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文涉及沈从文，困难绝不只是老生常谈，更在无论如何谈，怕只有献丑——谁有心力较量他那支天纵、天挺、天放、天收的五彩神笔更兼勤勉用功？然却无妨其感动仍是新鲜的，或者有意义的。张新颖教授《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是本对得起传主的书，一种历久弥新的德行感召再次鲜活于读者，因此这篇献丑的短文本质缘于对一本好书的书评。
　　书是出版社朋友所赠，同时寄来还有遐迩闻名其他作者另外几种，我皆悄悄处理到其该去的地方。这个出版混乱的时代，居然还有一本书让人同时获得“勤奋”与“静谧”两种精神瑰宝，魔力当然首先来自这位非凡的传主。关于沈从文的传记犹然尊贵，根本基于他本人的特殊质地，而张新颖教授“尽可能直接引述他自己的文字”，让“传主自己直接表达”的做法让是书因此获得不至走样的高华。
　　一千多万的传世文字，几乎任意打开的每一页，即使早年那些略显“粉红”的传奇，因为意趣始终归结于“人类高尚情操的种种发展”、“关于人类向上书呆子的理想”、“人先要活得尊贵些”（《绿魇》）……而无一不能予人以“正能量”，这不止是让人艳羡的奇迹。更让人愿望得知此种“能量”来源所在。“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绝不使人恐惧忧虑”（《抽象的抒情》），夏志清对沈从文短篇小说《夜》中老人的印象，“不动声色，接受了人类的苦难，表现出端庄与尊严”，适足可以用在沈从文自身。1967年次子沈虎雏在四川自贡被当作“反革命”捉走，儿媳张之佩让老人“感到钦佩”之处，正是“能坚持真理，有信心，也有勇气承担不幸”。此言端合沈从文自己的处事、处世。
　　太阳底下真没有新鲜事。沈从文1952年四川内江所寄家书《事功与有情》中就有一句，关于渴望“传统”救世而“传统”首先需要被拯救问题。起先是“常常有人说向优秀传统学习”，即之就是“不甚明白优秀伟大传统为何事”。而往前更推十年，1942年沈从文为《长河》题集，其中有一深切广大关怀，则是“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入手”。1962年沈从文感叹自己如同写《边城》时说的老船夫，“人已居然活过六十岁，凡是命里应分得到的种种，都得到了。一生好辛苦的战斗”——他未必不知之后更十数年、他“命里应分得到”的辛苦与战斗还有“种种”。而1944年时写作《白魇》已然将此“辛苦”说透：不过是“和一种风气习惯而战斗”。这一“风气习惯”，说透了就是人类的甘于平庸、日益堕落、不能奋进、陷入麻木……就是业已堕落的“民族品德”。
　　沈从文后半生被动或主动离开小说写作对这一文体的丰实绽放，当是巨大损失。然他日后时时自承没有遗憾，却也并非虚语。我相信这内中自觉之饱满缘于他终究从未离开过他真正的问题意识即生命关切：关于优秀传统体认与民族品德重建。小说写作与文物研究毋宁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分别绽放，具体形式因此落入第二义，放弃稔熟的技能让他痛苦过，却非致命的，这一过程中更该让人仰之弥高的则是他“生者实宜百年长勤”（《喜新晴》跋语）的“耐烦”精神。无论具体时空如何败坏，他都顽强到近乎“霸蛮”地去践行自己一生的期许与承诺。试图使自己的小说能够“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可以比肩”（1963年致大哥沈云麓信）一争高下只是表象，背后真正的旨归，仍在这一民族的“优秀传统”究竟何在、仍在这一“民族品德”的消失如此惊人、重造如此迫切。
　　这点“理想”之高举，才是沈从文前半生与后半生毫无中断的精神价值关怀所在。他固执于此的反复吁请，在1940年时代开启的一批杂感文字例如《烛虚》，已经昭明：“‘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人？”曾被人讥为“卖乡下人”的沈从文刻意标榜身份，无非出于对“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的厌恶，厌恶所谓“近代教育”导致的“思想平凡自私，根本上又并无什么生活理想”，厌恶城市生活无所不在的“阿谀不自重风气”。他何尝不明白自己“似乎正在同上帝斗争”，因为“桃源”不是桃源，他在《长河》中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堕落实是普天下的共同命运，无论城乡，也无论中外、东西、古今。
　　难得的是，无论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变乱，世界在人的意志与信念中如何变乱，均不能影响沈从文心中自有一“永恒”与“常在”。这点真实素朴的类宗教情感、肩住了他烧红的痛苦。在被迫封笔、少有发表的四十年中，他总是能在大动乱中感领一份大静谧：
　　川江……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1951年入川土改船过巫山）
