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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秋交会”是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100届展会。从1957年开始，风风雨雨近50个春秋，不管是恶劣的环境，僵化的体制，甚至频繁的动乱，都没让堪称“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夭折，这一切和高层领导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在“老广交”人的回忆中，周恩来的名字总是自然而然地被提起。
交易会“开山鼻祖”严亦峻的回忆:周总理亲批办展会
说起广交会的百届历程，不能不说广交会最初是如何诞生的。很多人并不知道，50年前，正是一封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申办电报，促成了广交会前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举办，使得中国第一个统一对外的出口商品展览落户广州。而这个发出电报的人，就是交易会的“开山鼻祖”、原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中南外贸局局长，曾担任广交会1～19届秘书长的严亦峻。在严亦峻的回忆里，“广交会”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严亦峻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很难得到。怎么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1955年秋至1956年春时，广东省外贸系统已经前后举行了几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参会的国内外商人比较踊跃，每次交流会均成交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当时严亦峻就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发挥整体的效应，给国家争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当时严亦峻在广州担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就把这个想法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讲了，陶铸极力赞成。于是，1956年6月上旬，严亦峻以个人名义向外贸部发出电报，建议于当年九十月间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这个建议经外贸部同意试办后上报国务院，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周总理随即批示:马上落实广交会建设。国务院9月上旬下发电报，同意严亦峻的建议，同时通知各部委予以支持。从发出申办电报到展览会开幕，仅用了四个多月时间，这种效率即便在现在也是毫不逊色！
于是，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外贸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贸促会名义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除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同时，严亦峻又积极建议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批准，1957年4月25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其实，首次广交会的展品，就是上年展览会的东西，做了一下调整、补充而已。自此广交会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
交易会落户广州，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广州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是港澳、东南亚商人到中国做生意的唯一通道。加上广州本来就是千年商都，商业氛围浓厚，并有多次承办展会的经验。因此，广交会能在广州扎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和几代人的努力，并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展”。
周总理为“广交会”定名
“广交会”的全称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据知情人士透露，周恩来总理是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的第一人。
当年，对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倾注了无限心血的周总理，一次在接见外经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内流行开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影响越来越大，“广交会”这一称呼也随之深入人心。
红卫兵冲击广交会，周总理解围
广交会初期困难重重，幸亏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才得以延续下来。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曾到广交会视察指导。?周总理尤其对交易会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广交会有很多重要批示。
三年困难时期，外贸出口货源非常紧张，广交会曾几度面临能否办下去的困境。好几次，省里有关领导主张交易会不要再办了，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主张办下去，周总理表示同意。在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下，出口货源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伍明光是广州的“老广交”。从1963年开始到1997年连续30多年间，从参加外事接待、外销业务员到机关工作人员，再到广交会广东代表团团长，伍明光参加了近60届广交会，也是迄今为止，任广东团团长最长时间的“老团长”。
“我是伴随着广交会成长起来的外贸工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伍明光向记者娓娓道出与广交会的不解情缘，以及至今仍萦绕在记忆深处的广交会故事。
虽然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SRAS等时期，一年两届的广交会却从未间断过。一说起广交会50年间所遇到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旧事，以及周总理给予广交会的关怀和支持，伍明光感叹不已。
伍明光回忆说，参展人员都是白天忙成交、早晚忙政治学习。参会的采购商当时也都小心翼翼，着装上基本都不穿奇装异服，甚至是牛仔裤。虽然当时红卫兵不能进入展馆，但在街上看到也要干预的。
至今回想起来仍让老人激动不已的，就是1967年春天红卫兵冲击广交会的那一次。1967年春交会开幕前夕，有些红卫兵爬上中山纪念堂想拆“天下为公”牌匾，绳索也套上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总理及时赶赴广州，连夜召集红卫兵代表开会，耐心细致地说服，一连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
据说周总理再三地念毛主席的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强调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功勋，红卫兵最后终于同意不干扰春交会开幕。随后，周总理又不顾辛劳于凌晨赶到广交会展馆接见工作人员。
“我们虽然在展馆等了很久，但一见到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等待的疲劳一下飞到九霄云外，大家欢呼雀跃，大受鼓舞，决心一定要办好广交会，不辜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期望。”老人说，这次春交会可以说是永生难忘，“如果不是周总理亲自来了，广交会都不知道能不能举办。”
最后，1967年的春交会照常开幕。而广交会在十年动乱期间出口成交量竟平均每年递增23.9%，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简直是一个奇迹。
周总理派来了友谊车?
