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务和刑法理论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职务侵占罪的内涵始终存在争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9条职务侵占罪的刑罚配置,给司法实务和理论重新审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围绕职务侵占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内涵,有综合手段说与单一手段说行为方式之争,且以行为方式的不同形成了“竞合论”与“互斥论”两种区分理论学说.修改后的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刑罚配置相同,入罪数额不同,如采取“互斥论”,则会致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秘密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未达到6万元数额时,无法被职务侵占罪涵摄.采取“竞合论”可能会虚化盗窃罪的司法适用.根据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现有理论界分,应当在借鉴德国盗窃罪与侵占罪规范关系的基础上,采取“综合手段说”释义职务侵占罪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内涵,将盗窃罪解释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公司财物未达到职务侵占罪的兜底条款和加重处罚条款,不仅可以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司法实践类型化,也可以跳出单纯的综合手段说与单一手段说之争,促进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理论共识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