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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要论小说创作数量之多，影响之广，非著名通俗章回小说家张恨水莫属。
他17岁开始写作，三十年间出版了一百多部中、长篇小说，写了五千多篇杂感、随笔，总量达三千五百多万字。可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家以政治倾向作取舍，把非“主流”的作家排斥在文学史外(只局限于几大社团)，使这位名震宇内、妇孺皆知的作家竟告阙如，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中国的大仲马加上半个巴尔扎克
张恨水原名心远，1895年出生在安徽潜山一个武术世家，到他这一代才偃武修文，开始舞文弄墨的事业。他早年求学于黄兴办的苏州垦殖学堂。由于父亲早逝，他作为这个家中的老大就过早担起养家重担。他一边读书，一边写作挣钱供养弟妹，还卖过药，演过话剧。他在17岁时改用“恨水”笔名投稿，取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恨水”，喻“愁花恨水生”之意，即不让光阴像水一样流逝。
张恨水最初在芜湖《皖江报》当记者，开始文字生涯。1913年，他18岁时北上燕京，为《世界晚报》副刊写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连载)，一鸣惊人；后来又写了《春明新史》。接着《世界日报》也请他主持笔政，写出《金粉世家》、《新斩鬼传》、《斯人记》，轰动了北方。1932年，著名老报人钱芥尘把他介绍给南方报业界权威严独鹤。严引荐他为上海《新民报》撰写连载长篇小说《啼笑因缘》，效果极佳。书中人物沈凤喜、樊家树、关寿峰、何丽娜等侠士须眉、美人粉黛使读者如痴如醉，报纸销量激增。
张恨水在南方一炮打响后，报刊约稿纷至沓来，鼎盛时达十家之多(有时一日要对付多家连载)，老报人郑逸梅形容他是“十管齐挥”。著名作家老舍在重庆时回忆说： “他告诉我： ‘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想想看，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要写出那么多字来，而且是川流不息的一直干三十年。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发……我确实知道他不摧残自己，修养使他健壮，健壮使他不屈不挠。”(《一点点认识》)。其时，上海三友书店很快把连载小说《啼笑因缘》出单行本发行，一时不胫而走，畅销海内外，再版二十多次，印数二十多万册(创当时畅销之最)。国内的影坛、剧坛、评弹都以《啼笑因缘》为号召，风靡一时。之后，作者又续写了《续啼笑因缘》、《新啼笑因缘》、《啼笑因缘三集》、《反啼笑因缘》等。
在当时，有研究者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系，认为张恨水是中国的大仲马加半个巴尔扎克。大仲马善写连载小说，富于传奇性、通俗性，这是与张恨水相似的；但张恨水小说基本上是写实主义的。他“为人生”而写作，这是超过大仲马的地方。巴尔扎克的作品成功再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风貌，被称为是认识法国的“百科全书”。张恨水的全部作品也像一部丛书，真实而广泛地反映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貌，涉及形形色色人物。他的创作思想与时俱进，作品的内容由浅入深。他问情人民，憎恨权贵；揭露黑暗，鞭挞丑恶。1913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迅速进入创作的鼎盛期。他站在人民立场而呐喊，其独树一帜的抗日小说、国难小说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度。
张恨水于1939年12月开始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社会讽刺想象小说《八十一梦》(1943年成书)，以寓言托梦手法写了十四个梦，对国难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丑陋现象予以奇特的观照，对战时重庆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和豪门权贵的腐朽生活进行了深刻揭露，开创了章回小说体制现代化的先河。
抗战时期，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在重庆依仗父势，为所欲为。一次，她的汽车因违反交通规则被拦，她跳下车照着警察就是几个耳光。张恨水得知后，便用荒诞笔法写了《八十一梦》：潘金莲打警察故事。小说里潘金莲的丈夫西门庆是10家银行的董事长与行长，开了120家公司。这情节准也清楚是讽刺“四大家族”的。其后该作品被禁止刊登，国民党污蔑张恨水是“被赤化”了。周恩来却很赞赏张恨水的斗争精神，对他说：用这种小说体裁揭露墨暗势力是一个好办法。
当然，比起巴尔扎克来，张恨水写作匆忙，商业化倾向较浓；其社会解剖力、批判力都略逊于巴氏。
“国如用我何妨死?”