来宾接待能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广交会。在解决来宾接待问题上，周总理也作过许多重要批示。1972年11月3日，他批示:“此事非解决不可，即使只剩半个月，也要三思。”1973年4月29日晚，周总理在听取外贸部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时又说:“宾馆还是不够，商人还要睡帆布床，不要大意。”
刘采鹏，曾担任过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副总经理，对于这位为广交会工作了几十年的75岁老人来说，广交会凝聚了他的青春和热情，在他的回忆中，周恩来总理的名字是最多被提起的，直到现在，他仍为总理的风度、气质所折服，也被总理对广交会事无巨细的关心所感动：“周总理对交易会确确实实是呕心沥血。来宾的衣食住行、安全保卫，到购货，甚至是旅游不好，总理都要亲自过问。1972年，总理知道交易会期间车辆不足，外宾乘车非常困难。总理知道后就从北京（当时号称百辆汽车，实际上是88辆）调来88辆国产上海牌汽车，由部队选派训练有素的司机，统一着装，连夜搭乘专列到广州，参加运营，缓和了车辆不足的困难。当时在外宾里面被誉为是周总理派来的友谊车队。”刘采鹏说：“有一次也是住房紧张，总理亲自给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同志打电话，我们这些指挥机构住在越秀宾馆，那天晚上全部撤离，把住处（越秀宾馆）腾出来，给外宾住。”
周总理说:该建新馆了
广交会场馆的建设，一直都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1958年秋天周总理在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参观交易会时指出，“展馆太小，应该新建一座大馆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立即着手建大馆，并提出将新建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位于海珠广场）列为广州市建国十周年大庆项目之一，在9个月内迅速建好，于1959年秋交会投入使用，中央为此拨出一万吨钢材分别给陈列馆和羊城宾馆（即今东方宾馆）两项工程使用。
1965年，周恩来与陈毅、李富春研究，决定由中央出钱在广州兴建一座大宾馆。周恩来对这座宾馆的建设十分关心，多次过问，并亲自批准了设计方案。在宾馆建设过程中，恰逢“文化大革命”，造反小将听说宾馆是用来接待外国人的，就冲击建筑工地，要求马上停工。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找有关部门领导开会，采取措施，力保工程继续进行。1968年４月，广州宾馆落成开业，广交会住房紧张的情况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到1970年秋季，交易会场地严重不足的状况比以前更加突出，展品与样品已多达10万件以上，展品陈列十分拥挤;谈判间奇缺，参观与洽谈相互干扰，影响效果;展馆缺乏存放展品、物料的仓库和打包的场地；展馆分散于三处，既不利于管理，也有碍于参观和洽谈贸易;展馆附近没有停车场所，展馆门前交通常常受阻。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交易会于1971年向广东省和外贸部提出了以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为基础扩建新展馆的要求。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和财政部批准立项“广州外贸工程”，拨款6000万元。从1972年3月开始，由广州外贸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筹建新展馆。该馆于1972年10月动工，1974年4月建成并交付春季交易会使用。与此同时，东方宾馆新楼、流花宾馆和白云宾馆也先后兴建并投入使用，为交易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周总理严格要求产品质量
周总理还非常重视交易会的诚信、质量等软件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出口物资紧缺，货源受到影响。1972年，当周总理得知广交会货源不足时，提出:“土特产等可以先订合同，把交货时间延长些，货期言而有信。”由于周总理的重视，广交会的出口货源得到保证，1972年秋交会和1973年秋交会，出口成交分别突破10亿美元和15亿美元。
周总理对参展商品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1972年，离广交会还有5天时间，周总理在广州军区礼堂批评了一批质量差的产品，并指示，有问题的产品都要马上撤。周总理还说，希望大家“头脑冷静些”。
据69岁的广交会老员工郭祥贵回忆，一次，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国王前来广交会参观，会场中摆放有刚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模型，解说员向来宾介绍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过江大桥，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材料也都是国产的。后来，外交部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对解说员的这些说法有些不满，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并不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大桥，修建时也采用了一些进口材料，总理要求工作人员在对外工作时一定要实事求是。
交易会“开山鼻祖”严亦峻的回忆:周总理亲批办展会
说起广交会的百届历程，不能不说广交会最初是如何诞生的。很多人并不知道，50年前，正是一封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申办电报，促成了广交会前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举办，使得中国第一个统一对外的出口商品展览落户广州。而这个发出电报的人，就是交易会的“开山鼻祖”、原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中南外贸局局长，曾担任广交会1～19届秘书长的严亦峻。在严亦峻的回忆里，“广交会”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严亦峻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很难得到。