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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面对的问题往往具有共通之处。一个世纪前进步主义改革时期的美国与当今中国一样，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都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难题。回望历史，总结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经验对今日中国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 进步主义改革 启示
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说，进步主义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它不仅奠定了美国后来“软实力”的基础，也推动了美国制度和法律的完善，并且以解决问题的方式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推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美国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关注。
改革背景的比较
19世纪晚期，美国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约占世界工业产值的30%。而当时仅占全美人口2%的最富裕阶层却拥有了国民财富的60%。经济上垄断资本控制和吞噬着这个国家，政治上的腐败触目惊心，贫富悬殊问题非常突出，食品药品安全堪忧。面对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改革者们意识到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通过改革克服各种社会弊病，他们深信这是迈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
同样，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实现了经济上的惊人发展，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日益显现，发展中存在着不少的现实矛盾或隐患。今日之中国已处于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既要继续通过改革推进经济的发展，又要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才能确保社会转型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而一百年前美国人正是通过进步主义的改革运动，解决了美国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实现了社会的顺利转型。所谓殊途同归，审视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背景与特点，有助于思考当下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选择。
改革的主要内容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清楚地看到，工业化纵深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一系列过去未有的新问题，必须从全新的角度加以审视和解决。
在改革者看来，随着垄断资本的急剧扩张，其不法行为已构成对美国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巨大威胁。民主社会本应为所有人共有与共享，不能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更不能听任其为所欲为。基于这样的思考，改革者们展开了对贪婪资本的勇敢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系列反垄断的法令得以通过，一桩桩反垄断的诉讼不断获胜，市场秩序走向规范，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重新界定，过去那种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的信念逐步被抛弃。人们认识到了政府在社会监管中的必要作用与责任，开始了政府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直接干预。由此，进步改革运动的一个目标就是发挥政府应有的监管和调节的职能，以达到抑制社会不公、保护公众利益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改革者还认识到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并不是对立的，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民主社会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不能过于偏重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和谐，不能过于强调个人独立而忽视社会协作。由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
改革的启示
政府的积极主导作用。美国政府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使运动始终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显现了政府在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上的核心作用。为此，进步主义改革者对政府职能进行了重新界定，特别是确立了政府应有的社会责任，它改进了美国的政治，较充分地发挥了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它表明：维护社会公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必然职责和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反观中国今日之现实，可以看到还存在较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激起了社会大众强烈的不满，甚至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冲突，已成为不得不正视的社会问题。由此，正义与责任无疑是解决今日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维护社会公正，政府责无旁贷。
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认真听取民意，积极作出回应，解决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惩治腐败问题、社会不公问题、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问题等，通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来增进社会和谐，在公平正义的旗帜下凝聚起多元社会力量，推动体制内改革，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社会进步力量的介入。要解决转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改革，也需要聚合社会所有进步力量共同参与。一百年多前美国进步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尽管运动的主体是当时利益受到损害的中下群体，但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言人却大多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漠视社会底层的苦难，这是美国社会能走向和谐发展的重要原因。
当时美国的一批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发起了“黑幕揭发运动”，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阴暗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他们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如垄断资本的贪婪、政客的卑劣无耻、贫民窟的惨状等，还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关怀和关注，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奔走呼号，成为一股重要的民间改革力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新闻媒体是推动社会公正的重要力量，也是揭露与惩治腐败的有力工具。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的解决关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打破贪官们层层勾结的关系网。在现实中因新闻媒体的报道被揭发并最终被惩治的贪官不在少数，这充分表明了舆论监督在惩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新闻媒体还能够及时地反映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和建言，有利于上下沟通和建言建策，其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制度的创新。美国进步运动时期通过了很多涉及到人权、财政、司法、经济、政党和议会的制度和法律，是美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时期，如在反垄断方面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埃尔金斯法》、《赫伯恩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在反腐败方面通过了《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竞选经费公开法》和《预算与会计法》，在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方面通过了《食品卫生和药品法》和《肉类检验法》，还在政治上通过第十九宪法修正案赋予了妇女投票权。这些成果都体现在国会制定的法律中，使政府可以依据这些法律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管理。
美国的这一经验表明：要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借助于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社会不公往往源于制度不公，要改变这种现状，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有效的立法，建立起能维护和保障社会公正的法律和制度，这也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
重视民意。美国联邦政府在进步主义时代对民意的重视与吸取是改革能够取得成效的根本所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进行协调，实现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的有效结合。美国政府之所以在进步主义改革中能做到既保增长又保稳定，就在于适时地吸收民意。在当时美国激烈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争夺选民支持、在选举中胜出，不得不在竞选过程中提出能够获得选民支持的政策主张。如1896年，民主党将农民利益代言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尽管由于竞选资金不敌共和党候选人而败北，但他在竞选中对进步主义主张的宣传使进步主义得到推广，对美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伍德罗·威尔逊在《新自由》中也提出了民族的新生不是来自上层阶级而是来自下层民众的进步主义观点。这样，通过对民意的吸取，政府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各群体与阶层的要求，民众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由此，各种矛盾得以缓解，社会得以进步。
同样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只有顺民意，才能得民心，从而达到保障改革的深化与成功的目的。无数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任何改革只要能直接地反映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要求，就自然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自然能取得成功。
美国进步主义改革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增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是美国进步时代给我们的最大启示。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因此，以史为镜，借鉴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经验，继续深入地改革，中国走向和谐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为贵州省遵义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关键词】美国 进步主义改革 启示
