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学院批评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但随着学院批评的日益壮大和成熟，这种批评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像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专在外围作战的迂回批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有批评家在批判和反思这些无效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要重视和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重建一个文学批评的时代。有效批评的方法有哪些？或许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实证分析是所有有效批评的基石。正是出于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忧虑和思考，李遇春先生推出了他的专著《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版），为当代文学批评指出了一种思路和方向。
　　《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是一部论文合集，收录了作者十多年的文学批评文章20余篇。一般说来，大凡论文集很难摆脱一种通病，即每篇文章的批评对象不同，运用的批评方法不同，即使单篇各各精彩，但合在一起也像是一锅五味俱全的大杂烩，味道很足，但终觉不够纯正。《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也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但如果细心地读下去就会发现，看似散漫的评论文章始终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就是作者一贯坚持的批评方法——实证批评。
　　什么是实证批评？它不同于人们习惯理解的考据式分析，而是一种在“充分吸纳传统中国学术和现代西方学术中的相关理论资源”（除非特别指出，引文均出自李遇春《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方法。这种批评方法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早已存在，成功的实证批评也不乏其例，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进一步把实证分为三种类型或方式，即“形证”、“史证”和“心证”。“所谓形证，即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批评家通过精微细致的艺术分析，发现文学自身所包蕴的真理，即作品独特的思想创造、作家独特的精神形态以及文学思潮或现象的独特意义。”离开了“形证”，批评可能是哲学批评、政治批评、文化批评、语言学批评，但就不是“文学”批评。“所谓史证，用西方文论的概念说就是社会历史批评，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知人论世’。” 离开了“史证”，文学批评就变成了就事论事，没有文学史的坐标和参照系，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将无从谈起。“所谓心证，即中国人所说的‘以意逆志’，至于西方文论中所对应的概念或批评流派，则远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所能涵盖。它主要是指以心理或精神为中心的对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所做的心理批评或精神批判。”离开了“心证”，作者和作品便失去了联系，批评会陷入纯粹的形式主义。当然，作者所倡导的实证，是形证、史证和心证的三位合一，三者彼此融合，又互相渗透。《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所收录的论文，便是作者多年来坚持实证批评的结晶，也是实证批评的成功典范。
　　该著共分四大版块，每个版块各有侧重，也各具特色。“文学史新观察”版块侧重于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考量，即偏重“史证”。如《符号的行旅——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土地话语演变的一个历史轮廓》一文，借用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把土地作为一种符号，通过对半个多世纪来关于土地文本的深刻解读，从1950-1970年代的土地政治符号化，到1980年代的土地经济、文化符号化，再到1990年代以后土地的精神和消费符号化，全面展现了土地叙事话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历程。文章以小见大，举重若轻，通过土地叙事话语的演变来透视当代农村叙事的演变，而农村叙事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丰富和发达的创作题材，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该文既是一种当代农村叙事研究，也是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侧面研究。该文虽然强调的是土地叙事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但作者的论述始终从具体的文本出发，并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变化来透视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体现了实证的批评方法和原则。
