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08年11月，距离那个天摇地动的时刻已过去了半年，杨建芬仍不相信女儿已经不在。邻居告诉杨建芬，别找你女儿了，电视上都看到你女儿的尸体了，你不哭我就让你看。她不信，一定要到公安局认尸。
　　文化不高的她不会用电脑，公安局的人告诉她，点这里可以上下翻，电脑里面是北川中学死难学生的照片。
　　她一张张翻着看，一个个浮肿的身体很难辨认，衣服残损不全，每点一次鼠标，她都感到新的紧张，怕错过又怕看到。
　　其中一个女孩，衣服完整，面色如生，身上没有任何疤痕。从情况来看，孩子没有受伤，楼板塌下，她被困在一个闭塞的空间里，窒息而死。
　　女孩的头发一米三长，用彩色皮筋一节一节扎起，整个北川中学，这样梳头的只有女儿一人。女儿方娟16岁了，1米70的个头，头发从4个月以后就没剪过。
　　电脑里，女儿不叫方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编号，10737。杨建芬对着电脑干号，直到这一刻，她才承认女儿已死。
　　回家后，她第一次动了女儿的6万块抚恤金。之前她不敢动，总觉得万一女儿没死，这笔钱还是要还的。
　　抚恤金已经领到3个月了。钱打到卡里，密码统一。由丧子的家长带着身份证亲自去领，在露天排起长队。杨建芬最后一个到，看到队伍，她趴在墙上失声大哭。
　　“一条命，6万块钱，她将来上了大学，有了工作，赚的哪止6万块钱呢？” 女儿是班长，又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老师说，像她这样的学生，一定能考上好大学。
　　朋友王光琼帮她领回的抚恤金，告诉她要改密码，“你要不改，别人拿到你的卡就能提走，密码可是统一的。”
　　时隔五年，杨建芬已经忘记第一次花这笔钱时到底买了什么。只是，这五年里她留起头发，和女儿一样的用彩色皮筋一节一节扎起。直到领养了现在的孩子。
　　6万块钱快用完的时候，杨建芬新领养了一个女儿，是个弃婴，起名方杨。现在3个月大的方杨一个月要2000块奶粉钱，地震前丈夫做包工头，收入不错的家庭，失去女儿后，丈夫方永昌得了抑郁症，严重自闭，每天酗酒。如今夫妇两人每个月只有400元低保。
　　她去北川政府说明情况，希望增加补助。
　　官员不见她。很久之后，一名办事员出来招呼，听到她领养孤儿没钱照顾，对她说“养不起就不要养”。
　　怎么度日，杨建芬左思右想，最后希望又回到去世女儿身上，“我女儿还有5万块校方责任险，这个钱还没到我手里”，她逢人就说，咄咄逼人。