张恨水是一个正直、诚实，有正义感、爱国心和气节的进步作家。他一生不涉官场，不趋炎附势，不背实向声。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愤溉于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暖昧态度，积极支持抗日壮举，毅然用自己办的北华美专作为抗日和进步人士(系农工民主党前身的骨干)的活动基地。他一转笔锋，用更多精力和时间从事抗日小说创作，借以唤醒国人“抵御外侮”。他自费出宣传抗日的短篇小说《弯弓集》(张弓射鹃之意)，在报刊上，连载抗日小说《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风雪之夜》(写北平义勇军抗日斗争)等；还发表了不少爱国诗歌，如“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剑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一改此前缠绵清丽笔调，激昂壮烈地讴赞抗日健儿。
张恨水的积极抗日态度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被列入暗杀黑名单。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民族存亡之秋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操守。那个五四时期的闯将周作人在日寇威逼利诱下很快当了汉奸穿起了日本军装；而被人错误指责为“鸳鸯派”作家的张恨水，却高昂着中国人的头颅大声呐喊： “国如用我何妨死?”抱着必死决心投入民族解放战争。他在南京冒着日机轰炸危险坚持主办宣传抗日的《南京人报》。南京沦陷后，他到武汉，一改不参加任何社团的初衷，欣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他到重庆后，在新民报社主持笔政，积极宣传抗日。他写的“国难小说”，一支独秀，为我们认识抗战前后那段历史提供了一面镜子。
毛泽东后来到重庆谈判时，专门接见张恨水，对这位正直的爱国作家倍加赞赏。
写哀诗痛吊“政治落花人物”陈独秀
张恨水早年声言在政治上选择中立，主张社会改良，不参与任何党派；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能俯仰随时，与时俱进，融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
在对“政治落花人物”陈独秀的评价上，可以看出他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政治倾向。
1942年，政治舞台上的落魄人物陈独秀隐居江津乡下，晚景凄凉。作为同乡、晚辈的张恨水在同年1月于《重庆新民报》发表《念陈独老》一文，除对陈先生的晚景表达“后生小子”的同情外，还奉劝他何必一定要作“政治悲剧的主角”，作为文学家的他做点文字学方面的学问未尝不是对国家一种贡献；不作胡适、郭沫若，也可作鲁迅、章太炎……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时隔半年，陈独秀病逝。1942年7月，张恨水怀着沉痛心情写下著名长诗《吊陈独先生》：
陈仲甫先生死了一个月了 生前凄凉，死后也就寂寞 比之鲁迅死了五年，还劳动许多文豪去作起居注(自然不少“我与鲁迅”之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不害政治病，也不怕人家说恭维倒霉蛋拥书小闲，作小诗以吊之。
独秀文存绝版无，已难借作护身符。
新青年派凋零尽，海外凄凉博士胡。
生死交情未足凭，文坛久不仗君登。
京城无数闲桃李，执绋唯闻段锡明。
两儿死后亲朋尽，万里流亡姓字非，
终此托翁胜一著，苍头皓发得全归。
摇落尘无庾信哀，陶潜风骨贾生才。
于今不是宣和际，我惜陈陈肯再来。
闭户三年作野民，安徽故旧遍江津。
如何收拾残躯者，还是江津姓邓人?
道义文章一笔钩，当年好友隔鸿沟，
故人未必痴聋尽，几为官阶怕出头。
张恨水情真意切地吊唁“政治落花人物”而心底坦荡，光明磊落，比起那些“几为官阶怕出头”的陈氏“当年好友”，其人格、良心已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时隔31年后的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节，73岁的张恨水在北京悄然去世。其景况是： “十年内乱，老伴已去，他只能伴着一病、一幼的俩子(张恨水1959年患脑溢血，半身不遂)，蜗居在家，思着在川北锻炼的爱女……每晚半夜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单之梅《张恨水之哀》)这岂止是思妻怜子之痛，怕也是这位职业写手从热闹到沉寂后的无奈与悲泣。在工农兵占领舞台之后，张恨水笔下的人物群，只能靠边站了。
据说，当时哀悼他的只有一位海外华侨女读者宋韵冰。她寄来一幅挽联：“生已留名世上，死亦无憾人间。”(现潜山修了“张恨水纪念馆”。)
张恨水是个多产作家，也是一位多子父亲，共育三女五男，都个个成才：有在高校当教授的，有在剧团编京剧的，有在故宫鉴定古玩的，有搞石油研究的……好像就没有走仕途的。