对于美国的发展来说，进步主义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它不仅奠定了美国后来“软实力”的基础，也推动了美国制度和法律的完善，并且以解决问题的方式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推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美国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关注。
改革背景的比较
19世纪晚期，美国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约占世界工业产值的30%。而当时仅占全美人口2%的最富裕阶层却拥有了国民财富的60%。经济上垄断资本控制和吞噬着这个国家，政治上的腐败触目惊心，贫富悬殊问题非常突出，食品药品安全堪忧。面对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改革者们意识到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通过改革克服各种社会弊病，他们深信这是迈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
同样，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实现了经济上的惊人发展，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日益显现，发展中存在着不少的现实矛盾或隐患。今日之中国已处于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既要继续通过改革推进经济的发展，又要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才能确保社会转型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而一百年前美国人正是通过进步主义的改革运动，解决了美国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实现了社会的顺利转型。所谓殊途同归，审视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背景与特点，有助于思考当下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选择。
改革的主要内容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清楚地看到，工业化纵深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一系列过去未有的新问题，必须从全新的角度加以审视和解决。
在改革者看来，随着垄断资本的急剧扩张，其不法行为已构成对美国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巨大威胁。民主社会本应为所有人共有与共享，不能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更不能听任其为所欲为。基于这样的思考，改革者们展开了对贪婪资本的勇敢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系列反垄断的法令得以通过，一桩桩反垄断的诉讼不断获胜，市场秩序走向规范，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重新界定，过去那种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的信念逐步被抛弃。人们认识到了政府在社会监管中的必要作用与责任，开始了政府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直接干预。由此，进步改革运动的一个目标就是发挥政府应有的监管和调节的职能，以达到抑制社会不公、保护公众利益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改革者还认识到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并不是对立的，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民主社会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不能过于偏重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和谐，不能过于强调个人独立而忽视社会协作。由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
改革的启示
政府的积极主导作用。美国政府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使运动始终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显现了政府在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上的核心作用。为此，进步主义改革者对政府职能进行了重新界定，特别是确立了政府应有的社会责任，它改进了美国的政治，较充分地发挥了政府的监管与调节职能，形成了由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它表明：维护社会公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必然职责和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反观中国今日之现实，可以看到还存在较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激起了社会大众强烈的不满，甚至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冲突，已成为不得不正视的社会问题。由此，正义与责任无疑是解决今日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维护社会公正，政府责无旁贷。
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认真听取民意，积极作出回应，解决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惩治腐败问题、社会不公问题、教育与就业机会均等问题等，通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来增进社会和谐，在公平正义的旗帜下凝聚起多元社会力量，推动体制内改革，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社会进步力量的介入。要解决转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改革，也需要聚合社会所有进步力量共同参与。一百年多前美国进步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尽管运动的主体是当时利益受到损害的中下群体，但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言人却大多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没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背弃公平正义的原则，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相对优越而漠视社会底层的苦难，这是美国社会能走向和谐发展的重要原因。
当时美国的一批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发起了“黑幕揭发运动”，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阴暗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他们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如垄断资本的贪婪、政客的卑劣无耻、贫民窟的惨状等，还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关怀和关注，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奔走呼号，成为一股重要的民间改革力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新闻媒体是推动社会公正的重要力量，也是揭露与惩治腐败的有力工具。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的解决关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打破贪官们层层勾结的关系网。在现实中因新闻媒体的报道被揭发并最终被惩治的贪官不在少数，这充分表明了舆论监督在惩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新闻媒体还能够及时地反映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和建言，有利于上下沟通和建言建策，其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制度的创新。美国进步运动时期通过了很多涉及到人权、财政、司法、经济、政党和议会的制度和法律，是美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时期，如在反垄断方面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埃尔金斯法》、《赫伯恩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在反腐败方面通过了《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竞选经费公开法》和《预算与会计法》，在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方面通过了《食品卫生和药品法》和《肉类检验法》，还在政治上通过第十九宪法修正案赋予了妇女投票权。这些成果都体现在国会制定的法律中，使政府可以依据这些法律对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管理。
美国的这一经验表明：要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借助于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社会不公往往源于制度不公，要改变这种现状，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有效的立法，建立起能维护和保障社会公正的法律和制度，这也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
重视民意。美国联邦政府在进步主义时代对民意的重视与吸取是改革能够取得成效的根本所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进行协调，实现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的有效结合。美国政府之所以在进步主义改革中能做到既保增长又保稳定，就在于适时地吸收民意。在当时美国激烈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争夺选民支持、在选举中胜出，不得不在竞选过程中提出能够获得选民支持的政策主张。如1896年，民主党将农民利益代言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尽管由于竞选资金不敌共和党候选人而败北，但他在竞选中对进步主义主张的宣传使进步主义得到推广，对美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伍德罗·威尔逊在《新自由》中也提出了民族的新生不是来自上层阶级而是来自下层民众的进步主义观点。这样，通过对民意的吸取，政府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各群体与阶层的要求，民众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由此，各种矛盾得以缓解，社会得以进步。
同样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只有顺民意，才能得民心，从而达到保障改革的深化与成功的目的。无数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任何改革只要能直接地反映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要求，就自然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自然能取得成功。
美国进步主义改革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增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是美国进步时代给我们的最大启示。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当前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因此，以史为镜，借鉴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经验，继续深入地改革，中国走向和谐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为贵州省遵义师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