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韩国媒体报道，堡狮龙创始人、香港富商罗邦定的孙女罗贝尔死在了韩国一家整形医院的手术台上，年仅34岁。因为麻醉药物注射过量，罗贝尔丧失自主呼吸能力，窒息而死。据调查，手术现场并没有麻醉医生在场。
　　近年来，整形手术致死事故频发，多因麻醉事故所致。麻醉，绝不是“打一针”那么简单，患者能否平安顺利地从手术台上醒过来，命运全然掌握在麻醉医生的手里。
　　然而，在中国，最缺的医生就是麻醉医生，甚至比儿科还紧急。
　　据中国医生协会麻醉医生分会调查：截至2015年，我国现有麻醉医生75233人，数量上是全世界第一，但平均每万人拥有麻醉医生0.5人。如果按照欧美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2.4个麻醉医生的标准，中国至少还应配备30万麻醉医生。
　　缺口为什么这么大？

猝死的麻醉医生

　　2017年6月28日下午3点30分，浙江邵逸夫医院麻醉科规培医生陈德灵本应在一个小时之前交接同事的下午班，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一反他务实、负责的常态。室友去宿舍查看，才发现25岁的陈德灵已猝死在床上，再也醒不过来。
　　就在陈德灵去世的2年前，同一家医院，同一科室，规培医生厉熔英同样在宿舍被发现，生命永远地终止于26岁。
　　短短3年内，悲剧在这所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室反复上演，这并不是个例。医生是过劳死高发的职业群体，这其中又以麻醉科医生最甚。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曾发表一篇文章，统计自2012年至2015年4月媒体公开报道猝死的29名中国医生，其中任职于麻醉科的医生共14名，占总人数的近一半。
　　并且，这14位猝死的麻醉科医生比其他科室更年轻，平均仅35岁。
　　在麻醉科医生之间流传着一句“玩笑话”，如果有患者在手术前担心麻醉风险，可以这么“安慰”他：在中国，患者在麻醉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概率已降低至十万分之一，而麻醉医生的猝死率大约是五千分之一。
　　“我们面临的风险是你的20倍，不用怕。”如此的自我调侃听起来着实让人揪心。
　　麻醉科医生到底有多累？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雷建军对此初有感受。他今年大五，正在哈医大附属第二医院麻醉科毕业实习。雷建军和同学们被分到不同科室轮转，对彼此的工作状态有所对比，在实习生里，麻醉科是公认最累的科室。在其他科室的同学还有空看看书，准备研究生考试，但雷建军连坐下休息的时间都难得。
　　走上正式的麻醉岗位，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上海某三甲医院麻醉科医生蒋逸已参加工作4年，他通常早上8点上班，如果顺利，晚上8、9点可以下班。有30%左右的情况会持续工作到10点，连轴转14个小时。
　　蒋逸说，麻醉科和其他科室最大的不同在于，麻醉科的“忙”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没有片刻松懈。他们需要一直待在手术室里，保持精神高度紧张，随时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一台手术结束，外科医生可以回去休息一会儿，而麻醉医生需要立即开始准备下一台。
　　蒋逸所在的科室共有138名麻醉医生，其中一半和医院有正式合同，其余的由实习医生和规培医生组成。
　　他们不仅负责着手术室每天100至130台全身麻醉，还管理着综合ICU、疼痛门诊和术前评估门诊。无痛肠胃镜和无痛分娩也需要分配人手执行，平均至每位医生的工作量极大。
　　近年来，人们对舒适化医疗的需求日益强烈，麻醉需求呈爆发式增长。2008年，中国医生协会消化医生分会通过了《无痛苦消化内镜操作共识》，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开展无痛分娩試点，并正在逐步向全国推广。
　　拦在无痛分娩推广之前最艰巨的一道障碍，正是麻醉医生队伍的巨大缺口。

他们需要一直待在手术室里，保持精神高度紧张，随时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一台手术结束，外科医生可以回去休息一会儿，而麻醉医生需要立即开始准备下一台。

　　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
　　麻醉科缺人，于是个体工作量大，猝死率高；但工作越累，越吸引不了新医生选择麻醉科。当初和蒋逸一起学习工作的同学，最终只有不到30%还留在麻醉科。其他人有的转去别的科室，有的进了公司，大家都愿意找一份“好工作”。
　　“没办法”，蒋逸非常理解同伴们的选择，“干麻醉完全顾不上家，一点也顾不上”。

