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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严歌苓通话时她刚从上海回北京，说又在签约，明天将启程赴柏林。我问：“不是早就说你要回美国的吗？”她说：“美国太闹，写不了东西，还是柏林好，谁也不认识我。”一听这话我就呵呵笑了。她也笑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严歌苓是当代能以双语创作、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其作品大量被翻译为英、法、日、泰、荷、西班牙等多国文字，被多次转载并改编成电影。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评价，都折射出强烈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她生于上海，长于安徽马鞍山。父亲和爷爷是作家，母亲是演员。12岁参军成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她曾担任战地记者。那些伤员对生命的渴望，深深震撼了她。1980年她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该剧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自1983年起，严歌苓从成都军区文工团调到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创作了《残缺的月亮》、《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大沙漠如雪》、《父与女》、《无冕女王》等剧本。1981年至1986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来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与莫言、余华、迟子建同學。1988年由严歌苓等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避难》被搬上银幕，通过女性的遭遇来表现战争的残酷。之后赴美，进入名校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代表作品有：《陆犯焉识》、《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妈阁是座城》、《一个女人的史诗》、《穗子物语》、《人寰》、《少女小渔》等，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目前，严歌苓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亦为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
严歌苓：我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再活一遍
这些年严歌苓几乎每年出版一两部长篇，产量之高令人惊叹。而且几乎每部都同步改编成影视剧，颇受关注。201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芳华》，透过故事的讲述者萧穗子的眼睛，透视上世纪70年代一群从大江南北招募而来进入部队文工团的少男少女——刘峰、何小曼、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青春、隐忍的爱情和坎坷的人生。而同时改编的电影《芳华》由冯小刚执导，严歌苓编剧，黄轩、苗苗、钟楚曦、杨采钰、李晓峰、王天辰、王可如、隋源等主演，于2017年12月15日海内外同步上映。
其实，“芳华”雏形在《穗子物语》中，作者称，“穗子”是“‘少年时代的我’的印象派版本”。《穗子物语》讲述了少女穗子在“文革”中的成长经历。叛逆的青春少女夹缠在乱世革命、动荡、毁灭和性启蒙之中，笔调却轻快简约。难得的女性视野、历史记忆与个人体验的结合，使讲述得到升华。其中部分篇章一经刊登，就高居阅读排行榜首位。
严歌苓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作品产量和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准，在国内同年代作家中少有。作品中，她直面战火涅槃重生的灵魂、曾经走过的生命暗谷，以文字及影像重塑了一个涵括禁锢与冲突、泪水与欢笑爱恨交织的年代！其特殊经历成为创作之源。
严歌苓早期的军旅生涯，到后来寄居海外的经历为其创作带来了丰富的宝藏。有人称其“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她称自己有两条命，多变若妖。前半生戎马边疆，后半生寄居海外。她有海外作家的疏离冷冽，外交官夫人的优雅……几乎生活在传说之中。比起任何一个当代女作家，她更能激起读者“索隐”的狂热。“我是个活得很私密的人。”她喜欢虚构，喜欢将真实的自己一笔笔刻在书里，就如同穿上红舞鞋的芭蕾精灵，她永远被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严歌苓说，写作之于她，是一种秘密的过瘾。
“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写作让她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
严歌苓自述：多事的童年与少年使我被迫停止正常就学，从而得到非常教育（比如大量地自由地阅览作家父亲的藏书，阅览人与人斗、人与己斗的乱世），使我极早认识和思考人性。不平常的少年成长经历所给予自己的独特敏感。在军队的粗粝环境中，作为一个“反动作家”的女儿所经历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这危机所带来的外表/内心分裂化成熟，就是我最初寻找内心秘密表达的时刻，那就是文学，对于父亲藏书的粗略阅览和我想搜寻的内心的秘密关联。
