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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认为“时间感的丧失”已成为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时间向度的缺失，空间性对时间性的剥蚀，使人们昔日稳定的心理归属日趋消解，产生前所未有的陌生感与放逐感。而要缓解这一状况，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在后现代主义创作中努力破除形而上学思想一味追求静态平衡的桎梏，强调“存在”之世俗性与流动性，恢复人类对事物理解的历史意识。
关键词：威廉·斯潘诺斯 空间化 历史意识 世俗性存在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时间感的丧失”正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过去”与“未来”被纳入以“当下”为中心的空间范围，“当下”成为唯一的时间标志。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 V. Spanos）指出，在文学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冲突主要体现为对待“时间”的态度有所不同，前者恪守“将时间挤压成空间”的创作原则，把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混在一起，追求一种“瞬间的永恒性”；而后者则要求人们将时间的“流动”因素考虑在内，以便恢复“存在”之世俗性与暂存性。
一 “空间化”文学创作
斯潘诺斯从人在生命历程中对“生之渴望”和“死之畏惧”入手，探讨了传统美学一直坚守的“静态平衡”原则。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卡塔西斯”理论，认为“情感控制”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功能之一。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在《美学》一文中又提出静态是审美活动的基础，大力宣扬艺术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审美的静态平衡，并将“静态情感”和“动态情感”分别同艺术欣赏的“美”与“丑”联系在一起，并坦言引发静态情感的就是高雅艺术，而激起动态情感的则是低俗艺术。毋庸置疑，“时间的推移”是威胁静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于是，否定时间的流动性，从变动不居中获得永恒的意义瞬间就显得尤为重要。现代主义文学家视“存在”之时间，即被二元逻辑排斥的“过程”为艺术与生命的真正敌人，认为“世俗化”和“功利化”无一例外会引发人类情感的剧烈波动。他们采取包括“空间化”在内的多种创作方式，意在消除时间流动带来的差异，以便缓解读者审美的紧张态势，使之从精神层面上超越嘈杂的世俗生活，转而追求一种强调永恒价值的静态艺术美。
通过对文学创作中不断涌现的“空间化”现象的系统研究，斯潘诺斯指出现代文学作品注重以“空间”和“结构”取代“时间”与“顺序”，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事物呈现的“同时性”，即对发生在不同时刻和地点的多个行为的“同时”表现。作者有意识地通过情节并置、瞬间集合等方法把几条线索或数个画面安置在同一时间刻度上，对其进行穿插描述，从而割裂传统小说的时间序列，使小说获得空间形式。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例，普鲁斯特对过去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想象性考古，试图通过“回忆”来追求理想的“纯粹时间”或“瞬间永恒”，这种“纯粹时间”几乎凝滞不动，它在片刻时间内包容的意象、记忆、人物以及大量的细节片段形成了一种空间性并置。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瞬间永恒”并非传统的时间概念，而是隶属于空间范畴。不仅普鲁斯特是如此，艾略特在《荒原》中将时钟时间分裂为神话时间碎片，伍尔夫的“灵视时刻”，卡尔维诺的“时间零”理论都是将时间提炼出来转为空间意义，时间流程被中止而产生意义的有力例证。
斯潘诺斯在研究中还特意提到了一种在当代西方文艺界受到广泛关注的法国新小说。20世纪60年代，以格里耶、冯内古特、巴塞尔姆等为代表的新小说家致力于对小说结构、技巧以及语言等多方面的实验，带来了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品，如《嫉妒》、《第五号屠场》、《城市生活》等。阅读过程中，人们无法把握事态发展的全貌，只能捕捉到某些缺乏有机联系的空间片段。这类典型的“空间化”作品在时间概念中融入了空间化特征，完全否定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因果联系，使文学符号所呈现的意识对象缺乏逻辑性与连续性，在表现世间生命飘忽不定，瞬息万变的同时，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世人遭遇“物化”时，内心所承受的孤独与压抑。
二 精神领域之“物化”
“物化”是20世纪突出的社会顽症，表明人类正面临被“物”同化与淹没的危险，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消失殆尽，一切认知、情感与价值都无法与“物”分离。上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曾用它来表示个人意义的彻底消失，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从时间的“空间化”入手，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时间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流动性，凝固成一个能够精确界定的空间，变成一个充斥着“物”的连续统一体。物化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永恒规律的世界，任何个体差异或创造性思维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除。
