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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的巨额“双赤字”和亚洲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近年来极受瞩目。2006年底，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就此问题接受了《财经》专访。本文根据专访整理，并经其本人审订。
美国的“双赤字”，即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是世界经济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同样有双赤字问题。当时，家庭储蓄和公司积累都很充足，政府大规模的赤字最终降低了国民储蓄水平，引起了贸易赤字。
目前，美国财政赤字相对不大，占GDP比重不到2％，并且正在减少，基本处于平稳的水平上。民主党入主国会后，美国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有很大不同，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变化。费尔德斯坦认为，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双赤字，而是低国民储蓄，因为若想在低储蓄的情况下投资，就不得不从国外筹资。20世纪80年代的低储蓄是财政赤字导致的，而现在国民储蓄率低是因为家庭储蓄实际为负值。
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走软，储蓄率上升，2006年三季度GDP增长也有所放缓。因此，就美国短期货币政策而言，提高利率已不像几个月前那么合乎时宜。另一方面，价格数据表现不错，但几乎所有工资指数都比一年前上升了5％－6％——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很可能引起美联储不希望见到的通货膨胀。因此，目前联储采取等待和观望的立场不足为奇，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费尔德斯坦为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开出的一个适用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处方是：在美国国内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在国外则使美元汇率保持在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这一办法的着眼点在于通货膨胀。
在实践中，美国政府除了嘴上说说“强势美元”的好处，没有做任何有助于提升美元汇率的事。布什政府一再表示，从罗伯特鲁宾（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时期甚至更早时开始，美国一直受益于强势美元。这使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印象，即强势美元是美国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由于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这让人们相信美国政府也会干预，并且正在干预。但是，干预外汇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从克林顿时期起，美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就十分微弱，而且这种干预是双向的。
费尔德斯坦真正期望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做的，是澄清“强势美元”的含义。人们不一定分得清美钞和星条旗的区别——当美国人看到“美元被击垮”这样的新闻标题时，其爱国情感可能会受伤。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货币的购买力。美国经济的主体是国内经济，进口额仅占美国GDP的15％左右；而人们真正关心的，还是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所以，费尔德斯坦一直认为，应当采取某种政策将美国通胀保持在低水平，同时让美元保持较高的购买力。
“美国国内实行强势美元，在国外则实行有竞争力的美元”，这一表述也是对所谓“宣传口径”的纠正。费尔德斯坦认为，既然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保持国内的低通胀，并乐于见到美元汇率的调整，那就不要用“强势美元”的声音迷惑市场。近年来，数任美国财长怎么能既说“我们希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又说“我们需要强势美元”呢？他们应该说的是：“我们希望保持美元的强购买力——就美国国内市场而言”。
在进行必要的汇率调整以减少赤字的同时，保持美元的购买力是可能做到的。因为只要美国国内保持低通胀，即使“美元被击垮”，美元购买力也不会有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时美元汇率就出现了大幅贬值，而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却很低。所以，美元贬值和美国低通胀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追究20世纪80年代美元大幅贬值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是1985年美国财政部推动的“广场协议”造成的。但是，美元的贸易加权价值自1985年1月就开始下跌了，而广场协议发生在当年9月。当时，相对于日元而言，美元的确大幅度贬值，但从总贸易权重的角度衡量，美元对欧洲货币的波动并不大。
费尔德斯坦说，早有学术论文指出，当本币下跌时，财政部长通常会遭到解雇。这精彩地解释了为什么财政部长们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货币贬值。在“广场协议”前后任美国财长的詹姆斯贝克就经常说，“如果欧洲不振兴自己的经济，以减轻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元就要下跌。”他的本意并不是“我（贝克）要让美元贬值”，而是“如果贸易赤字继续扩大，市场的力量将导致美元下跌”。但他自己避免了麻烦，因为如果美元真的贬值，他就可以归咎于欧洲，而不是等着市场来向他问罪。
今天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对市场进行了干预，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证据。目前中国正准备减少干预，并允许人民币升值。问题是升值的速度。如果仅仅升值三到四个百分点的话，外汇储备的积累只会继续增加。
中国的信心正在提高，即通过扩大内需，可以允许人民币升值，即使这会造成出口下降。中国不希望被韩国或泰国占领市场。因此，很自然地，中国会对他的邻居们说：“美元对亚洲货币的贬值已不可避免，我们需要协调地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将采取行动，同时希望你们合作，不要让你们的货币相对人民币贬值。”