麻醉医生有多重要？

　　也许人们依然不解。麻醉医生不是“打一针就走”吗？为什么还这么忙？
　　“打一针就走”，是人们对于麻醉工作最广泛、最严重的误解，让患者进入麻醉状态仅仅是麻醉医生工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患者在麻药诱导下进入睡梦，失去自主意识和生理反射，他的通气氧合、血液循环、机体稳态和肌松状态便全部交付麻醉医生照管。
　　在手术中，外科医生专注于清理病灶，麻醉医生负责在外科手术对人体造成极大创伤和刺激的情况下保持患者身体机能的平稳，在紧急情况来临时实行抢救。
　　甚至可以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手术最好的结局掌握在外科医生手里，最坏的结局掌握在麻醉医生手里。
　　任何高精尖的手术操作背后都离不开功底扎实的麻醉团队，两者互相成就，难舍难分。蒋逸比喻，麻醉和外科像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你敢冲锋，我就敢掩护。
　　他曾碰到过一次术中大出血，患者是一位60多岁的老爷子，切除胰十二指肠，高血压，糖尿病，条件本就不乐观。由于病情复杂，手术视野狭窄，外科医生在操作时破了一个小动脉，瞬时间，一股鲜红的血柱从患者腹腔射到了无影灯上。 　　氧饱和度曲线开始漂移，心排量监测提示回心血量不足，蒋逸急忙让护士去血库提血，向上级医生汇报情况—此时，麻醉医生必须通过药物维持住血压，保证全身器官的血液灌注，保住患者的生命。
　　血止住了，但蒋逸的难关并未结束。
　　伴随大剂量的输血，患者体内的内环境和电解质水平已经完全紊乱。他继续不断纠正着患者的酸血症，改善患者的凝血功能，小心翼翼维护着患者生命体征的平衡。
　　当手术结束时，引流瓶里面的血液已近8000ml，6个小时内，他们将患者全身的血换了两遍。整个抢救过程，伴随着蒋逸作为麻醉医生每分钟接近120次的心跳。
　　抢救、复苏，把患者从命悬一线拉回来，是一位合格的麻醉医生掌握的技能。许多优秀的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医生，都有麻醉学的出身背景。在部分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ICU）依然在由麻醉学科管理。
　　在新冠疫情期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在抢救危重症患者时的“插管”操作，也属于麻醉医生的技能范畴。
　　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武汉协和医院的麻醉科医生在《重夺武汉心跳：一线麻醉医生的抗疫全纪实》一文中，将为新冠患者插管的风险与“爆破拆弹”相比拟。
　　气道开放后，可能会有数以亿万计的病毒从瞬间正压的气管道随着气溶胶喷溅而出，无孔不入地通过眼角膜等黏膜进入人体。在缺乏有效防护情况下插管，无异于“敢死”。
　　然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和辛劳却少为公众所知。
　　疫情期间的社交媒体上，依然会出现“竟然连麻醉医生都上一线了”的疑问，殊不知麻醉医生向来奋斗在抢救的最前线。在手术顺利完成后，病患们依然把康复成果全部归功于主刀医生，殊不知麻醉医生一程的贡献。
　　因为患者的不了解、不理解，麻醉医生所面临的医闹风险也并没有因为和患者沟通责任较少而降低。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的高操说，正因为麻醉医生长期待在手术室，和患者沟通较少，所以家属更容易对他们产生不信任，倾向将手术发生的意外归咎于麻醉的责任。
　　医生本就是份付出与物质收获完全不成正比的工作，许多人是靠职业荣誉感坚持着—来自患者的感谢，同行的认可，公众的尊重。
　　而这些光束没有直照在麻醉医生身上，多数时候他们被视线遗忘在了角落里。

如何改变？

　　再告诉你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麻醉医生非常反感被称为“麻醉师”，这称呼本身意味着不认同、不尊重。
　　理由很简单，麻醉医生也是临床医生，和内科、外科医生一样，需要经过临床医学专业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考取执业医生资格。而“师”通常用于称呼医技科室的技师，比如化验师、检验师，他们不是医生，不能进行临床医疗处置。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手术最好的结局掌握在外科医生手里，最坏的结局掌握在麻醉医生手里。

　　公众在无意间将二者混为一谈，是对麻醉医生工作的误解甚至看轻。
　　这背后也有麻醉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
　　麻醉学在中国起步晚，麻醉人才紧缺从最开始便一直存在，为了跟上不断扩张的手术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前，许多麻醉是由护士来做的。90年代后，各医学院成立了麻醉本科，让学生经过5年学习后可以快速进入临床工作，填补空缺。
　　数量上勉强跟上了，但人才质量却参差不齐。这也致使麻醉学科如今被业内和公众所低估的局面。
　　为改变现状，近年来，中华医生协会麻醉学分会开始呼吁和推进取消高校的麻醉专业本科，并在临床医学专业开设麻醉学课程，让更多临床医学生有机会选择麻醉方向。
　　以雷建军为例，他所在的麻醉专业50人，同年级的临床医学班有400～500人。目前，只有那50人被定向培养成为麻醉科医生，而改革是为了让这550人都有机会选择麻醉。从小池子换成大池子，人才质量和数量上都能得到提高。
　　国家层面也在重视解决麻醉学科面临的问题。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一条提出要全面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医学学科建设，推进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等紧缺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麻醉排在第一个。改变尚且需要时间。
　　不过，蒋逸和高操都认为，眼下所面临的最紧迫、最突出的矛盾，是医生的劳动付出和劳动待遇不成正比。不仅是麻醉科，这也是所有紧缺人才的科室，乃至所有一线医疗工作者面临的共同困境。
　　以蒋逸所在的医院为例，麻醉科住院医生每月的基本工资是2260元，加上绩效，好的时候能拿到一万出头，差的时候在八九千。在上海，这份工資绝算不上优厚，仅足够支持基本体面的日常生活。
　　更何况，如今三甲医院基本要求博士学历，在拿到这份工资之前，医生们已经付出了相当高的时间成本。工作将生活占去了一大半，如果再没有与工作量相适配的待遇，怎么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