斯潘诺斯认为，在小说创作中，这种物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从曾经的“行为主体”退化为现在的“窥视者”，全然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只能从某一角落偷偷地观看，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嫉妒》为例，这是一部颇具代表意义的空间小说。作者格里耶在创作过程中善于运用精确的视觉语言进行空间定位。我们注意到，叙事者仿佛是在用眼睛一点一点地目测出一幕幕场景，一再重复对几片香蕉林的描绘，不厌其烦地描绘它们的形状。格里耶尤其注重运用精确的测量语言，对任何事物皆作标准的“几何式”描写，使一切“存在”不可避免地被烙上“物化”的印迹。在作者笔下，甚至连主人公内在的心理活动也被赋予了视觉意义，成为某种可以通过物理手段来计量、测算的东西。他在描绘“嫉妒”产生的原理时，就直言“嫉妒是可以用厘米来衡量的：我在房间里，一个女人在阳台上，一个朋友在这个女人身边。如果他离她50厘米远，我毫不嫉妒，30厘米远，我开始不安，2厘米，我简直疯了”。①小说中，“物”成为唯一的具体现实，所有描写都是为了突出“物”的自主性，甚至连不在场的丈夫都是通过第三把椅子表现出来的。
作品几乎由一个接一个的片段组成，呈现给读者的是不断变化的物象。物象代替了叙事，空间效果由此产生。对于“能否完全实现小说的空间化”这一当代文论界颇有争议的话题，斯潘诺斯认为纯粹的空间性在文学创作中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从根本上讲，克服时间的愿望是与字词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相互抵触的，因为在任何一种媒质中，时间与空间都往往是无法剥离开的。尽管我们有时看到的是一幅幅不停更换的空间场景，但它们仍然流逝在时间之中。因此，绝对意义的“空间化”小说是不存在的。 三 回归历史意识
现代主义批评满足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形式要求，将文学艺术作品视作一种具有自主性和内含性的客体，在“空间形式”的遮蔽下，完全忘却了“存在”是一个动态过程，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世俗性与历史性。时间向度的缺失，空间性对时间性的剥蚀，使人们昔日稳定的心理归属日趋消解，产生前所未有的陌生感与放逐感。要解决这一症结，斯潘诺斯认为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在后现代主义创作中努力破除传统“形而上”思想一味追求静态平衡的桎梏，强调“存在”之世俗性与流动性，恢复人类对事物理解的历史意识。斯潘诺斯明确表示“回归历史意识”不仅是文学创作，同时也是人们阐释、鉴赏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斯潘诺斯直言，“传统阐释学总是寻求一种预先设定好的总体性，其实质就是由至高无上的‘上帝’或‘理念’确立的一系列先在的秩序，并且通过将时间‘空间化’，把‘存在’的差异本质转化为同一性。它彻底否定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把文本的世俗性压制在一个严严实实的包围圈里。”②受“结果重于过程”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理解问题时往往会把纷繁复杂，充满差异性的世俗历程搁置在一旁，努力寻求不同事物间的同一性或整体性。20世纪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倾向于将世俗性文本视作某种束缚封闭、自成一体的环形空间。它认定相对于文本阅读的短暂过程，形式结构具有本体优越性。这种注重空间化的自我确定式阐释实践无疑会变成支配和同化“差异”的强大力量，致使各种重要的差异细节被强制性融入事先预设好的综合大循环。归根结底，“理解”自身所拥有的历史性与世俗性被搁置一旁，阐释被视为一种挣脱时间囹圄，对“绝对价值”的回顾性历程。
伴随着形而上思想弊端的不断显现，人们迫切要求超越传统的逻辑思维模式，寻求文本在特定生活情景下的历史意义。斯潘诺斯坚持文学批评应当面对文本阐释的开放性和临时性，要突破传统的“阐释权利意志”，因为该意志已习惯从某种终极或单一的角度来阐释文本，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解的闭合性。他极力提倡废除所谓具有超脱性的结构主义阐释法，强调任何一种阐释行为必然出于某一具体的历史语境，文本没有绝对的意义，阐释始终都是开放的，过程中的、暂时性的，具有无限的历史性。人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理解境遇中，读者的阅读解释活动决非单纯的认识论上发现文本意义的过程，它更是存在论上对文本意义的参与创造，这一过程是文本与读者的自我更新与再生成的过程。同样，文本一旦被抛入“世俗性存在”或具体的历史境遇，曾经固有的封闭性和内在性就会被打破，呈现出无限开放的趋势，文本意义亦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更新。
斯潘诺斯冲破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重重包围，坚决否认“绝对客观意义”的存在，大胆地把历史意识纳入阐释学的视野范围，进行带有“前见”的历史性阐释。他承认人们在各种“前见”的影响下，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理解的合理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平等地位。进而言之，阐释者的生存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和改变文本的历史意义，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解释情景中必将展现不同的“真相”。文本“真相”的探索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观照”或“反映”关系，而是一种伴随着特定读者的具体生存景况而逐渐变化的历史“生成”过程。他强调从含混、矛盾的细微之处入手，挖掘出被既定话语掩盖的潜在意义，寻求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文本的多种解读。
