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所煤砖砌成的学校，没门没窗，只有一根根电线悬着白炽灯泡从棚顶吊下来，像一头巨鲸的脊柱。房间里又湿又热，人声鼎沸，200多名海地人放下手里的活计——打鱼、种植，或者给手工制作的木制船帮上漆——特意跑来看这位特别的客人。他跋涉了1500英里，来到托尔图加岛，这里山木葱茏、砂白如雪，孩子们把岸边成千上万的贝壳当做玩具。
　　他们在这座铁皮屋顶下等了一天。对这所位于海地本土以北5英里荒蛮岛屿上的学校而言，我是第一个来访者。简言之，他们是来看我的，而我则是来看他们中的伊文森——我资助了12年的海地男孩。
　　从2000年秋开始，每个月我都会通过一个叫做国际至善协会的慈善组织给伊文森寄去大约35美元，如今共寄了约有5000美元。国际至善协会在全世界募集资金，用以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支付诸如学费、教科书、衣服、食物、药品等费用。我寄钱给伊文森是希望他能过得更好些。
　　这期间我与伊文森的唯一联络方式是手写信件。15岁时我给他写了第一封信，信中附了我的一张照片，脸上还顶着数十颗青春痘。在他的回信里，我也收到一张照片，这也是13年里我收到的唯一一张伊文森的照片。照片中伊文森5岁，头发剃得光光的，穿着宽松短裤和短袖衬衫，紧紧抿着嘴憋住笑。
　　写信是一种很慢的方式，在信中我们从来不像是交谈，更像是做问卷调查：你喜欢上学吗？你跟朋友们做些什么？天气怎么样？每封信都由国际至善协会的工作人员翻译。通信让我知道了，伊文森喜欢足球，喜欢紫色。
　　我坐在教室前面，有点局促。他会喜欢我吗？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钱起到作用了吗？我每个月寄出一张支票，相信它会被善加利用，然后便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了。
　　不过在这个珍贵的时刻，我最担心的是认不出他。尽管我一直与伊文森联络，但只看过一张他小时候的相片。他可以是这间教室里的任何一个男孩。于是，为安全起见，我对大家微笑。然后，在跳舞和唱歌暂停时，翻译俯身过来说：“就是这个男孩。”他就是伊文森，脸上长着青春痘，瘦小，眼睛大大的。
　　走过成排竹林掩映的沙路，我们到达狭长阴暗的学校。看起来似乎整个村子的人都在这里。当翻译说“就是这个男孩”时，我开始紧张起来，不知如何致辞。伊文森走了过来，我还没想好怎么和他打招呼，他就抱住了我。大家欢呼起来，仿佛我们是失散多年的亲人在日间脱口秀节目中相认。
　　第二天，伊文森带我们游览了小岛。我们去了他的学校，参观了一块足球场地，在雨季这里会被洪水淹没。伊文森告诉我，去年他曾在这块场地上攻进一个球。我们还参观了一座天然喷泉，伊文森每天去那儿洗澡。我们聊起他家的菜园，他们在那里种了面包果、芒果、菠菜和几种豆子。
　　“这儿很美，”伊文森赞美着他的小岛，“是个美丽的小天堂。”
　　我带着美好的心情返程回国……
　　接下来的17个月里，我每月写给他一封信，鼓励他努力学习。然而，在2013年10月，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
　　因不明原因伊文森已退出至善项目，这意味着他不再能够接受到赞助。
　　翻开和伊文森的合影，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可以改变现状，但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两个月后，至善协会给我发来一封信，是一个名叫文迪的小男孩写来的。文迪9岁，家住海地南海岸。信中文迪写道，他喜欢学数学，也喜欢踢足球；他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
　　看到这儿，我抓起笔，开始给他写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