当记者问为什么她描绘的女性很多都是将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人物时，严歌苓说：“这是我的向往。我12岁进入部队，就知道让天性泛滥是绝对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收敛自己。但是我从本性上来说，应该有和她们近似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做小说家？因为我可以在书里再活一遍！”
《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那种悲悯，深刻，含着隐忍之冷。她是个会“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刚怒目，她的锋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对于写作，她说：要独断专行，“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要听”。乍一听，这不像那个姿态优雅的严歌苓，那属于隐匿在微笑下面的固执与尖锐，是她的另一种私密。
“家庭是我最好的学校和老师”
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作家。母亲贾琳，话剧演员。严歌苓表示，她在文学上能取得如今的成绩，受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没有我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在严歌苓看来，父亲那一辈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带有很深的对国家、民族走过的路的沉重反思。他们的理想主义在作品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就算他不为国家民族忧患，也会有一些别的，比如个体的痛苦”。而严歌苓自己的忧患意识则和父亲类似，甚至两人还相互分担，“不过我们这一辈人会比父辈更宽恕。” 严歌苓坦言，尽管父亲从来没教过自己该如何写作，但作为第一个读者，每当看完严歌苓的作品，父亲总能给出最一针见血的评价，直指严歌苓最心虚的地方。
“我的第一个作品是童话诗，父亲就告诉我要先学会写大白话；后来《人寰》得了大奖，父亲说的确是写得很好，但太理性了，所以我后来又写了写实的《谁家有女初长成》。”父亲曾给越来越忙的严歌苓一个忠告：要在喧嚣中沉下去。
在赴美留学之前，严歌苓并没有真正学过写作，不过，父亲的藏书却是她最好的学校和老师，“当时可以找到的经典作品我家基本都有，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除了藏书之外，父亲对音乐、绘画和建筑同样研究颇深，而这些严歌苓也都耳濡目染。
写作的起因和动力：对身份的敏感和对弱者的悲悯
1989年赴美求学，开始了脱胎换骨的痛苦历程。“出国留学的经历再次使我进入身份认同危机，一贯存在的敏感达到了极致化，因为异域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全然陌生——语言文化的陌生，意识形态和表达的陌生，一切都向内心活动转化，于是这种displacement给我带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
“从此不断地迁移，Displacement成了我的正常心理体验，在各国寄居的状态中我一直保持那种敏感，即轻微不适的那种敏感，它使我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在旅居多国的十几年中，我创作了一系列长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一个女人的史诗》、《寄居者》、《妈阁是座城》、《床畔》、《舞男》、《芳华》等等十多部作品。迁移使我不断蝉蜕，不断新生。”
“我的很多灵感来自过去的痛苦，作为一个移民不是吃不饱、穿不暖和心灵上受折磨这样的痛苦。应该说，越年轻痛苦越少，我现在反而越来越觉得幸福总是和青春相伴，因为那个时候无论你闯什么样的祸，经受什么样的痛苦都可以享受，现在反而心越来越软，所有的事情都能触碰到我痛苦的神经，后来转过来写大陆作品的时候，就是长久长久以来我在为之痛苦的一些东西。”
严歌苓说：“过去写《白蛇》、《扶桑》等小说的时候，每每在写作前挖空心思地去思考结构，非常艰难地想一个作品的形式，希望有所创新，然后呕心沥血地去写。结果作品出来，除了专家认可外，读者并不买账，还常被人讥笑为‘雅不可耐，高不胜寒’。当我不去考虑那些复杂的东西，平铺直叙地去讲故事时，反而受到读者喜爱，就像后来写的《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写作过程就舒畅极了，根本没有觉得有任何难度。然而这也正是她的悲哀，因为一旦创新就可能失去读者，我想这也是每个作家的悲哀，谁都不希望受到冷落，我当然也不希望，我不想听到读者说，你写的东西我怎么看不懂。我不想失去现在已经拥有的读者群，我还没有牢牢抓住他们。让我和读者再紧密结合一阵后，我再去创新另外的小说形式。”
曾经有人问《芳华》书中的萧穗子在部队写情书，是否来源于真实的过往？严歌苓说：“是的，是我干过的傻事。她叫萧穗子，15岁时的经历。”
前年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举办严歌苓作品研讨会。其间，她说人们往往都害怕被边缘化，而去抱团，甚至有意无意欺负弱者。在人群中总有少数人是被众人冷落或背后嘲笑，这样的人因不合群或孤僻而被边缘化。她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希望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好像自己也是这样的。
严歌苓说：“我本人是一个比较怯懦不敢得罪多数人的人，活着就想让方方面面的人都高兴，但是萧穗子敢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果你们把萧穗子认为是我，我会很得意，因为严歌苓说不出来的话，萧穗子可以说得出来。”
“很长时间里我也在想，对弱者进行‘墙倒众人推’般迫害的人性弱点到底是哪里来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现象，导致了四个主人公的不同命运。”