四 结语
斯潘诺斯从“空间化小说”的诞生源头和发展走向入手，提出通过恢复“存在”之世俗性与历史性，在时间的散播中还原事物之本真状态，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打破形而上学思想坚冰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他还建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后现代主义阐释理论，成功地祛除了传统阐释学中对原意的向心性，瓦解了形式的束缚力，超越了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视角和创新精神，使文本语言重新活跃起来，让“文化相异性”和“多音协调的后现代性”在多元化阐释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重复之美：威廉·斯潘诺斯的诗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YJC752048；乐山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S1270）。
注释：
①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 Spanos，William V.Heidgger and Critic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1993.
参考文献：
[1] Spanos，WilliamV.America’s Shadow.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2] Spanos，William V.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3] [德]尼采，姚可昆译：《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 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美]约瑟夫·弗兰克，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英]史蒂文·康纳，严忠志译：《后现代主义文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作者简介：郑宇，女，1976—，四川乐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艺理论，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威廉·斯潘诺斯 空间化 历史意识 世俗性存在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时间感的丧失”正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过去”与“未来”被纳入以“当下”为中心的空间范围，“当下”成为唯一的时间标志。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 V. Spanos）指出，在文学领域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冲突主要体现为对待“时间”的态度有所不同，前者恪守“将时间挤压成空间”的创作原则，把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混在一起，追求一种“瞬间的永恒性”；而后者则要求人们将时间的“流动”因素考虑在内，以便恢复“存在”之世俗性与暂存性。
一 “空间化”文学创作
斯潘诺斯从人在生命历程中对“生之渴望”和“死之畏惧”入手，探讨了传统美学一直坚守的“静态平衡”原则。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卡塔西斯”理论，认为“情感控制”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功能之一。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在《美学》一文中又提出静态是审美活动的基础，大力宣扬艺术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审美的静态平衡，并将“静态情感”和“动态情感”分别同艺术欣赏的“美”与“丑”联系在一起，并坦言引发静态情感的就是高雅艺术，而激起动态情感的则是低俗艺术。毋庸置疑，“时间的推移”是威胁静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于是，否定时间的流动性，从变动不居中获得永恒的意义瞬间就显得尤为重要。现代主义文学家视“存在”之时间，即被二元逻辑排斥的“过程”为艺术与生命的真正敌人，认为“世俗化”和“功利化”无一例外会引发人类情感的剧烈波动。他们采取包括“空间化”在内的多种创作方式，意在消除时间流动带来的差异，以便缓解读者审美的紧张态势，使之从精神层面上超越嘈杂的世俗生活，转而追求一种强调永恒价值的静态艺术美。
