁。南宁又召开了一次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关学参报告调查情况。大会提出不准派兵去东兰、援助兰农等十几条要求，推选代表到省府请愿。
南宁各界在南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声援东兰农民，抗议非法逮捕印刷东兰农案消息的工人。梧州、桂林、桂平等地的工会、农会也纷纷发出支援东兰农民的通电；在广州，由共产党主编的《政治周报》、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月报》、《农民运动》相继刊载了5月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致电慰问广西东兰被难农友的消息，陈协五、陈勉恕的调查报告，双才评论《值得注意的东兰农民运动》和阮啸仙1926年8月15日《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的演讲词》等，都坚决支持东兰农民运动。
同年lo,9，在东兰邻县的恩隆、奉议两县革命团体派以陆炳堂(玑璋)为团长的百余人代表团到东兰慰问。
在强劲的革命风暴席卷之下，广西国民党右派军政当局十分恐慌。广西省政府被迫释放关押的印刷工人，并于1927年1月28日发出“俭电”(《广西省政府对东兰农案之经过》)，对东兰农运惨案作出了比较公正的处理：将前任东兰县知事黄守先“着高检厅侦察拘案，交法庭讯办”；撤销黄祖瑜县知事职；被告的劣绅杜瑶甫、陈儒珍、龙显云、韦钟璜、韦志等5名“着各县知事通缉，务获惩究”，其个人家属财产“查明抄没，收交该县农民协会，分别赈恤”；“准豁免十五年度粮赋一年，其已由县署征收者，准于十六年度粮赋扣抵”；令第七军司令部拨给农军子弹，以充实力；由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龚寿仪；承认东兰农运是合法的，并恢复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至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