这就是费尔德斯坦为什么主张一个亚洲版的“广场协议”，而非美国的政策干预；不仅美国不应当干预外汇市场，中国也应当减少这种干预，并与其他亚洲国家就此保持协调。这是一个非常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立场。
通常，关于汇率的国际合作不会产生很大效果。每一次G7峰会和其他类似的场合，美国都宣称要削减预算赤字，欧洲则说要加快增长，但实际效果很小。比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财政部长可以承诺一切，但他未必能够履行，因为他需要面对国会的制衡。
不过，中国、韩国、日本之间是能够合作的，因为中国对其他两国的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中国是加工贸易模式下的大买家和长期投资的集聚地。如果中国对他的邻居说“我们这样做吧”，那么事情就会发生。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扩大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增长的依赖？费尔德斯坦认为，中国有很多备选的政策工具去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之一是政府创造需求，如修建学校和医院，增加更多的雇员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目前中国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增加投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4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储蓄，也有家庭储蓄。如果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得到改善，人们可能就不会如此大量地储蓄了。
最后，如果美元果真大幅贬值，美国贸易赤字收窄、利率上升，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将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政策。中国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即在出口盈余减少的同时，需要培育国内需求。欧洲还并不十分接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没有贸易顺差，所以我们不存在问题，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但市场不会把他们晾在一边。如果美国进口减少，对欧洲的进口也会和对亚洲的进口一样减少。所以欧洲应该认真考虑刺激总需求。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在外部压力下采取行动，以及行动是否足够迅速。
如果调整时机选择不当，世界的确可能会陷入一次衰退。不过几年之前，美国就遭遇过一次轻微的衰退，但它非常温和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它曾经发生过。那时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那样，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出现了基础性的失衡，要求采取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目前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人们对此也不缺乏了解，“所以我的态度是乐观的”，费尔德斯坦说。
以美国的巨额“双赤字”和亚洲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近年来极受瞩目。2006年底，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就此问题接受了《财经》专访。本文根据专访整理，并经其本人审订。
美国的“双赤字”，即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是世界经济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同样有双赤字问题。当时，家庭储蓄和公司积累都很充足，政府大规模的赤字最终降低了国民储蓄水平，引起了贸易赤字。
目前，美国财政赤字相对不大，占GDP比重不到2％，并且正在减少，基本处于平稳的水平上。民主党入主国会后，美国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有很大不同，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变化。费尔德斯坦认为，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双赤字，而是低国民储蓄，因为若想在低储蓄的情况下投资，就不得不从国外筹资。20世纪80年代的低储蓄是财政赤字导致的，而现在国民储蓄率低是因为家庭储蓄实际为负值。
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走软，储蓄率上升，2006年三季度GDP增长也有所放缓。因此，就美国短期货币政策而言，提高利率已不像几个月前那么合乎时宜。另一方面，价格数据表现不错，但几乎所有工资指数都比一年前上升了5％－6％——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很可能引起美联储不希望见到的通货膨胀。因此，目前联储采取等待和观望的立场不足为奇，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费尔德斯坦为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开出的一个适用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处方是：在美国国内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在国外则使美元汇率保持在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这一办法的着眼点在于通货膨胀。
在实践中，美国政府除了嘴上说说“强势美元”的好处，没有做任何有助于提升美元汇率的事。布什政府一再表示，从罗伯特鲁宾（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时期甚至更早时开始，美国一直受益于强势美元。这使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印象，即强势美元是美国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由于相当一部分国家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这让人们相信美国政府也会干预，并且正在干预。但是，干预外汇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从克林顿时期起，美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就十分微弱，而且这种干预是双向的。