“这就是我写这篇小说的起因和过程。我给小刚导演说，我这小说，不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唯美和诗意。我写得虽然美丽，但是还有人性的阴暗面，不过小刚看完之后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帮他编剧，把这部电影做出来了。”
陈思和表示：“大家都会感受到，其实严歌苓的小说中有两种风格的女性角色，一种是《扶桑》那种的，在我看来是中国传统的女性中特别伟大的形象，有土地一样的品格，非常谦卑，虽然受到侮辱，但在受侮辱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伟大。这在严歌苓的小说中非常典型，也可以说是她独创的，这样的形象在我们整个文学史上有特别的意义，但这种形象在这部小说里，成为了男主角刘峰。实际上，严歌苓的创作中始终都有一个人是一直承担着一些东西的，也总能展示出伟大。”
“变动不居的美学追求”
严歌苓的小说刚柔并济，语言极度凝练、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评论家道：“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雷达）“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施站军）“严歌苓作品技术含量比较高。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拥有一种典型的、好莱坞电影与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陈晓明）“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李敬泽）
就如同她个人形象的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每部作品中都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严歌苓。有人说严歌苓的文字有一种非她不能表达的性感，带着别人效仿不得的魔力和妖气。“她的小说语言往往以直觉逼近哲学，依赖比喻、諺语，讲故事，讲段子。说话直白、简短，反而举重若轻，语言精准到底，让你觉得无可再深了。”
“让清高的作家走到文字前面，用影视剧来宣传文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她说。但她也在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她称自己是一只文学候鸟，几乎每年都要飞回祖国，休养生息，然后再飞走。
回到家的严歌苓，生活简单安静。“我每天都是早晨一杯浓咖啡，然后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然后她做功课我回邮件。晚上一般是我做晚饭，吃完晚饭总是看一部电影或者读两小时的书。在一些人看来，我的生活一定非常单调，但我把这个叫作享清福。”
她的生活似乎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一个样子，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
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柏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栖居异乡，嬗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本人也一直在变。
严歌苓是当代能以双语创作、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其作品大量被翻译为英、法、日、泰、荷、西班牙等多国文字，被多次转载并改编成电影。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评价，都折射出强烈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她生于上海，长于安徽马鞍山。父亲和爷爷是作家，母亲是演员。12岁参军成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她曾担任战地记者。那些伤员对生命的渴望，深深震撼了她。1980年她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该剧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自1983年起，严歌苓从成都军区文工团调到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创作了《残缺的月亮》、《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大沙漠如雪》、《父与女》、《无冕女王》等剧本。1981年至1986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来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与莫言、余华、迟子建同學。1988年由严歌苓等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避难》被搬上银幕，通过女性的遭遇来表现战争的残酷。之后赴美，进入名校写作系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代表作品有：《陆犯焉识》、《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妈阁是座城》、《一个女人的史诗》、《穗子物语》、《人寰》、《少女小渔》等，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目前，严歌苓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亦为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
严歌苓：我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再活一遍