1949年后，张恨水先生被周恩来安排在文化部当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当馆员，后又调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收入都不高。据说他还偏偏被人骗去大部分积蓄，其家境拮据可想而知。在中国文联补助名单中，张限水列在前几位(后面还有周作人)，每月虽略有小补，但十口之家过日子，仍需减衣缩食。所幸的是，张恨水先生是历次政治运动少有的未被正面冲击的文化人，其原因不言自明。
他17岁开始写作，三十年间出版了一百多部中、长篇小说，写了五千多篇杂感、随笔，总量达三千五百多万字。可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家以政治倾向作取舍，把非“主流”的作家排斥在文学史外(只局限于几大社团)，使这位名震宇内、妇孺皆知的作家竟告阙如，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中国的大仲马加上半个巴尔扎克
张恨水原名心远，1895年出生在安徽潜山一个武术世家，到他这一代才偃武修文，开始舞文弄墨的事业。他早年求学于黄兴办的苏州垦殖学堂。由于父亲早逝，他作为这个家中的老大就过早担起养家重担。他一边读书，一边写作挣钱供养弟妹，还卖过药，演过话剧。他在17岁时改用“恨水”笔名投稿，取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恨水”，喻“愁花恨水生”之意，即不让光阴像水一样流逝。
张恨水最初在芜湖《皖江报》当记者，开始文字生涯。1913年，他18岁时北上燕京，为《世界晚报》副刊写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连载)，一鸣惊人；后来又写了《春明新史》。接着《世界日报》也请他主持笔政，写出《金粉世家》、《新斩鬼传》、《斯人记》，轰动了北方。1932年，著名老报人钱芥尘把他介绍给南方报业界权威严独鹤。严引荐他为上海《新民报》撰写连载长篇小说《啼笑因缘》，效果极佳。书中人物沈凤喜、樊家树、关寿峰、何丽娜等侠士须眉、美人粉黛使读者如痴如醉，报纸销量激增。
张恨水在南方一炮打响后，报刊约稿纷至沓来，鼎盛时达十家之多(有时一日要对付多家连载)，老报人郑逸梅形容他是“十管齐挥”。著名作家老舍在重庆时回忆说： “他告诉我： ‘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想想看，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要写出那么多字来，而且是川流不息的一直干三十年。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发……我确实知道他不摧残自己，修养使他健壮，健壮使他不屈不挠。”(《一点点认识》)。其时，上海三友书店很快把连载小说《啼笑因缘》出单行本发行，一时不胫而走，畅销海内外，再版二十多次，印数二十多万册(创当时畅销之最)。国内的影坛、剧坛、评弹都以《啼笑因缘》为号召，风靡一时。之后，作者又续写了《续啼笑因缘》、《新啼笑因缘》、《啼笑因缘三集》、《反啼笑因缘》等。
在当时，有研究者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系，认为张恨水是中国的大仲马加半个巴尔扎克。大仲马善写连载小说，富于传奇性、通俗性，这是与张恨水相似的；但张恨水小说基本上是写实主义的。他“为人生”而写作，这是超过大仲马的地方。巴尔扎克的作品成功再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风貌，被称为是认识法国的“百科全书”。张恨水的全部作品也像一部丛书，真实而广泛地反映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貌，涉及形形色色人物。他的创作思想与时俱进，作品的内容由浅入深。他问情人民，憎恨权贵；揭露黑暗，鞭挞丑恶。1913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迅速进入创作的鼎盛期。他站在人民立场而呐喊，其独树一帜的抗日小说、国难小说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度。
张恨水于1939年12月开始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社会讽刺想象小说《八十一梦》(1943年成书)，以寓言托梦手法写了十四个梦，对国难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丑陋现象予以奇特的观照，对战时重庆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和豪门权贵的腐朽生活进行了深刻揭露，开创了章回小说体制现代化的先河。
抗战时期，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在重庆依仗父势，为所欲为。一次，她的汽车因违反交通规则被拦，她跳下车照着警察就是几个耳光。张恨水得知后，便用荒诞笔法写了《八十一梦》：潘金莲打警察故事。小说里潘金莲的丈夫西门庆是10家银行的董事长与行长，开了120家公司。这情节准也清楚是讽刺“四大家族”的。其后该作品被禁止刊登，国民党污蔑张恨水是“被赤化”了。周恩来却很赞赏张恨水的斗争精神，对他说：用这种小说体裁揭露墨暗势力是一个好办法。
当然，比起巴尔扎克来，张恨水写作匆忙，商业化倾向较浓；其社会解剖力、批判力都略逊于巴氏。
“国如用我何妨死?”