费尔德斯坦真正期望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做的，是澄清“强势美元”的含义。人们不一定分得清美钞和星条旗的区别——当美国人看到“美元被击垮”这样的新闻标题时，其爱国情感可能会受伤。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货币的购买力。美国经济的主体是国内经济，进口额仅占美国GDP的15％左右；而人们真正关心的，还是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所以，费尔德斯坦一直认为，应当采取某种政策将美国通胀保持在低水平，同时让美元保持较高的购买力。
“美国国内实行强势美元，在国外则实行有竞争力的美元”，这一表述也是对所谓“宣传口径”的纠正。费尔德斯坦认为，既然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保持国内的低通胀，并乐于见到美元汇率的调整，那就不要用“强势美元”的声音迷惑市场。近年来，数任美国财长怎么能既说“我们希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又说“我们需要强势美元”呢？他们应该说的是：“我们希望保持美元的强购买力——就美国国内市场而言”。
在进行必要的汇率调整以减少赤字的同时，保持美元的购买力是可能做到的。因为只要美国国内保持低通胀，即使“美元被击垮”，美元购买力也不会有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时美元汇率就出现了大幅贬值，而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却很低。所以，美元贬值和美国低通胀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追究20世纪80年代美元大幅贬值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是1985年美国财政部推动的“广场协议”造成的。但是，美元的贸易加权价值自1985年1月就开始下跌了，而广场协议发生在当年9月。当时，相对于日元而言，美元的确大幅度贬值，但从总贸易权重的角度衡量，美元对欧洲货币的波动并不大。
费尔德斯坦说，早有学术论文指出，当本币下跌时，财政部长通常会遭到解雇。这精彩地解释了为什么财政部长们不希望看到他们的货币贬值。在“广场协议”前后任美国财长的詹姆斯贝克就经常说，“如果欧洲不振兴自己的经济，以减轻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元就要下跌。”他的本意并不是“我（贝克）要让美元贬值”，而是“如果贸易赤字继续扩大，市场的力量将导致美元下跌”。但他自己避免了麻烦，因为如果美元真的贬值，他就可以归咎于欧洲，而不是等着市场来向他问罪。
今天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对市场进行了干预，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证据。目前中国正准备减少干预，并允许人民币升值。问题是升值的速度。如果仅仅升值三到四个百分点的话，外汇储备的积累只会继续增加。
中国的信心正在提高，即通过扩大内需，可以允许人民币升值，即使这会造成出口下降。中国不希望被韩国或泰国占领市场。因此，很自然地，中国会对他的邻居们说：“美元对亚洲货币的贬值已不可避免，我们需要协调地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将采取行动，同时希望你们合作，不要让你们的货币相对人民币贬值。”
这就是费尔德斯坦为什么主张一个亚洲版的“广场协议”，而非美国的政策干预；不仅美国不应当干预外汇市场，中国也应当减少这种干预，并与其他亚洲国家就此保持协调。这是一个非常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立场。
通常，关于汇率的国际合作不会产生很大效果。每一次G7峰会和其他类似的场合，美国都宣称要削减预算赤字，欧洲则说要加快增长，但实际效果很小。比如，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财政部长可以承诺一切，但他未必能够履行，因为他需要面对国会的制衡。
不过，中国、韩国、日本之间是能够合作的，因为中国对其他两国的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中国是加工贸易模式下的大买家和长期投资的集聚地。如果中国对他的邻居说“我们这样做吧”，那么事情就会发生。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扩大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增长的依赖？费尔德斯坦认为，中国有很多备选的政策工具去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之一是政府创造需求，如修建学校和医院，增加更多的雇员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目前中国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增加投入。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4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储蓄，也有家庭储蓄。如果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得到改善，人们可能就不会如此大量地储蓄了。
最后，如果美元果真大幅贬值，美国贸易赤字收窄、利率上升，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将不得不调整他们的政策。中国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即在出口盈余减少的同时，需要培育国内需求。欧洲还并不十分接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没有贸易顺差，所以我们不存在问题，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但市场不会把他们晾在一边。如果美国进口减少，对欧洲的进口也会和对亚洲的进口一样减少。所以欧洲应该认真考虑刺激总需求。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在外部压力下采取行动，以及行动是否足够迅速。
如果调整时机选择不当，世界的确可能会陷入一次衰退。不过几年之前，美国就遭遇过一次轻微的衰退，但它非常温和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它曾经发生过。那时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那样，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出现了基础性的失衡，要求采取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目前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人们对此也不缺乏了解，“所以我的态度是乐观的”，费尔德斯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