回避和自我欺骗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5·12大地震，共有68712人遇难，17921人失踪，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8000余个，其中死亡和失踪6000余个。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为北川中学，遇难学生超过两千人。
　　在这6000丧子家庭中，有再生育愿望的多达5000多个。
　　地震3天后，《绵阳晚报》副刊编辑贺小晴打电话给社长，想入灾区做记者。这之后的5年里，贺小晴一直跟踪采访震后重建，采访了四十多个丧子家庭。
　　她刚到北川那几天，就陆续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在所有受难者当中，丧子家庭成为最伤痛的群体，其中好多人过了生育年龄，无法再生。
　　在接受丧子这件事上，每个人都有一段回避和自我欺骗的过程。
　　第一次在政府公布的死难学生名单中看到女儿的名字，杨建芬大哭，哭完，女儿没死的想法再一次占据了她。
　　“她一定是从楼上跳下去，摔伤了，送到医院去，政府弄错了”，杨建芬找遍绵阳所有医院，不见女儿，于是找到另一个自己愿意相信的逻辑，“她伤得太重，被送到北京、上海、江苏的医院去了”。
　　其间很多人告诉她，你女儿已被送去火葬场。对这类说法，她总能找到理由，轻而易举地不让自己相信。
　　在公安局电脑上看到女儿时，她注意到孩子下颌的一道疤痕，这道疤是女儿上体育课摔倒，送医院缝针留下的。无处再躲，她对着电脑大声哭号。
　　曲山小学塌后，刘文忠在废墟里看见一个孩子，身体被截成两段，脸无法辨认。他觉得那衣服，那鞋子，很像女儿，却没有停下脚步，就那样走过去了。
　　事后他说，他当时只注意活人，只想找到活的女儿，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女儿侯桃死后，母亲向碧琼总是梦见她。梦里女儿很小，缠着她哭；再就是女儿被压在废墟下，血肉模糊。
　　可这次的梦不一样，她梦见女儿登上一列火车，站在火车头，对她招手说，妈妈拜拜，我走了。笑容干净，清清爽爽。
　　这个梦让向碧琼百思不得其解。女儿从没出过远门，也没独自坐过火车，后来她想，女儿是要去投胎了，托梦给她。
　　十多天后，她接到电话，电话从外省打来，一家超生，多出一个女儿，问她要不要。此前她从未想过领养，将信将疑答应下来。孩子抱来，襁褓打开，小纸片上写着的生日，和侯桃一模一样。
　　贺小晴发现，大部分丧子父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现实、梦境、臆想里找到依据，把新来的孩子和死去的孩子联系起来。
　　杨建芬翻出女儿方娟的照片，拿着和眼前三个月大的孩子对比，以肯定的口气问记者，“她们像吧！？” 杨建芬想，“我要把她养得跟我的方娟一模一样”。只有这样，她才能感觉她的方娟又回来了；只有女儿回来，才能抚平伤痛，重新生活。

买房生娃，生活总要继续

　　灾难过去，生活还要继续。新的家庭和新的县城一起重新开始。新北川里，人们再生育或领养，但一个概念很清晰：必须再要一个孩子。 　　要搬家时，陈晓军一度很兴奋，打电话给所有朋友，“我要搬到新北川了”。那时，新北川是陈晓军对“家”最具体的概念。
　　五年前的下午，陈晓军从塌陷的六楼逃出，回过神时，周围都是尸体，只有自己活着。
　　80秒，陈晓军失去了父母、妻子和七个月的儿子。他还清楚地记得和妻儿的最后时刻，下午妻子带着孩子上街买东西，自己还掏出几百块钱给她，让她买完东西再打打小麻将，妻子欢天喜地抱上儿子出了门……
　　新的北川干净、整齐、大片绿地，因为是个新城，没有死角，从市容上来说，甚至超过中国任何一座一线城市。
　　欧式风格的小楼、高档商务会所、茶室、按摩厅，KTV，该有的一切都有。入夜，会所亮起灯光，所有消费场所都有人消费。
　　政府将房子分为三个价位：之前有房有户口的，一平方米600元，有房没户的800元，没房有户的每平方米2300元。
　　生还之后的陈晓军一无所有，可按政策规定，不买房，户口则无法迁入新北川。他找朋友东拼西凑攒才够首付。
　　他很快发现，新北川的路灯、街道、房子，一切物都比人多。入夜，路灯亮起，整个城市空空荡荡，之前规划的工业区，没有一家企业进入，被当地人称为“无人区”。
　　这里没有土地，食物和日常用品从绵阳运来，价格比绵阳更高。而震后住进新北川的人，多靠在饭馆打工、吃低保为生，多者每月有1500元～2000元的收入，少者只有200元低保。
　　震前，北川县城经济好过农村，而地震改变了北川的贫富分配。县城里，在校生遇难，可得6万元抚恤金；学前孩子遇难，抚恤金仅为5000元。
　　陈晓军本有3套房子，震后，3套房子按1套赔付，共得29000元， 七个月大的儿子因为没有上学，抚恤金5000元。
　　从前登三轮车的邻居，在地震中淘到了钱，开的车比陈晓军更好。之前见面，他叫陈晓军“军哥”，现在则改口“小军”。
　　陈晓军说，地震后他看清了很多人，很多事。逃出来时，陈晓军揣着38块钱，渴急了，他摸出十块给一个过去认识的朋友，“你如果去买东西，能买到的话，给我带瓶酒”，朋友收下十块钱走了，再没回来。
　　五年后，陈晓军回忆起那一幕。他承认地震的80秒彻底改变了他。
　　35岁的陈晓军长长叹了口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烟头投在地上。
　　整个城市年轻人不多，震后新生的孩子，年龄均不超过五岁。一些丧子家庭无法再生育，巨大的悲痛让他们染上毒瘾。
　　没有钱，又吸毒，很多人因此做上贩毒生意。