　　男女日夜在开会，这个老人却像是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完全不相关，在山顶上钓鱼。……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人民全体行动都卷入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音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得离奇。（1951年家书）
　　1956年秋天他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身份事过济南，仍然印象极深于它的“清净”：
　　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做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面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
　　半个世纪之后，在华北地区昔日的金秋十月如今深陷于挥之不去的雾霾污染中抄写这些句子多少有点嘲讽意味罢？然后又不。每个时代皆有自己的问题必须面对。早在沈从文写下上述唯美文字的二十余年前，1934年的湘西凤凰，沈从文同样在“变化”中只看到“堕落趋势”：
　　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已经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人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就中少数真有志气，有理想，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情。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长河》题记） 　　乃至1982年八十高龄沈从文“犹及回乡听楚声”，他同样要体认“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
　　当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抹去头尾，我们指称这段话在叙说当下中国某个城乡，依然成立。又过去仅仅三十余年，我们失去的何止“沅陵四县”。
　　正是基于自己“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1952年家书）较为深刻，沈从文才在1976年的举国狂欢中同样“静静”体认：“后遗症还是普遍存在，对社会好转形成极大阻力，任何好的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类似顽癣的种种现实，附着于皮肤上，还是至今无法对付。”甚至早在1952年家书中，他就表现出类乎预言家一样的深刻卓见：
　　都爱国家，（却）不明白国家前景为何事而国家过去又还有些什么可爱的东西，我总觉得一种恐惧和痛苦。因为这种种都和明天的民主趋势要求于一个做主人翁的应有认识不合，而容易于一切工作部门培养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两种或三种因子。
　　这点深入刻画基于他的“有情”：“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通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
　　只有为“事功”的“事功”，可能只能得到一种败坏、堕落的……民族品德。
　　1957年沈从文在上海画了一幅速写：“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
　　他的发现着实伟大。承载一切的亘古的沉静，学术地说，大概就是“道”，天地不变，道亦不变。犹如他暮年设计他理想中作为电影的《边城》，“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景中”，“动”的惟有“人之情感”。于是，需要重新返回静谧、推情合性。
　　每个时代尤其每个个体，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重建“属己的宁静”——不能将一切罪孽皆归结于时代、结怨于历史、推脱于命运——真理毕竟曾许人必得自由。
　　历史文物研究作为时代转折中沈从文的自主选择，他正是以之重建了“属己的宁静”、“稳住自己，免得发疯”（1976年致亲属信）。
　　要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昆明时期的“七色魇”中，他时时惊恐的无非就是“我的心便若失去了原有的谧静”（《白魇》）。我觉得自己有理由怀疑，假如沈从文没有“转业”——小说写作、文学创作，真能还给他“原有的谧静”？真能保他一直持存这份“原有的谧静”？
　　以“文学革命”发端开辟出的“现代中国”，太多关于“文学”的想像或认知依然需要落定或审视。黄遵宪所谓“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此类文人浪漫之见，怕是依然需要深度清理。作为近代第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作者钱基博何以竟而要称其著述为“一轶现代文人之忏悔录”？“女用色媚，士用文淫，所操不同，惑志一也”，今日读者，何可树之以“女权主义”大旗？此必质之以“民不见德，唯乱是闻。高文动俗，徒快一时”方见钱叟苦心孤诣。