怎么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1955年秋至1956年春时，广东省外贸系统已经前后举行了几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参会的国内外商人比较踊跃，每次交流会均成交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当时严亦峻就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发挥整体的效应，给国家争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当时严亦峻在广州担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就把这个想法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讲了，陶铸极力赞成。于是，1956年6月上旬，严亦峻以个人名义向外贸部发出电报，建议于当年九十月间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这个建议经外贸部同意试办后上报国务院，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周总理随即批示:马上落实广交会建设。国务院9月上旬下发电报，同意严亦峻的建议，同时通知各部委予以支持。从发出申办电报到展览会开幕，仅用了四个多月时间，这种效率即便在现在也是毫不逊色！
于是，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外贸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贸促会名义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除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同时，严亦峻又积极建议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批准，1957年4月25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其实，首次广交会的展品，就是上年展览会的东西，做了一下调整、补充而已。自此广交会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
交易会落户广州，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广州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是港澳、东南亚商人到中国做生意的唯一通道。加上广州本来就是千年商都，商业氛围浓厚，并有多次承办展会的经验。因此，广交会能在广州扎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和几代人的努力，并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展”。
周总理为“广交会”定名
“广交会”的全称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据知情人士透露，周恩来总理是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的第一人。
当年，对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倾注了无限心血的周总理，一次在接见外经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内流行开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影响越来越大，“广交会”这一称呼也随之深入人心。
红卫兵冲击广交会，周总理解围
广交会初期困难重重，幸亏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才得以延续下来。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曾到广交会视察指导。?周总理尤其对交易会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广交会有很多重要批示。
三年困难时期，外贸出口货源非常紧张，广交会曾几度面临能否办下去的困境。好几次，省里有关领导主张交易会不要再办了，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主张办下去，周总理表示同意。在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下，出口货源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伍明光是广州的“老广交”。从1963年开始到1997年连续30多年间，从参加外事接待、外销业务员到机关工作人员，再到广交会广东代表团团长，伍明光参加了近60届广交会，也是迄今为止，任广东团团长最长时间的“老团长”。
“我是伴随着广交会成长起来的外贸工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伍明光向记者娓娓道出与广交会的不解情缘，以及至今仍萦绕在记忆深处的广交会故事。
虽然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SRAS等时期，一年两届的广交会却从未间断过。一说起广交会50年间所遇到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旧事，以及周总理给予广交会的关怀和支持，伍明光感叹不已。
伍明光回忆说，参展人员都是白天忙成交、早晚忙政治学习。参会的采购商当时也都小心翼翼，着装上基本都不穿奇装异服，甚至是牛仔裤。虽然当时红卫兵不能进入展馆，但在街上看到也要干预的。
至今回想起来仍让老人激动不已的，就是1967年春天红卫兵冲击广交会的那一次。1967年春交会开幕前夕，有些红卫兵爬上中山纪念堂想拆“天下为公”牌匾，绳索也套上了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总理及时赶赴广州，连夜召集红卫兵代表开会，耐心细致地说服，一连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
据说周总理再三地念毛主席的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强调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功勋，红卫兵最后终于同意不干扰春交会开幕。随后，周总理又不顾辛劳于凌晨赶到广交会展馆接见工作人员。
“我们虽然在展馆等了很久，但一见到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等待的疲劳一下飞到九霄云外，大家欢呼雀跃，大受鼓舞，决心一定要办好广交会，不辜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期望。”老人说，这次春交会可以说是永生难忘，“如果不是周总理亲自来了，广交会都不知道能不能举办。”
最后，1967年的春交会照常开幕。而广交会在十年动乱期间出口成交量竟平均每年递增23.9%，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简直是一个奇迹。
周总理派来了友谊车?