你们来了走，我呢？

　　中国科学院心理援助北川工作站心理咨询师熊海在这做了五年心理辅导，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丧子家庭，把不幸转化成了一种自卑心，认为自己的不幸是一种缺陷。
　　在这样的逻辑里，他们变得敏感多疑，把小的好处放大成恩情，小的忽略放大成伤害，心理失去弹性。
　　熊海最初进入板房，对丧子家庭进行心理辅导时，也遭到了对方的极大抗拒。甚至，板房外打出红色条幅：“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丧子家庭的社交圈非常封闭。他们很少和健全家庭走在一起，结伴和聊天的，往往同是丧子家庭，他们很快进入一种相同的悲痛的语境之后，真正的沟通才能展开。
　　贺小晴也留意到，很多震前要好的家庭，震后若一个家庭死了孩子，另一个幸存，两个家庭遇见，往往绕着走。
　　“他们觉得‘我们低人一等，是有缺陷，不完整的，你们不愿意跟我们打交道’。”这让贺小晴不解，最初她以为，健全家庭的绕开，是怕侵扰悲痛，或给对方造成刺激，“可如果是善意的，对方一定能感觉到，怎么会接收到这样一种冷淡、拒绝的信息？”
　　慢慢地她理解了这种回避，“事实上他们从噩梦里出来，都是害怕的，而看到你（丧子家庭）的时候，会感觉你比他还前一步，他们害怕这个事情本身。这是对一个真实、具体的恐怖，谁都想逃离，除非有足够多的理性，可老百姓没有那么多理性。”
　　熊海感到，“他们有一种心理，你们活着的人，是我帮你们承担了灾难，你们应该帮助我，而且永远帮助得不够”。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失去儿子的周小红失声大哭：“你们记者，采访完了，任务完成了，我呢？我什么实惠都没有，还是要自己讨生活，我一点儿也不想见到你们记者。”
　　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周小红说的唯一一个长句。其他时候她低着头，将手放在两腿之间，不断流泪，对问题点头或摇头，有时没有回应。
　　震后，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5根肋骨折断，腰部永久性植入3块钢板。再婚丈夫杨昌斌，在周小红怀孕两个月时，连人带车滚下山，很快被泥石流吞没。
　　周小红生下遗腹子，女儿起名周杨淋淇，3岁半的她并不识字，周小红在饭馆端盘子洗碗，晚九点回家，每月1200元。
　　周小红说自己没空教女儿识字，女儿也不缠她。下班后有时女儿还没睡，不多的共处时间里，周小红对着电视愣神或流泪，女儿在自己的房间里玩儿，两人各干各的。
　　贺小晴发现，几乎多数的再生育家庭都经济窘迫。地震摧毁了家园，吞噬了他们的孩子，洗空了他们的家底，再生育之路又如此艰难。
　　新生孩子，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难以承受的重负。