张恨水是一个正直、诚实，有正义感、爱国心和气节的进步作家。他一生不涉官场，不趋炎附势，不背实向声。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愤溉于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暖昧态度，积极支持抗日壮举，毅然用自己办的北华美专作为抗日和进步人士(系农工民主党前身的骨干)的活动基地。他一转笔锋，用更多精力和时间从事抗日小说创作，借以唤醒国人“抵御外侮”。他自费出宣传抗日的短篇小说《弯弓集》(张弓射鹃之意)，在报刊上，连载抗日小说《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风雪之夜》(写北平义勇军抗日斗争)等；还发表了不少爱国诗歌，如“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背上刀锋有血痕，更未裹剑出营门。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一改此前缠绵清丽笔调，激昂壮烈地讴赞抗日健儿。
张恨水的积极抗日态度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被列入暗杀黑名单。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民族存亡之秋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操守。那个五四时期的闯将周作人在日寇威逼利诱下很快当了汉奸穿起了日本军装；而被人错误指责为“鸳鸯派”作家的张恨水，却高昂着中国人的头颅大声呐喊： “国如用我何妨死?”抱着必死决心投入民族解放战争。他在南京冒着日机轰炸危险坚持主办宣传抗日的《南京人报》。南京沦陷后，他到武汉，一改不参加任何社团的初衷，欣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他到重庆后，在新民报社主持笔政，积极宣传抗日。他写的“国难小说”，一支独秀，为我们认识抗战前后那段历史提供了一面镜子。
毛泽东后来到重庆谈判时，专门接见张恨水，对这位正直的爱国作家倍加赞赏。
写哀诗痛吊“政治落花人物”陈独秀
张恨水早年声言在政治上选择中立，主张社会改良，不参与任何党派；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能俯仰随时，与时俱进，融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
在对“政治落花人物”陈独秀的评价上，可以看出他的正义感、同情心和政治倾向。
1942年，政治舞台上的落魄人物陈独秀隐居江津乡下，晚景凄凉。作为同乡、晚辈的张恨水在同年1月于《重庆新民报》发表《念陈独老》一文，除对陈先生的晚景表达“后生小子”的同情外，还奉劝他何必一定要作“政治悲剧的主角”，作为文学家的他做点文字学方面的学问未尝不是对国家一种贡献；不作胡适、郭沫若，也可作鲁迅、章太炎……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时隔半年，陈独秀病逝。1942年7月，张恨水怀着沉痛心情写下著名长诗《吊陈独先生》：
陈仲甫先生死了一个月了 生前凄凉，死后也就寂寞 比之鲁迅死了五年，还劳动许多文豪去作起居注(自然不少“我与鲁迅”之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不害政治病，也不怕人家说恭维倒霉蛋拥书小闲，作小诗以吊之。
独秀文存绝版无，已难借作护身符。
新青年派凋零尽，海外凄凉博士胡。
生死交情未足凭，文坛久不仗君登。
京城无数闲桃李，执绋唯闻段锡明。
两儿死后亲朋尽，万里流亡姓字非，
终此托翁胜一著，苍头皓发得全归。
摇落尘无庾信哀，陶潜风骨贾生才。
于今不是宣和际，我惜陈陈肯再来。
闭户三年作野民，安徽故旧遍江津。
如何收拾残躯者，还是江津姓邓人?
道义文章一笔钩，当年好友隔鸿沟，
故人未必痴聋尽，几为官阶怕出头。
张恨水情真意切地吊唁“政治落花人物”而心底坦荡，光明磊落，比起那些“几为官阶怕出头”的陈氏“当年好友”，其人格、良心已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时隔31年后的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节，73岁的张恨水在北京悄然去世。其景况是： “十年内乱，老伴已去，他只能伴着一病、一幼的俩子(张恨水1959年患脑溢血，半身不遂)，蜗居在家，思着在川北锻炼的爱女……每晚半夜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单之梅《张恨水之哀》)这岂止是思妻怜子之痛，怕也是这位职业写手从热闹到沉寂后的无奈与悲泣。在工农兵占领舞台之后，张恨水笔下的人物群，只能靠边站了。
据说，当时哀悼他的只有一位海外华侨女读者宋韵冰。她寄来一幅挽联：“生已留名世上，死亦无憾人间。”(现潜山修了“张恨水纪念馆”。)
张恨水是个多产作家，也是一位多子父亲，共育三女五男，都个个成才：有在高校当教授的，有在剧团编京剧的，有在故宫鉴定古玩的，有搞石油研究的……好像就没有走仕途的。
1949年后，张恨水先生被周恩来安排在文化部当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当馆员，后又调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收入都不高。据说他还偏偏被人骗去大部分积蓄，其家境拮据可想而知。在中国文联补助名单中，张限水列在前几位(后面还有周作人)，每月虽略有小补，但十口之家过日子，仍需减衣缩食。所幸的是，张恨水先生是历次政治运动少有的未被正面冲击的文化人，其原因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