来宾接待能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广交会。在解决来宾接待问题上，周总理也作过许多重要批示。1972年11月3日，他批示:“此事非解决不可，即使只剩半个月，也要三思。”1973年4月29日晚，周总理在听取外贸部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时又说:“宾馆还是不够，商人还要睡帆布床，不要大意。”
刘采鹏，曾担任过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副总经理，对于这位为广交会工作了几十年的75岁老人来说，广交会凝聚了他的青春和热情，在他的回忆中，周恩来总理的名字是最多被提起的，直到现在，他仍为总理的风度、气质所折服，也被总理对广交会事无巨细的关心所感动：“周总理对交易会确确实实是呕心沥血。来宾的衣食住行、安全保卫，到购货，甚至是旅游不好，总理都要亲自过问。1972年，总理知道交易会期间车辆不足，外宾乘车非常困难。总理知道后就从北京（当时号称百辆汽车，实际上是88辆）调来88辆国产上海牌汽车，由部队选派训练有素的司机，统一着装，连夜搭乘专列到广州，参加运营，缓和了车辆不足的困难。当时在外宾里面被誉为是周总理派来的友谊车队。”刘采鹏说：“有一次也是住房紧张，总理亲自给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同志打电话，我们这些指挥机构住在越秀宾馆，那天晚上全部撤离，把住处（越秀宾馆）腾出来，给外宾住。”
周总理说:该建新馆了
广交会场馆的建设，一直都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1958年秋天周总理在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参观交易会时指出，“展馆太小，应该新建一座大馆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立即着手建大馆，并提出将新建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位于海珠广场）列为广州市建国十周年大庆项目之一，在9个月内迅速建好，于1959年秋交会投入使用，中央为此拨出一万吨钢材分别给陈列馆和羊城宾馆（即今东方宾馆）两项工程使用。
1965年，周恩来与陈毅、李富春研究，决定由中央出钱在广州兴建一座大宾馆。周恩来对这座宾馆的建设十分关心，多次过问，并亲自批准了设计方案。在宾馆建设过程中，恰逢“文化大革命”，造反小将听说宾馆是用来接待外国人的，就冲击建筑工地，要求马上停工。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找有关部门领导开会，采取措施，力保工程继续进行。1968年４月，广州宾馆落成开业，广交会住房紧张的情况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到1970年秋季，交易会场地严重不足的状况比以前更加突出，展品与样品已多达10万件以上，展品陈列十分拥挤;谈判间奇缺，参观与洽谈相互干扰，影响效果;展馆缺乏存放展品、物料的仓库和打包的场地；展馆分散于三处，既不利于管理，也有碍于参观和洽谈贸易;展馆附近没有停车场所，展馆门前交通常常受阻。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交易会于1971年向广东省和外贸部提出了以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为基础扩建新展馆的要求。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和财政部批准立项“广州外贸工程”，拨款6000万元。从1972年3月开始，由广州外贸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筹建新展馆。该馆于1972年10月动工，1974年4月建成并交付春季交易会使用。与此同时，东方宾馆新楼、流花宾馆和白云宾馆也先后兴建并投入使用，为交易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周总理严格要求产品质量
周总理还非常重视交易会的诚信、质量等软件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出口物资紧缺，货源受到影响。1972年，当周总理得知广交会货源不足时，提出:“土特产等可以先订合同，把交货时间延长些，货期言而有信。”由于周总理的重视，广交会的出口货源得到保证，1972年秋交会和1973年秋交会，出口成交分别突破10亿美元和15亿美元。
周总理对参展商品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1972年，离广交会还有5天时间，周总理在广州军区礼堂批评了一批质量差的产品，并指示，有问题的产品都要马上撤。周总理还说，希望大家“头脑冷静些”。
据69岁的广交会老员工郭祥贵回忆，一次，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国王前来广交会参观，会场中摆放有刚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模型，解说员向来宾介绍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过江大桥，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材料也都是国产的。后来，外交部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对解说员的这些说法有些不满，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并不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大桥，修建时也采用了一些进口材料，总理要求工作人员在对外工作时一定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