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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德意志民族最黑暗的时代到来。3月，德国西南的边陲小城多瑙艾辛根（Donaueschingen）已经是一片废墟，在它的北方，同盟国军队正在跨越莱茵河，向柏林进军。伴随着轰鸣的炸弹声，安塞尔姆·基弗（Anselm？Kiefer）出生在医院的地窖中。不仅仅是座小城，在同盟国空军的鹰翼阴影之下，整个德国几乎就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大废墟。战争结束后，饥荒、瘟疫相伴而来，数亿立方米的废墟、尸体、砂砾，战败国内心的复杂情绪，被摧毁的信仰，整整一代人的德国人内心也成为了废墟。
基弗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但他却迷恋废墟，而将废墟本身认为是未来、是一种全新的开始，这成为他作品中的标志性符号，来表达他对国家、历史的感悟，对民族精神的探讨。随着东西德分裂，往昔的荣光不在，我为鱼肉而前路漫漫的心理令德国民众悲观不已。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对西方社会的创伤依旧未抚平，被动的遗忘、或是主动抹去这段历史都毫无意义。他们既因这段历史而蒙羞其中，又不愿承认自己的罪责，逃避这段历史。德国当局此时以经济为重点，整个社会都对此只字不提，对着历史沉默。
基弗与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打破了这层粉饰太平的幕布。成为最早直面那段黑暗历史的艺术家之一，他从德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吸取养分，以表现主义的手法，批判性的反思那场人类最惨烈的战争，将绘画定格为”赎罪的艺术“，从而令大众正视那段敏感而难忘的历史。
1969年，24岁的基弗游历欧洲大陆，并在他认为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行纳粹礼，以构成“占领”计划。他穿上一件在父母家阁楼老箱子里找到的纳粹军服，向历史的遗迹、向空旷的大海做着这个滑稽、带有征服意味的姿势。“它的目的是将被世人禁忌的主题整合起来，在艺术过程中打破那些被人们小心储藏起来的集体健忘症。”但他绝非单纯的引发大众的情绪，在那个与纳粹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都会被封杀的时代，回避这一段黑暗的历史显然毫无意义，集中营、犹太人的尸骨犹历历在目，因此他更希望能直面人类藏匿于心底的退缩与逃避。
在《玛格丽特》与《苏拉米斯》中，基弗以保罗·策兰的代表作《死亡赋格》入画，选用了末尾最后一句“你金发的玛格丽特和你灰发的苏拉米斯。”金色的玛格丽特象征日耳曼民族，而灰发则代表犹太民族。玛格丽特是《浮士德》中的人物，因爱上浮士德毒母杀子而受到牢狱之灾的悲剧人物，她拒绝浮士德的营救，而愿为自己的罪孽接受惩罚，这与德国为二战后赎罪的命运有着相似的道路。
而《苏拉米斯》则是象征犹太民族的悲剧命运。苏拉米斯是犹太圣歌中所罗门所追求的女性，策兰将其视为犹太人的代表。基弗以此创作了一幅令人倍感压抑恐惧的画面，当犹太人的圣歌回荡在黑暗幽闭的恐怖城堡中时，一如当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囚禁于纳粹的集中营中，千年来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它的文化、它最美的诗歌都无济于事，在这恐怖的城堡中如同牲口一般被集体屠杀——你灰发的苏拉米斯。
在基弗早期的绘画中，有大量来自北欧、日耳曼古代神话为题材的作品。这源自他1974年前往挪威的寻根考察中所感，这幅水彩作品《父亲允诺我的一把剑》正是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讲述《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故事，战神沃坦允诺给他的儿子西格蒙德一把战无不胜的宝剑，但这并没有给儿子带来好运，在他儿子死后，沃坦用自己的长矛击毁了这把剑，但他的孙子寻找到了这把剑并重铸一新，战无不胜的武力反而代表着新的悲剧开始，一如二战开始前那同样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
与古希腊神话相反，日耳曼的神话充满血腥与战争，天与地在本质上都是苦痛的，厄运从世界创始伊始就已成为定数，正如生命总是伴随死亡一样，诸神与勇士皆是好战的，英雄般的悲壮死亡成为神话的主题，以致最终末日审判降临，天崩地裂，但英雄们始终无所畏惧，当邪恶力量、正义力量都被摧毁之后，一切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这令德国人世代相承着对战争与英雄、悲剧性死亡的特殊崇拜。在1976年的油画《瓦鲁斯》中，描绘了德国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胜。在条顿堡森林，日耳曼民族首领阿米尼乌斯设计将罗马将军瓦鲁斯带领的罗马军队引至条顿堡森林中全歼，这成为了他多次绘画的题材，以映射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成为了欧洲文化的架构基础，但是德国，却少有受到它们的渗透与洗礼。
长期以来，德国的哲学家、思想家统领着世界的思想。但正是这样理性而思辨的传统却将整个欧洲两次拖入了战争，在代表着德国人战争荣誉的条顿堡森林，却由德国历史上的先贤们的面容构成，仿佛象征着整个国家文化的根基。在这张普通人无可逃避的巨网中，当画面中心代表战争的火熊熊燃烧之后，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正在把德国人引入浩劫中。