这些年严歌苓几乎每年出版一两部长篇，产量之高令人惊叹。而且几乎每部都同步改编成影视剧，颇受关注。201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芳华》，透过故事的讲述者萧穗子的眼睛，透视上世纪70年代一群从大江南北招募而来进入部队文工团的少男少女——刘峰、何小曼、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青春、隐忍的爱情和坎坷的人生。而同时改编的电影《芳华》由冯小刚执导，严歌苓编剧，黄轩、苗苗、钟楚曦、杨采钰、李晓峰、王天辰、王可如、隋源等主演，于2017年12月15日海内外同步上映。
其实，“芳华”雏形在《穗子物语》中，作者称，“穗子”是“‘少年时代的我’的印象派版本”。《穗子物语》讲述了少女穗子在“文革”中的成长经历。叛逆的青春少女夹缠在乱世革命、动荡、毁灭和性启蒙之中，笔调却轻快简约。难得的女性视野、历史记忆与个人体验的结合，使讲述得到升华。其中部分篇章一经刊登，就高居阅读排行榜首位。
严歌苓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作品产量和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准，在国内同年代作家中少有。作品中，她直面战火涅槃重生的灵魂、曾经走过的生命暗谷，以文字及影像重塑了一个涵括禁锢与冲突、泪水与欢笑爱恨交织的年代！其特殊经历成为创作之源。
严歌苓早期的军旅生涯，到后来寄居海外的经历为其创作带来了丰富的宝藏。有人称其“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她称自己有两条命，多变若妖。前半生戎马边疆，后半生寄居海外。她有海外作家的疏离冷冽，外交官夫人的优雅……几乎生活在传说之中。比起任何一个当代女作家，她更能激起读者“索隐”的狂热。“我是个活得很私密的人。”她喜欢虚构，喜欢将真实的自己一笔笔刻在书里，就如同穿上红舞鞋的芭蕾精灵，她永远被一种写字的“激动”驱使着。严歌苓说，写作之于她，是一种秘密的过瘾。
“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写作让她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
严歌苓自述：多事的童年与少年使我被迫停止正常就学，从而得到非常教育（比如大量地自由地阅览作家父亲的藏书，阅览人与人斗、人与己斗的乱世），使我极早认识和思考人性。不平常的少年成长经历所给予自己的独特敏感。在军队的粗粝环境中，作为一个“反动作家”的女儿所经历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这危机所带来的外表/内心分裂化成熟，就是我最初寻找内心秘密表达的时刻，那就是文学，对于父亲藏书的粗略阅览和我想搜寻的内心的秘密关联。
当记者问为什么她描绘的女性很多都是将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人物时，严歌苓说：“这是我的向往。我12岁进入部队，就知道让天性泛滥是绝对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收敛自己。但是我从本性上来说，应该有和她们近似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做小说家？因为我可以在书里再活一遍！”
《穗子物语》、《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用人性的挣扎来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体为主题的《天浴》，那种悲悯，深刻，含着隐忍之冷。她是个会“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刚怒目，她的锋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对于写作，她说：要独断专行，“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要听”。乍一听，这不像那个姿态优雅的严歌苓，那属于隐匿在微笑下面的固执与尖锐，是她的另一种私密。
“家庭是我最好的学校和老师”
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作家。母亲贾琳，话剧演员。严歌苓表示，她在文学上能取得如今的成绩，受她父亲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没有我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在严歌苓看来，父亲那一辈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带有很深的对国家、民族走过的路的沉重反思。他们的理想主义在作品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就算他不为国家民族忧患，也会有一些别的，比如个体的痛苦”。而严歌苓自己的忧患意识则和父亲类似，甚至两人还相互分担，“不过我们这一辈人会比父辈更宽恕。” 严歌苓坦言，尽管父亲从来没教过自己该如何写作，但作为第一个读者，每当看完严歌苓的作品，父亲总能给出最一针见血的评价，直指严歌苓最心虚的地方。
“我的第一个作品是童话诗，父亲就告诉我要先学会写大白话；后来《人寰》得了大奖，父亲说的确是写得很好，但太理性了，所以我后来又写了写实的《谁家有女初长成》。”父亲曾给越来越忙的严歌苓一个忠告：要在喧嚣中沉下去。
在赴美留学之前，严歌苓并没有真正学过写作，不过，父亲的藏书却是她最好的学校和老师，“当时可以找到的经典作品我家基本都有，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除了藏书之外，父亲对音乐、绘画和建筑同样研究颇深，而这些严歌苓也都耳濡目染。
写作的起因和动力：对身份的敏感和对弱者的悲悯
1989年赴美求学，开始了脱胎换骨的痛苦历程。“出国留学的经历再次使我进入身份认同危机，一贯存在的敏感达到了极致化，因为异域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全然陌生——语言文化的陌生，意识形态和表达的陌生，一切都向内心活动转化，于是这种displacement给我带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