　　《六十年代初历史小说中的杜甫形象》选取的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横断面，以1960年代初的五部杜甫题材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五部小说叙事策略的分析，展示了不同作家在那个时代的各异心态，从中发现时代话语对作家们的规训，以及作家为迎合或者逃离这种规训所做的努力。该文既对1960年代初期的文坛现状做了整体性的描述，又选择五部杜甫题材历史小说做个案分析，既注重对文本的细致研读，敏锐把握和捕捉小说的特点和具有意义深度的细节，又不是仅仅拘泥、局限于文本解读，而是通过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作家心态的合理追踪和深度剖析，探讨作家的创作困境背后深藏着的某些复杂的因素。宏观揭示与微观分析、整体概括与个案讨论的有机结合，使整篇文章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革命年代的文学蜕变”版块，侧重于对延安文学的深度解读，在实证分析中更倾向“心证”。作者选择了丁玲、何其芳、贺敬之等几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其典型性在于，他们都曾是具有一定叛逆精神和艺术才华的小资产阶级，来到延安后，随着身份的转变，他们的创作也迅速向“左”的方向发展。但创作上的转变并不像身份的转变那么轻松，以前的生活经历和固有艺术旨趣早已成为他们思想和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们实现 “脱胎换骨”的阻力，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丁玲延安时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基本定型的红色文艺生产规范的藩篱，同时也烙上了红色话语权力运作的深刻印痕，但丁玲运用自我投射、体验“他者”和忏悔仪式三种话语防御策略，对当时主流文学话语规范的制约和压抑构成了一种冲决，从而使她的作品也涌动着五四知识分子的“灰色”的启蒙情绪。何其芳比丁玲小八岁，尽管也面临如何融入红色话语系统的折磨和痛苦，但生活经历的相对简单也预示着他的转变不像丁玲那么艰难。他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和超越当时已基本定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何其芳的心理困境，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相比于丁玲与何其芳，更年轻的贺敬之进入延安时（16岁）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没有成形，他的转变也最为轻松和彻底。虽然他早期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之路，有些作品还带有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迅速完成从“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转型。建国初期他也有过“现实主义深化”的艺术探索，但1956年后他开始全面走向“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主流。三代作家，一条道路，目的相同，过程迥异。他们的创作表明，愈是风格定型的作家，实现创作上的转型愈艰难。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均建立在具体文本、创作现象、作家文化心态的细致分析和清理之上，恰当中肯，不时有卓见流出，令人拍案叫绝。 　　“变革年代的文学突围”版块，聚焦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热点问题，在批评方法上运用的是“形证”、“史证”和“心证”的合一。收录的几篇文章，题材广泛，视阈开阔，既有轰动一时后来沉默的老作家张一弓，又有1990年代热衷叙事艺术的中年作家格非，还有新世纪崛起的70后青年女作家乔叶；既有历史题材小说，又有关注现实的文本；既有乡村叙事，又有都市书写。一位作家代表一种类型，组合在一起可大致反映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这些批评，由于能及时地跟踪、反映作家的创作动向和作品的艺术信息，因此具有与创作几乎同等的时效性。
　　作为一名湖北籍的批评家，作者一直关注湖北作家的创作现状，“聚焦文学鄂军”版块，又显示出作者批评的另一个方面的特征。由于作者对湖北水土和湖北作家有着更深的知和爱，因此这些批评具有了一种情理交融的风格，无论褒贬都有强烈的感情，指点评说皆源于真切的感受。这种抽象化的抒情，赋予了评论以情感的温度，因而具有一股感人的力量。
　　如前所述，该著是一部论文合集，收录了作者十多年的文学批评文章，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文学批评家成长历程的见证。作者虽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和《新华文摘》等权威刊物上发表文章十余篇，但并没有因此而鄙弃自己早期的“习作”，甚或有一点敝帚自珍的心态。《一个“联对梦”小说文本》、《入城·围城·突围》和《破碎的英雄与英雄的破碎》便是作者读硕士研究生时写作和发表的作品。这些批评以对作家、作品的阐释为主，侧重于对作品的主观感受，显示出作者极高的的文学批评研究的天赋和起点。新世纪前十年是作者批评的井喷期，该著入选了九篇。这一时期的批评仍以作家论、作品论为主，但实证分析已成为作者的一种自觉，批评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加强。2010年以来的批评可以看作是第三个时期，该著入选了十一篇文章（加上卷首和卷尾），几乎占了整部著作的一半，足见作者对这一时期批评的偏爱。作者的偏爱是有理由的，作为读者，我也最喜欢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仅因为作者的研究视野更开阔，文笔更老练，而且没有了前十年批评的书卷气，对理论的运用进入了一种化境，语言也开始走向平淡，表现出一种大家的气度和风范。如果给该著加一个副标题的话，我的建议是：批评家是如何炼成的。
　　总之，该著是对近年来文学批评无效性的一种反思和反拨，当代文学批评要摆脱“失语”或“缺席”的状态，必需注意和寻找学理上的依据，即批评的尺度、标准和方法手段等，重建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实证批评即有效批评的代表，它的价值和意义将在未来的文学批评中得到验证。
　　李遇春先生刚过不惑之年，但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已“不惑”多年，如此年轻就已经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颗文学批评大家之星正在升起。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1] 於可训：《漫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文艺报》201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