除神话、宗教外，哲学亦是他作品的表达范畴，这其中尤其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体是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与世界时相互作用而存在，即海德格尔的四方学说。而在基弗的作品中，他以一个如同巨型金字塔般的而建筑为画面，也如同一个谜一般的东西，体现着他对四方学说：天、地、人、神所组成的世界的理解。
同时，基弗也是一个相较感性的人。“心灵是世界和生命的钥匙”，在基弗看来，艺术有两个作用，一是用非科学的方式重新解释、发展、认清这个世界。二是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是相互依存而不是“人定胜天的”。但即便如此，基弗的画中也常常充满了无意义与虚无感。海德格尔曾说过：“人类不是存在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这在基弗的《回归》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在西方文化中，认为整个宇宙源于“无”，但这与上帝的存在相悖，上帝在“无”中创造了整个世界，那么上帝本身与无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因此出现"回归论"，即上帝是向自己本身内部缩回，也就是退出世界万物，为他创造的的世界腾出空间，画面中间，存在着一个小水塘，或许这就是基弗认为上帝退出世界万物，回归“无”的道路。 哲学、神话之后，他以德国人的身份开始关注犹太民族的文化，并探寻犹太教的思想历程。1984年，他前往以色列开始实地考察，在这一时期创作了《逃往埃及》《海狮行动》等作品。在《逃亡埃及》中，他以旧约《出埃及记》为蓝本，再现了犹太人的逃亡之地，这副摄影作品拼接而成的作品分为上下两部分，象征着天堂与人间两界，上方是耶和华的云彩，耶和华在帐幕之中指引以色列人前进。
《出埃及记》后，基弗創作了《海狮行动》，作为二战中德国政府英伦三岛的军事计划，“海狮行动”因综合条件无法实施登陆战，而试图通过大规模空中轰炸令英国投降，最终大败英国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碎片。基弗天才般的将犹太人与德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统一，将纳粹德国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与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典故融合在一起，历史已经证明希特勒不是尼采的“超人”，但摩西却是以色列人真正的英雄。
2001年，女导演菲亚·菲尼斯凭借着她创作基弗的纪录片《故城草木深》入围戛纳电影节，很多观众看完后都认为：“没看电影之前，只知道基弗是个伟大的画家，看完电影之后，才知道他为什么伟大”。《时代周刊》则评价基弗是“同一时代大西洋两岸最卓越的艺术家”，可谓是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但与此同时，基弗也是受争议最多的艺术家。虽然他直率犀利的反省二战德国历史，但却被质疑对纳粹立场暧昧，并被认为是以我国之耻，赢得文化地位，而对于普通观众，他的作品并不友善，常常涉及西方早期神话、炼丹术、宗教，所传达的观念晦涩难懂。但这不会影响基弗的历史地位，他将与他的新表现主义同仁们一并被记入美术史中。
表现主义作为德国本土诞生的艺术风格，自1905年桥舍诞生后的百年里从来未有间断。这个由艺术史学者推动的艺术流派与其他风行世界的艺术风格如印象派、野兽派等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它不是一个视觉运动，而是为了表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存在。其精神内核可以上溯至早期的哥特式艺术，哥特作为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早期为野蛮、落后、愚昧、怪诞的代名词。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如果说诞生于地中海沿岸的艺术是拉丁式的、古典的、理性和谐的、光明的，在形式上忠于自然与科学的，形成一种理性传统。那么北方的哥特式传统是超验的、迷狂的、有宿命感而悲怆躁动，十分阴郁。他们在艺术上反对对自然的具象描绘，而追求象征主义。
正因此，当印象派大行其道，成为世界性艺术流派时，这令法兰西常年的宿敌，德国本土画家们感到了威胁。他们不再满足德国只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希望从日耳曼民族文化中寻找到自己的根源，他们不满足德国现代艺术一味追随印象派，而认为德国艺术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表现主义诞生的心理机缘。
随着二战结束，艺术亦被战争所改变。美利坚成为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强势的国力改变了艺术的现状，哪怕欧洲有着千年的艺术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治于德国本土文化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以德国的方式去缅怀历史与抵制美国的干涉与影响，消除消费文化、商业社会对民众内心庸俗化的改变，而传承德意志民族本身对身份的诉求。而他们所受到的两次精神创伤：第三帝国失败、东西德分裂，也令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更加关注民族、国家、艺术形态。