通过对文学创作中不断涌现的“空间化”现象的系统研究，斯潘诺斯指出现代文学作品注重以“空间”和“结构”取代“时间”与“顺序”，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事物呈现的“同时性”，即对发生在不同时刻和地点的多个行为的“同时”表现。作者有意识地通过情节并置、瞬间集合等方法把几条线索或数个画面安置在同一时间刻度上，对其进行穿插描述，从而割裂传统小说的时间序列，使小说获得空间形式。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例，普鲁斯特对过去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想象性考古，试图通过“回忆”来追求理想的“纯粹时间”或“瞬间永恒”，这种“纯粹时间”几乎凝滞不动，它在片刻时间内包容的意象、记忆、人物以及大量的细节片段形成了一种空间性并置。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瞬间永恒”并非传统的时间概念，而是隶属于空间范畴。不仅普鲁斯特是如此，艾略特在《荒原》中将时钟时间分裂为神话时间碎片，伍尔夫的“灵视时刻”，卡尔维诺的“时间零”理论都是将时间提炼出来转为空间意义，时间流程被中止而产生意义的有力例证。
斯潘诺斯在研究中还特意提到了一种在当代西方文艺界受到广泛关注的法国新小说。20世纪60年代，以格里耶、冯内古特、巴塞尔姆等为代表的新小说家致力于对小说结构、技巧以及语言等多方面的实验，带来了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品，如《嫉妒》、《第五号屠场》、《城市生活》等。阅读过程中，人们无法把握事态发展的全貌，只能捕捉到某些缺乏有机联系的空间片段。这类典型的“空间化”作品在时间概念中融入了空间化特征，完全否定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因果联系，使文学符号所呈现的意识对象缺乏逻辑性与连续性，在表现世间生命飘忽不定，瞬息万变的同时，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世人遭遇“物化”时，内心所承受的孤独与压抑。
二 精神领域之“物化”
“物化”是20世纪突出的社会顽症，表明人类正面临被“物”同化与淹没的危险，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消失殆尽，一切认知、情感与价值都无法与“物”分离。上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曾用它来表示个人意义的彻底消失，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从时间的“空间化”入手，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时间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流动性，凝固成一个能够精确界定的空间，变成一个充斥着“物”的连续统一体。物化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永恒规律的世界，任何个体差异或创造性思维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除。
斯潘诺斯认为，在小说创作中，这种物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从曾经的“行为主体”退化为现在的“窥视者”，全然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只能从某一角落偷偷地观看，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嫉妒》为例，这是一部颇具代表意义的空间小说。作者格里耶在创作过程中善于运用精确的视觉语言进行空间定位。我们注意到，叙事者仿佛是在用眼睛一点一点地目测出一幕幕场景，一再重复对几片香蕉林的描绘，不厌其烦地描绘它们的形状。格里耶尤其注重运用精确的测量语言，对任何事物皆作标准的“几何式”描写，使一切“存在”不可避免地被烙上“物化”的印迹。在作者笔下，甚至连主人公内在的心理活动也被赋予了视觉意义，成为某种可以通过物理手段来计量、测算的东西。他在描绘“嫉妒”产生的原理时，就直言“嫉妒是可以用厘米来衡量的：我在房间里，一个女人在阳台上，一个朋友在这个女人身边。如果他离她50厘米远，我毫不嫉妒，30厘米远，我开始不安，2厘米，我简直疯了”。①小说中，“物”成为唯一的具体现实，所有描写都是为了突出“物”的自主性，甚至连不在场的丈夫都是通过第三把椅子表现出来的。
作品几乎由一个接一个的片段组成，呈现给读者的是不断变化的物象。物象代替了叙事，空间效果由此产生。对于“能否完全实现小说的空间化”这一当代文论界颇有争议的话题，斯潘诺斯认为纯粹的空间性在文学创作中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从根本上讲，克服时间的愿望是与字词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相互抵触的，因为在任何一种媒质中，时间与空间都往往是无法剥离开的。尽管我们有时看到的是一幅幅不停更换的空间场景，但它们仍然流逝在时间之中。因此，绝对意义的“空间化”小说是不存在的。 三 回归历史意识
现代主义批评满足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形式要求，将文学艺术作品视作一种具有自主性和内含性的客体，在“空间形式”的遮蔽下，完全忘却了“存在”是一个动态过程，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世俗性与历史性。时间向度的缺失，空间性对时间性的剥蚀，使人们昔日稳定的心理归属日趋消解，产生前所未有的陌生感与放逐感。要解决这一症结，斯潘诺斯认为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在后现代主义创作中努力破除传统“形而上”思想一味追求静态平衡的桎梏，强调“存在”之世俗性与流动性，恢复人类对事物理解的历史意识。斯潘诺斯明确表示“回归历史意识”不仅是文学创作，同时也是人们阐释、鉴赏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斯潘诺斯直言，“传统阐释学总是寻求一种预先设定好的总体性，其实质就是由至高无上的‘上帝’或‘理念’确立的一系列先在的秩序，并且通过将时间‘空间化’，把‘存在’的差异本质转化为同一性。它彻底否定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把文本的世俗性压制在一个严严实实的包围圈里。”②受“结果重于过程”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理解问题时往往会把纷繁复杂，充满差异性的世俗历程搁置在一旁，努力寻求不同事物间的同一性或整体性。20世纪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倾向于将世俗性文本视作某种束缚封闭、自成一体的环形空间。它认定相对于文本阅读的短暂过程，形式结构具有本体优越性。这种注重空间化的自我确定式阐释实践无疑会变成支配和同化“差异”的强大力量，致使各种重要的差异细节被强制性融入事先预设好的综合大循环。归根结底，“理解”自身所拥有的历史性与世俗性被搁置一旁，阐释被视为一种挣脱时间囹圄，对“绝对价值”的回顾性历程。
