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走了。消息来得有点突然。
　　“突然接到蔡其矫的小姨子徐竞庄的电话，说蔡其矫深夜两点在睡梦中过去了！我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是陶然在一篇怀念蔡其矫先生的文章中的开头。而今，换成许多他的文友大吃一惊了。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先生叹道：“陶然兄走得遽然、悄然，竟连一点迹象也没有。他走的前一天，我还在香港杏花村稻花香酒楼与他喝茶谈天。”潘先生与陶然相交四十年，他们曾共同发起成立香港作家联会，陶然去世前，还担任香港作家联会的执行会长。这世界变化快，变故亦多，两天没看微信，信息就不灵通。报社副刊部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写悼念陶然先生的文字，我一时茫然，回了一句：“陶然去世，怎么会？”
　　我想帮编辑约稿，问了陶然的好友秦岭雪（李大洲）先生，他心情沉重，说等过些天后再写吧。大洲与陶然私交甚笃，且素有才子之称，一时爽约，大概与大起大落的心情有关。陶然患的是感冒，因感冒导致细菌侵入，造成急性肺衰竭 “抢救无效”，这样的结果，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上网浏览海外文学界朋友圈，满是对陶然的悼念，随手摘录一二：“陶然先生一生奉献于中华文学事业，创作成果丰硕，为香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香港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条重要纽带和桥梁。”“陶然先生的去世是香港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重大损失，我们在大洋彼岸沉痛怀念这位文学导师，且要以先生为榜样，继续弘扬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
　　中国作协领导还特致电表达深切怀念之情，则从另一角度看出陶然的不一般。
　　知道陶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在《香港文学》上发表一组散文诗，杂志的总编辑是香江文坛重要人物、《酒徒》作者刘以鬯。这本香港严肃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刊物，荟萃了大陆、台湾、港澳和世界各地华文作家作品，每期都经精心策划，推出名家名作与新人新作，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尤其难得。陶然继承刘老衣钵，在总编辑任上广交文缘，不但与艾青、王蒙、蔡其矫、舒婷等文坛大家过往甚密，更可贵的是发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可以说，这一正能量的影响波及了全球华人圈。陶然是著名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文学编辑，或者说他的职业是编辑家、出版人。从《中国旅游》到《香港文学》，他都起到杂志核心作用，而自己却长期甘当人梯，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他凡事不易受人左右，但绝不是有了见识便喜好展露、夸夸其谈的人。在香港作联年会、香港书展、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研讨会、“我与金庸”全球散文征文颁奖仪式等活动上，我与他见过多次面。印象中，他总是笑脸相迎，握手问候。他的声音不大，话也不多，对于还称不上“老兄弟”级的朋友，他待人接物的分寸恰到好处，然而也因为缺乏个性化语言或者动作，不善主动表现自己，难以在一场活动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白舒荣老师是个描绘作家形象的高手，她这样点评陶然：“个性似乎矛盾，热情而含蓄，波涛汹涌而不动张扬，像一座闷着岩浆的火山。”
　　说句实话，虽然陶然著作等身，但我读过的只是他的零星文字，对他作品的褒扬评价，多是从别人文章中看到的。我对陶然的敬重，直接的原因是读了他记叙与蔡其矫交往的几篇散文以后。
　　《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发表于2007年《香港文学》中的“诗人蔡其矫纪念特辑”，文中生动地记录了他与蔡老多年至交的许多细节，语言平实叙述，令人过目不忘，可以说相当精彩。例如，有一天晚上，陶然回到居所，有人把烟头扔到他跟前，定睛一看，是蔡其矫。老蔡说：“等你好久了。”陶然致歉，老蔡又说：“等得到就等，等不到就走，随缘。”又有一次在北京，冯亦代先生请陶然吃饭，陶然自作主张带上蔡其矫。老蔡到场后有所发觉，便把陶然拉到一边说，不应该带上我。尽管蔡与冯也是老友，但老蔡还是觉得不妥。蔡其矫爱骑自行车，陶然不止一次被动员一起骑行。有一天，为了到北京东单买月饼，他们从西城区三里河一直骑到长安街，再拐到东堂胡同老蔡的家。由于衣服穿得太少且过于疲劳，陶然回到北师大宾馆后就发烧感冒了，老蔡知道后，笑骂了一句：“没用。”我觉得陶然的这些“追记”，为蔡其矫的文学形象添了几分生动。比如，陶然写道，1979年，全国诗人代表团南下广州采风，带队的是艾青，团员中有邹荻帆、周良沛、胡昭、韦丘、高瑛等。这些名家聊到蔡其矫时，艾青说：“海都给他写完了，我们还写什么呢？”廖公弦说：“他才是真正的诗人。”周良沛说：“他是中国诗坛一个流派的代表。”陶然存录了同行者发自内心的这些评语，至今仍是衡量蔡其矫诗歌价值的重要参考。
　　青年陶然走上文学道路，引路人就是蔡其矫。1970年前后，陶然还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时，读到了《回声集》《涛声集》等，便狂热地爱上了蔡其矫的诗歌，尽管诗人因与当时的主流文艺不合调而受到批评。蔡其矫从福建写信给他：“你是学文学的，为什么不拿起筆来呢？我对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文学无用论，极为反感，要是问我，即使烧成了灰，我也热爱文学。”陶然回忆说，当时自己只是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而已，正是老蔡的鼓动，才走上了文学创作的不归路。“当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文学与生活知识和人生经验。”
　　也许因为亦师亦友的缘故，蔡其矫第一本作品集的编者正是陶然，《蔡其矫书信集》的编者也是陶然。陶然多次来过泉州。1982年，他与老蔡从泉州城里一起骑自行车到晋江园坂，那时“济阳别墅”的花园还在建设的初级阶段，周边只有零星几幢民居，一派田园风光。蔡其矫诗歌研究会成立的时候，陶然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活动。2018年12月12日是蔡其矫百岁诞辰纪念日，晋江开展了多项纪念活动，陶然又一次出现在蔡其矫诗歌馆开馆仪式上。作为活动的重量级嘉宾，他在座谈会上没有发声，我当时觉得这是活动的小小遗憾，尽管与会的专家学者踊跃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观点。联想到与他相处的多个场合，他始终不是会场里耀眼的主角，习惯倾听，不是没有看法，而是他尊重他人，吸收营养，甚至这是他愉悦心身的一种生活方式。身兼杂志总编辑和作联执行会长的身份，能耳听八方、兼容并蓄，能站位高远、凝聚力量，把中心舞台让给别人表演，用心耕耘园地，种好众人的作品，比他自己多写几篇文章更为重要。此种收获的感觉，应该如同他的笔名那般值得欣喜。
　　听说福建省作协正在编辑一本陶然与蔡其矫研究的集子，可惜，他永远闻不到这本新书的墨香了。“再也不能回来一个灵魂，告诉我这一切详情。”写作散文《五里桥上深思》时，陶然引用过蔡其矫的名篇《沉船》中的这行诗句。多想时光能够倒流，好让陶然再为我们讲更生动、更可爱的那个蔡其矫。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