然而同样备受苦难的中国却并没有诞生一个有影响力的、根植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流派。在当代，文化上基本成为了西方的仆从，如果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逻辑，形成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主体，在未来，世界文化舞台将无中国一席之地。
基弗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但他却迷恋废墟，而将废墟本身认为是未来、是一种全新的开始，这成为他作品中的标志性符号，来表达他对国家、历史的感悟，对民族精神的探讨。随着东西德分裂，往昔的荣光不在，我为鱼肉而前路漫漫的心理令德国民众悲观不已。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对西方社会的创伤依旧未抚平，被动的遗忘、或是主动抹去这段历史都毫无意义。他们既因这段历史而蒙羞其中，又不愿承认自己的罪责，逃避这段历史。德国当局此时以经济为重点，整个社会都对此只字不提，对着历史沉默。
基弗与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打破了这层粉饰太平的幕布。成为最早直面那段黑暗历史的艺术家之一，他从德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中吸取养分，以表现主义的手法，批判性的反思那场人类最惨烈的战争，将绘画定格为”赎罪的艺术“，从而令大众正视那段敏感而难忘的历史。
1969年，24岁的基弗游历欧洲大陆，并在他认为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行纳粹礼，以构成“占领”计划。他穿上一件在父母家阁楼老箱子里找到的纳粹军服，向历史的遗迹、向空旷的大海做着这个滑稽、带有征服意味的姿势。“它的目的是将被世人禁忌的主题整合起来，在艺术过程中打破那些被人们小心储藏起来的集体健忘症。”但他绝非单纯的引发大众的情绪，在那个与纳粹有任何相关的信息都会被封杀的时代，回避这一段黑暗的历史显然毫无意义，集中营、犹太人的尸骨犹历历在目，因此他更希望能直面人类藏匿于心底的退缩与逃避。
在《玛格丽特》与《苏拉米斯》中，基弗以保罗·策兰的代表作《死亡赋格》入画，选用了末尾最后一句“你金发的玛格丽特和你灰发的苏拉米斯。”金色的玛格丽特象征日耳曼民族，而灰发则代表犹太民族。玛格丽特是《浮士德》中的人物，因爱上浮士德毒母杀子而受到牢狱之灾的悲剧人物，她拒绝浮士德的营救，而愿为自己的罪孽接受惩罚，这与德国为二战后赎罪的命运有着相似的道路。
而《苏拉米斯》则是象征犹太民族的悲剧命运。苏拉米斯是犹太圣歌中所罗门所追求的女性，策兰将其视为犹太人的代表。基弗以此创作了一幅令人倍感压抑恐惧的画面，当犹太人的圣歌回荡在黑暗幽闭的恐怖城堡中时，一如当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囚禁于纳粹的集中营中，千年来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它的文化、它最美的诗歌都无济于事，在这恐怖的城堡中如同牲口一般被集体屠杀——你灰发的苏拉米斯。
在基弗早期的绘画中，有大量来自北欧、日耳曼古代神话为题材的作品。这源自他1974年前往挪威的寻根考察中所感，这幅水彩作品《父亲允诺我的一把剑》正是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讲述《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故事，战神沃坦允诺给他的儿子西格蒙德一把战无不胜的宝剑，但这并没有给儿子带来好运，在他儿子死后，沃坦用自己的长矛击毁了这把剑，但他的孙子寻找到了这把剑并重铸一新，战无不胜的武力反而代表着新的悲剧开始，一如二战开始前那同样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
与古希腊神话相反，日耳曼的神话充满血腥与战争，天与地在本质上都是苦痛的，厄运从世界创始伊始就已成为定数，正如生命总是伴随死亡一样，诸神与勇士皆是好战的，英雄般的悲壮死亡成为神话的主题，以致最终末日审判降临，天崩地裂，但英雄们始终无所畏惧，当邪恶力量、正义力量都被摧毁之后，一切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这令德国人世代相承着对战争与英雄、悲剧性死亡的特殊崇拜。在1976年的油画《瓦鲁斯》中，描绘了德国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胜。在条顿堡森林，日耳曼民族首领阿米尼乌斯设计将罗马将军瓦鲁斯带领的罗马军队引至条顿堡森林中全歼，这成为了他多次绘画的题材，以映射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成为了欧洲文化的架构基础，但是德国，却少有受到它们的渗透与洗礼。
长期以来，德国的哲学家、思想家统领着世界的思想。但正是这样理性而思辨的传统却将整个欧洲两次拖入了战争，在代表着德国人战争荣誉的条顿堡森林，却由德国历史上的先贤们的面容构成，仿佛象征着整个国家文化的根基。在这张普通人无可逃避的巨网中，当画面中心代表战争的火熊熊燃烧之后，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正在把德国人引入浩劫中。
除神话、宗教外，哲学亦是他作品的表达范畴，这其中尤其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体是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与世界时相互作用而存在，即海德格尔的四方学说。而在基弗的作品中，他以一个如同巨型金字塔般的而建筑为画面，也如同一个谜一般的东西，体现着他对四方学说：天、地、人、神所组成的世界的理解。