　　“文学”古本含蕴克复己而非仅仅发抒情性——或者说，“文学”之情性本当“推情合性”。李叔同出家后，对于“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致晦庵书》）反复强调。此类感叹于传统中国原本基本可算作常识。只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数典忘祖到了不可思议地步。

二

　　为了探求、实证并保任生命“真谛”，一生倾情文学创作而终究试图放弃创作文学的，并非只有沈从文——虽然他所席卷的时代让这一选择变得貌似“被动”且充满苦难。“主动革命”的前辈，我至少可以举出我已经不能再谈的吕碧城（1883—1943）。某种程度，王国维（1877—1926）从“静安诗”与“人间词”走向商周古史研究，同样基于此种生命渴盼自由。近代史上最为彻底一次转身，恐怕还少不了干脆落发为僧的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只有曾以一性一命彻骨投身“文学”（“美术”）之人，才有资格体悟、道破、乃至疏离于“文学”（“美术”）自身的薄脆、虚妄、空幻——但这的确不是“文学”自身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应越界——“诗”必然不能直接拯救世界。
　　清末民初出色的四川籍诗人赵熙（香宋，1867—1948）曾言：“三十前学诗。三十后专治小学古文。年近五十又学诗。文章高下之境，一一悬量胸中，求以自立，乃知世之驰逐虚声者，政隳苦海也。今老矣，追数一生闻见，仍以仁者为至难。”其所强调，无非学养以滋诗艺，学贵能化，情贵能正，天下至难，仍是一品德情操问题，人之为“仁”。
　　与词媛吕碧城三十年不通音讯的二姊吕美荪，同样是一位才华蕴藉的女诗人，在早岁收入《辽东小草》的《书怀》中吕美荪如此洞察“情·爱”：“群能有体原因爱，事到无情岂是仁。”这是“宣尼徒”、儒门弟子应有口吻，却并非因此就少却道理。对于必死的凡人，如果心量不能打开，不能“上出”（潘雨廷语），仅仅囿于一己生命之伤悼，则无人能治愈时间定会刻画在生命中的伤痕：“镜逝颜丹，梳零鬓碧，暗转年华烛。旧蟾无恙，隔林犹媚秋绿。”（吕碧城《百字令》）
　　张新颖教授长达十六年的因缘与长达六年的辛苦完成这部传记，精彩刻画，动人处多，惟其结论，“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可能话只说对了一半。
　　离开丰盈厚养的历史沃灌，个人依然弱小不堪;除了融入无边无垠的历史长河，个人其实委琐困顿。
　　沈从文的爱与美之长久，恰恰在于他放下了“个人”而赢得了“自己”。他从来未尝背叛的“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青色魇》），恰恰是突越“个人”的。按照他的话，“‘美’字笔画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爱’字虽人人认识，可是真懂得它的意义的人却很少”（《昆明冬景》）。何以平凡柔弱的生命能有如此强大的勇气与信心，何以在艰难屈辱当中不知疲倦书写历史文化长河故事——他的文物研究。难道不是深藏于“历史”之流中如一之道首先载起了行将溺水的他：“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 　　把个人的存在连接到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创造的伟大传统中来，基于一种自觉的“上出”，基于沈从文对人性人心深刻真挚有情至爱的体认。“延续生命扩大生命到有效工作方面去”（1961年至汪曾祺信），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成为“上出”的世法具体归宿。类似的追求，原本也已就孕育在了他的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中：
　　（生命）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形式，某一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抽象的抒情》）
　　197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有机会从海外归来拜望恩师的旧时西南联大的老弟子们，直觉他们昔日的老师更见“开朗与坦诚”、谈起文物如同“蒙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许芥昱）、“沈先生……非常健康，精神更好，面孔很红润，不像我们在大西南时那样面色苍白;而且十分开朗，讲话声音也响些”（钟开莱）。这些描述，实则都是接近真相的判断。经由历史与传统的恩养，“转业”成就了沈从文生命意义上的回归与突破。
　　尽管百折千回，尽管百苦煎焦，这主动被动的生命“上出”，被证明纯然是一种厚实与升华。
