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坐在《北京文学》编辑部里的那张刺出了弹簧弓子的破沙发上，一边吸着我递上去的廉价的“太阳岛”牌香烟，一边哗啦哗啦地翻看着我带去的两篇小说。彼此都是从苦难里走出来的人，一打眼，便知道是可叹的同道中人。当然，我也注意到他看稿时的舒适坐姿与狰狞的破沙发之间的某种不协调。阅读中的刘恒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但他没动声色。
　　感觉到了，却不动声色的作家，是老辣的作家。因为他会把这种无言的感觉化成文章，并给你的阅读留下深刻印象。当年的刘恒，仅仅30多岁，但烟吸得很凶，这种人总是很瘦的，以至于本来年轻的刘恒过早地蒙上了一层沧桑之感。
　　这是第一次和刘恒见面，是在1987年夏季的北京。
　　分手的时候，刘恒一直把我送到编辑部外的长安大街。当时的《北京文学》紧挨着天安门城楼。这使得我们的见面与分手，有了某种庄严感。同时，我也感到男人之间的一见如故，是枯燥生活中最动人的诗章。我一生都会珍惜这种友谊。分手后我一直没有回头，但我确信，刘恒一直站在那里目送着我。刘恒是个不事张扬，却颇具人格魅力的汉子。很多人愿意交这个朋友。人在世上走，太需要朋友了。
　　刘恒以前住在北京的灵镜胡同。现在想，那儿的状态的确酷似“贫嘴张大民”的家。然而令我疑惑的是，生活中的刘恒并不是一个幽默的人，甚至他也不善言谈。记得有一次，我们就那么尴尬地对坐在初夏里，刘恒搜肠刮肚半天才找出一句话来与我说，这与他井喷似的创作状态，风韵如赋的精彩叙述，完全判若两人。那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欢乐登场，是不是刘恒把带血的匕首插满了鲜花?然而，插满了鲜花的匕首也是匕首啊。
　　在去刘恒家的途中，北京城竟然意外地下了一场大暴雨，冻得我牙齿咯咯打颤。刘恒带我去了街角的那家砂锅居。庶民杂坐的砂锅居里，刘恒一下子要了六个滚烫的砂锅。我吃惊地发现，他的胃口竟然比我这个暴雨袭击过的东北人还好。看来，脑力消耗要甚于体力的消耗啊。在热气腾腾地吃砂锅的时候，刘恒告诉我，他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常同北京的业余作者们在这里相聚，吃砂锅，聊文学。其中有几个人，现在已是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这让我放下筷子，感慨不已。
　　那次在黑龙江与刘恒及夫人、儿子刘传相会，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季。这个严冬里的刘恒，已经把烟戒掉了，并神话般地变成了一个丰硕的男人。听说，现在咖啡是刘恒的新朋友了。恶苦的黑色液体代替了尼古丁，驱使刘恒亢奋地将一篇小说或者一个剧，想到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句号。然后，他静下心来，用那支老掉牙的蘸水钢笔，把储存在脑子里的新作品一笔一画地抄录下来。这一篇可能是《本命年》，是《苍河白日梦》，也可能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当喜出望外的编辑从他那儿取走这一部，或那一部作品时，如同掠走了一群不愿离去的挣扎着的灵魂。
　　一次，我躺在火车的卧铺上看刘恒的《东南西北风》。打算在阅读中体验一下心跳的感觉。上铺的旅客因旅途寂寞也要看，拿去看了一阵，他突然翻身而起，青着脸问我：“刘恒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说，他是一个小说家，一个世界级的一流编剧，同时，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编辑，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用米斯特拉尔的话说，他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灵魂，一种辛辣的批判意识，一个对本地生活非常敏锐的审视者。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