同时，基弗也是一个相较感性的人。“心灵是世界和生命的钥匙”，在基弗看来，艺术有两个作用，一是用非科学的方式重新解释、发展、认清这个世界。二是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是相互依存而不是“人定胜天的”。但即便如此，基弗的画中也常常充满了无意义与虚无感。海德格尔曾说过：“人类不是存在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这在基弗的《回归》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在西方文化中，认为整个宇宙源于“无”，但这与上帝的存在相悖，上帝在“无”中创造了整个世界，那么上帝本身与无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因此出现"回归论"，即上帝是向自己本身内部缩回，也就是退出世界万物，为他创造的的世界腾出空间，画面中间，存在着一个小水塘，或许这就是基弗认为上帝退出世界万物，回归“无”的道路。 哲学、神话之后，他以德国人的身份开始关注犹太民族的文化，并探寻犹太教的思想历程。1984年，他前往以色列开始实地考察，在这一时期创作了《逃往埃及》《海狮行动》等作品。在《逃亡埃及》中，他以旧约《出埃及记》为蓝本，再现了犹太人的逃亡之地，这副摄影作品拼接而成的作品分为上下两部分，象征着天堂与人间两界，上方是耶和华的云彩，耶和华在帐幕之中指引以色列人前进。
《出埃及记》后，基弗創作了《海狮行动》，作为二战中德国政府英伦三岛的军事计划，“海狮行动”因综合条件无法实施登陆战，而试图通过大规模空中轰炸令英国投降，最终大败英国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碎片。基弗天才般的将犹太人与德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统一，将纳粹德国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与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典故融合在一起，历史已经证明希特勒不是尼采的“超人”，但摩西却是以色列人真正的英雄。
2001年，女导演菲亚·菲尼斯凭借着她创作基弗的纪录片《故城草木深》入围戛纳电影节，很多观众看完后都认为：“没看电影之前，只知道基弗是个伟大的画家，看完电影之后，才知道他为什么伟大”。《时代周刊》则评价基弗是“同一时代大西洋两岸最卓越的艺术家”，可谓是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但与此同时，基弗也是受争议最多的艺术家。虽然他直率犀利的反省二战德国历史，但却被质疑对纳粹立场暧昧，并被认为是以我国之耻，赢得文化地位，而对于普通观众，他的作品并不友善，常常涉及西方早期神话、炼丹术、宗教，所传达的观念晦涩难懂。但这不会影响基弗的历史地位，他将与他的新表现主义同仁们一并被记入美术史中。
表现主义作为德国本土诞生的艺术风格，自1905年桥舍诞生后的百年里从来未有间断。这个由艺术史学者推动的艺术流派与其他风行世界的艺术风格如印象派、野兽派等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它不是一个视觉运动，而是为了表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存在。其精神内核可以上溯至早期的哥特式艺术，哥特作为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早期为野蛮、落后、愚昧、怪诞的代名词。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如果说诞生于地中海沿岸的艺术是拉丁式的、古典的、理性和谐的、光明的，在形式上忠于自然与科学的，形成一种理性传统。那么北方的哥特式传统是超验的、迷狂的、有宿命感而悲怆躁动，十分阴郁。他们在艺术上反对对自然的具象描绘，而追求象征主义。
正因此，当印象派大行其道，成为世界性艺术流派时，这令法兰西常年的宿敌，德国本土画家们感到了威胁。他们不再满足德国只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希望从日耳曼民族文化中寻找到自己的根源，他们不满足德国现代艺术一味追随印象派，而认为德国艺术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表现主义诞生的心理机缘。
随着二战结束，艺术亦被战争所改变。美利坚成为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强势的国力改变了艺术的现状，哪怕欧洲有着千年的艺术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治于德国本土文化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以德国的方式去缅怀历史与抵制美国的干涉与影响，消除消费文化、商业社会对民众内心庸俗化的改变，而传承德意志民族本身对身份的诉求。而他们所受到的两次精神创伤：第三帝国失败、东西德分裂，也令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更加关注民族、国家、艺术形态。
然而同样备受苦难的中国却并没有诞生一个有影响力的、根植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流派。在当代，文化上基本成为了西方的仆从，如果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逻辑，形成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主体，在未来，世界文化舞台将无中国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