　　沈从文从不回应那些对他“不再创作”的惋惜之声，其中自有真理存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他全身心致力于这一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品德的探索重造当中时，这一传统品德首先亦毫不犹豫、毫无吝惜地丰实、坚韧、扩充了他的生命意趣与意志。所谓“活得格外健康而自由”、放下“过去一切”、忘记“个人小小得失”（1975年致钟开莱信）……皆非唱高调之语，而是肺腑之言。1980年出现在美国的沈从文在金介甫品来，“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这种观感顺理成章。张新颖教授说沈从文沉醉后半生的历史文物研究不仅让他付出了超常的耐心与精力、忍受了长久的寂寞、艰难与屈辱，也深刻体会到别人无法感受的平静、喜悦和充实，是为知音之言。
　　沈从文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即“逐渐失去了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静谧”（《黑魇》）。这静谧是他的生命之根。将近不惑之年前后，“自然”已穷于提供这种营养，所谓源于青年异性激发的情感发炎云云，了无非这一精神资粮弹尽粮绝之后急于重建的试探。类似的试探很快必然终止、因为这个人不甘堕落、也明白空虚。1949年3月一度自杀事件之后，他对自己的精神恢复亦描摹为“悲剧转入谧静”。他是通过历史文物研究重建并保有了这一谧静。他上接的传统之博大源深，厚养了他的精神力量与仁爱情思。
　　沈从文身后，工艺美术与物质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潮流所及，花朵坛罐的个人意趣与常识研究俨然大国成为显学，不仅登堂入室，更成官样文章，却有许多流于琐屑。貌似追随其后的私小说写作也往往陷入大淖。原因倒不复杂，匮乏的就是他生命质地中洪荒谧静无所不在的悲天悯人之情。能有几多人继承下这个时代捆不住的人“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
　　他所言称的“群众哀乐实在我的生命里”（1952年家书），所感受的“真正出于万千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工艺美术伟大成就”（《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绝非仅出于一个时代的政治压力与言论导向，他并非“不合群”。只是对于“群”、“独”关系有着准确理解，更看重“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明白“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在他精神深处，此种超逾“小我”走向“大处”的“上出”早就是一种必然趋向，他的“耐烦”让他没有放弃，他的“长勤”让他满载而归，他的“谧静”让他没有自失，所谓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毋宁就是破执、忍辱、精进而得静定、喜乐、禅悦。
　　孟子所云“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潘雨廷先生曾将此释读为属于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的“数量级”（文见《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张文江记述）三阶段，正与“上出”是同一类事。廿几年前潘先生又讲解《安盘守意经》，有恒言：“所知障要弄到没有，基本的方法叫‘还’，佛教名辞叫回向。把以前学的许多知识，甚至把出生以前的东西都还，还得干干净净，走时没有负担，故由还而净。自己认识了，能说服一个好一个，专门先责怪别人，最后自己也被同化掉。”沈从文则在《绿魇》中将生命的“上出”与“回向”做了更为具体、直观的描述：
　　一个人从壮年移渡到中年，由中年复转成老年，先是鬓毛微斑，随即满头如雪，生命虽日趋衰老，一时可不曾见出齿牙摇落的日暮景象。其时生命中杂念与妄想，为岁月漂洗而去尽，一种清净纯粹之气，却形于眉宇神情间。人到这个状况下时，自然比诗歌和音乐更见得素朴而完整。
　　沈从文称之为“完全趋于谐和”。
　　认真负责的写作原本应该也是一种“回向”才对。包括那些严肃苛责的文体教育与训练。章太炎先生有告其弟子黄侃曰：“轻著书，妄也;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此中分寸拿捏，真非仁者莫为。“文以载道”始终是必要的，道以文显，文以道存。

三

　　某某开山、“一代大师”诸名讳可以实至名归加诸沈从文，但无论如何在他看来都该像些嘲讽，犹如1950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他从大厨房中“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的几位炊事员身上所得。
　　“临事庄肃”、“为而不有”即足以刻画他的价值。
　　即使清早极静林中一声竹雀，都足以让他“不敢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