伴随着形而上思想弊端的不断显现，人们迫切要求超越传统的逻辑思维模式，寻求文本在特定生活情景下的历史意义。斯潘诺斯坚持文学批评应当面对文本阐释的开放性和临时性，要突破传统的“阐释权利意志”，因为该意志已习惯从某种终极或单一的角度来阐释文本，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解的闭合性。他极力提倡废除所谓具有超脱性的结构主义阐释法，强调任何一种阐释行为必然出于某一具体的历史语境，文本没有绝对的意义，阐释始终都是开放的，过程中的、暂时性的，具有无限的历史性。人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理解境遇中，读者的阅读解释活动决非单纯的认识论上发现文本意义的过程，它更是存在论上对文本意义的参与创造，这一过程是文本与读者的自我更新与再生成的过程。同样，文本一旦被抛入“世俗性存在”或具体的历史境遇，曾经固有的封闭性和内在性就会被打破，呈现出无限开放的趋势，文本意义亦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更新。
斯潘诺斯冲破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重重包围，坚决否认“绝对客观意义”的存在，大胆地把历史意识纳入阐释学的视野范围，进行带有“前见”的历史性阐释。他承认人们在各种“前见”的影响下，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理解的合理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平等地位。进而言之，阐释者的生存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和改变文本的历史意义，同一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解释情景中必将展现不同的“真相”。文本“真相”的探索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观照”或“反映”关系，而是一种伴随着特定读者的具体生存景况而逐渐变化的历史“生成”过程。他强调从含混、矛盾的细微之处入手，挖掘出被既定话语掩盖的潜在意义，寻求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文本的多种解读。
四 结语
斯潘诺斯从“空间化小说”的诞生源头和发展走向入手，提出通过恢复“存在”之世俗性与历史性，在时间的散播中还原事物之本真状态，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打破形而上学思想坚冰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他还建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后现代主义阐释理论，成功地祛除了传统阐释学中对原意的向心性，瓦解了形式的束缚力，超越了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视角和创新精神，使文本语言重新活跃起来，让“文化相异性”和“多音协调的后现代性”在多元化阐释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重复之美：威廉·斯潘诺斯的诗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YJC752048；乐山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S1270）。
注释：
①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 Spanos，William V.Heidgger and Critic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1993.
参考文献：
[1] Spanos，WilliamV.America’s Shadow.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2] Spanos，William V.Repetitions：The Postmodern Occas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3] [德]尼采，姚可昆译：《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 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美]约瑟夫·弗兰克，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英]史蒂文·康纳，严忠志译：《后现代主义文化》，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作者简介：郑宇，女，1976—，四川乐山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艺理论，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