“从此不断地迁移，Displacement成了我的正常心理体验，在各国寄居的状态中我一直保持那种敏感，即轻微不适的那种敏感，它使我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在旅居多国的十几年中，我创作了一系列长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一个女人的史诗》、《寄居者》、《妈阁是座城》、《床畔》、《舞男》、《芳华》等等十多部作品。迁移使我不断蝉蜕，不断新生。”
“我的很多灵感来自过去的痛苦，作为一个移民不是吃不饱、穿不暖和心灵上受折磨这样的痛苦。应该说，越年轻痛苦越少，我现在反而越来越觉得幸福总是和青春相伴，因为那个时候无论你闯什么样的祸，经受什么样的痛苦都可以享受，现在反而心越来越软，所有的事情都能触碰到我痛苦的神经，后来转过来写大陆作品的时候，就是长久长久以来我在为之痛苦的一些东西。”
严歌苓说：“过去写《白蛇》、《扶桑》等小说的时候，每每在写作前挖空心思地去思考结构，非常艰难地想一个作品的形式，希望有所创新，然后呕心沥血地去写。结果作品出来，除了专家认可外，读者并不买账，还常被人讥笑为‘雅不可耐，高不胜寒’。当我不去考虑那些复杂的东西，平铺直叙地去讲故事时，反而受到读者喜爱，就像后来写的《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写作过程就舒畅极了，根本没有觉得有任何难度。然而这也正是她的悲哀，因为一旦创新就可能失去读者，我想这也是每个作家的悲哀，谁都不希望受到冷落，我当然也不希望，我不想听到读者说，你写的东西我怎么看不懂。我不想失去现在已经拥有的读者群，我还没有牢牢抓住他们。让我和读者再紧密结合一阵后，我再去创新另外的小说形式。”
曾经有人问《芳华》书中的萧穗子在部队写情书，是否来源于真实的过往？严歌苓说：“是的，是我干过的傻事。她叫萧穗子，15岁时的经历。”
前年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举办严歌苓作品研讨会。其间，她说人们往往都害怕被边缘化，而去抱团，甚至有意无意欺负弱者。在人群中总有少数人是被众人冷落或背后嘲笑，这样的人因不合群或孤僻而被边缘化。她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希望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好像自己也是这样的。
严歌苓说：“我本人是一个比较怯懦不敢得罪多数人的人，活着就想让方方面面的人都高兴，但是萧穗子敢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果你们把萧穗子认为是我，我会很得意，因为严歌苓说不出来的话，萧穗子可以说得出来。”
“很长时间里我也在想，对弱者进行‘墙倒众人推’般迫害的人性弱点到底是哪里来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现象，导致了四个主人公的不同命运。”
“这就是我写这篇小说的起因和过程。我给小刚导演说，我这小说，不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唯美和诗意。我写得虽然美丽，但是还有人性的阴暗面，不过小刚看完之后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帮他编剧，把这部电影做出来了。”
陈思和表示：“大家都会感受到，其实严歌苓的小说中有两种风格的女性角色，一种是《扶桑》那种的，在我看来是中国传统的女性中特别伟大的形象，有土地一样的品格，非常谦卑，虽然受到侮辱，但在受侮辱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伟大。这在严歌苓的小说中非常典型，也可以说是她独创的，这样的形象在我们整个文学史上有特别的意义，但这种形象在这部小说里，成为了男主角刘峰。实际上，严歌苓的创作中始终都有一个人是一直承担着一些东西的，也总能展示出伟大。”
“变动不居的美学追求”
严歌苓的小说刚柔并济，语言极度凝练、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评论家道：“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雷达）“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施站军）“严歌苓作品技术含量比较高。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拥有一种典型的、好莱坞电影与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陈晓明）“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李敬泽）
就如同她个人形象的扑朔迷离，她的写作一直在变。从军营作家到海外作家，每部作品中都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严歌苓。有人说严歌苓的文字有一种非她不能表达的性感，带着别人效仿不得的魔力和妖气。“她的小说语言往往以直觉逼近哲学，依赖比喻、諺语，讲故事，讲段子。说话直白、简短，反而举重若轻，语言精准到底，让你觉得无可再深了。”
“让清高的作家走到文字前面，用影视剧来宣传文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她说。但她也在努力适应这个时代。她称自己是一只文学候鸟，几乎每年都要飞回祖国，休养生息，然后再飞走。
回到家的严歌苓，生活简单安静。“我每天都是早晨一杯浓咖啡，然后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然后她做功课我回邮件。晚上一般是我做晚饭，吃完晚饭总是看一部电影或者读两小时的书。在一些人看来，我的生活一定非常单调，但我把这个叫作享清福。”
她的生活似乎与世隔绝，也享受这种隔绝。她的生活永远都是一个样子，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然后写作。
她说，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柏克莱，那里有一座对着海湾的美丽房子。栖居异乡，嬗变的不仅是她的小说，严歌苓本人也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