生活很低，娇宠很高

　　这样的环境里出生的孩子，虽没经历地震，却感应了家庭的气氛和家长的心态。
　　幼儿园老师说，这些震后出生的孩子注意力很不集中，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反应，画一幅普通的画都很难一次性完成。
　　有些行为让大人难以解释。其中一个孩子，每次从幼儿园放学，都要去超市买一个盖房子用的玩具挖土机，消防车的颜色。家里已经堆了很多，可每天他不买一个挖土机，绝不回家。
　　周小红也说，自己女儿“脾气怪的很”“很好强，打架打很凶”“爱玩儿玩具手枪”“她坐的凳子别人不能坐”…… 　　幼儿园里，孩子们也常为争小小一件东西互相撕头发、抓脸，一次周杨淋淇回家，周小红发现她的头发被撕掉一撮，胳膊上带着小牙印。
　　她只能告诉小淋淇不要打人，被人打了就告诉老师。淋淇脾气硬，顶嘴非常快，这又勾起周小红对死去儿子的想念，“他成绩好，非常乖，从来不顶嘴，像个女孩，现在这个娃娃脾气跟他是反的”。
　　她翻出儿子照片，对着流下眼泪，“他总是拿奖状回来，我一张奖状奖励他20块钱，考试拿100分奖励100块。”
　　孩子不听话时周小红也打女儿，打完又心疼，女儿要什么，她尽力买来，买不起的，好声好气跟女儿解释：妈妈没有钱。小淋淇不懂那么多，得不到想要的，她大哭着摔烂东西。
　　对这个新生的女儿，周小红极尽溺爱，又极尽抱怨，两种情绪都非常真实。
　　比较两个孩子时，再生的家长们在孩子面前并不避讳，“上一个很听话，这个，一点儿不听话！”孩子在旁边玩儿，并不抬头，对抱怨早已习惯。
　　对死去的哥哥或姐姐，孩子们也有概念，有时会指着相片说，“还有个大哥哥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是丧子父母的词汇，他们不提“死”，不挂孩子的遗照。
　　这批新生的孩子爱逛超市，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有没得钱，我们去买糖糖。”那是他们最好的零食，一贫如洗的家庭，父母用很低的标准，尽最大可能地娇宠他们。
　　熊海曾集中地给这批孩子做行为训练，可家长的溺爱让训练进行得很困难。训练时，他让孩子脱掉鞋子，踩在塑胶地板上，推着大球向前滚，通道两边放上水瓶，稍不留神就会碰倒瓶子，以此训练孩子的注意力。
　　第二天，有些家长把孩子接走了，原因是“脱了鞋地板凉，我们孩子会感冒。”
　　训练室有饮用水，可家长还是坚持给孩子带水，“水其实是一样的”，熊海说，“可他们带的水温度更合适一点。”

难以消失的余震

　　他也试着训练家长，避免他们在死去的孩子和新生孩子之间进行比较。他试着让他们明白，自己去世的孩子并非十全十美，自己脑海中的完美印象，其实是加工过的。
　　一个丧子妈妈在回忆自己去世的孩子时，说他这么优秀，将来能当个科长没问题。说了一会儿，家长表示：当个市长也没问题。又聊了一会儿，市长升为省长，孩子所有的优点都被聚拢起来，“当个局长也没问题”。
　　熊海问，“那当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应该没问题吧？”谈兴正浓的家长停住不开腔，“那可能当不上，全国才那么几个人”，停了一会儿她解释说，“我们孩子班长还没当上呢”，停了会儿又说，“数学也不好”。
　　熊海说，由于出生背景特殊，这些再生育家庭的孩子，无论大小，其生长环境和性格特征，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而这些得来不易的小生命，也有着共同的残忍和灵性。
　　蒋洪友、傅广俊的新生女儿蒋雨梧，知道父母宝贝自己，每当自己消失，父母就惊慌失措。
　　父母的反应让她养成了一个特殊的爱好：捉迷藏。一次午饭，大家聊天时发现小雨梧不见了，眨眼工夫，满座无人，大家四散寻找，周围开饭馆老板也加入找人行列。
　　贺小晴当时在座，“我感觉这个小孩如果找不到，天就要塌了”。
　　小雨梧终于被找出，大家坐下来，平静了，家长告诉贺小晴，这孩子平时就爱玩儿这个，动不动就玩，也跟她说过别玩儿这个游戏，可她就是不听。
　　没有人责备雨梧，所有人都带着死里逃生的感觉，小雨梧很享受这种感觉，心安理得地坐在一边吃着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