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所见宋僧佚诗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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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禅宗僧侣的往来交流频繁而密切,直接促成了宋元禅僧墨迹在今日日本的大量保存.针对这批数量巨大、藏所分散、类型特殊的珍贵文献,当代中日学人皆有力求全面的关注、搜集与整理成果,既揭示了墨迹资料之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为学界的参考、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文主要围绕《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一书中的宋代禅僧墨迹,辑录《全宋诗》失载的僧诗作品,并结合总集编纂的具体实践,就墨迹文献在与传世典籍的内容对比中所体现的校勘、考证价值,略做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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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有二十六幅中国古地图,经笔者目验,逐一著录每幅地图的基本特征,并与海外其他馆藏地图进行比较.通过考察,俄图所藏的清初学者赵鸣珂《筹海运掌图说》为海内孤本,且图文相配,内容丰赡,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众说纷纭,前人利用文献中史料的年代来推测该书的成书年代,但结论不断被推翻.故而我们尝试从语言的角度来推测《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发现其中“善”通“献”,“属”即“钃(斸)”,“内”通“衲”,“纷纷”表示中性色彩的“众多貌”,“何当”表示“什么时候(才)”,“方来”表示“将来”义,“其”可作主语等现象,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从语言系统的角度出发,该书语料所属的年代应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明商濬编刻的《博闻类纂》是一部日用类书,未为世人所重.本文对《博闻类纂》的编刻予以考察,将其与宋《琐碎录》明抄残本以及他书引录材料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此书实出于宋《琐碎录》,虽于其个别门类和部分条目有所阙略,然尚保存其五分之四左右的内容,并从中发现《四库存目》著录的陈日华《诗话》《谈谐》正是从《琐碎录》相应二门抄出之书;且商濬所据之本,可能比目前所见三种明抄残本更接近《琐碎录》宋刻原本面貌.结合《博闻类纂》的内容,笔者对宋元时期《琐碎录》的不同面貌也试作探讨.
钱谦益在《御史钱府君墓表》中称道其族兄钱岱精明强干,德行可风.但是,与之同时的顾大韶撰有《讨钱岱檄》,将钱岱描述为一个作恶多端的“众弃之罪人”,给我们提供了钱岱另一个形象.而钱岱的后一个形象,较为集中地呈现了晚明时期江南乡绅的横暴不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揆诸史事,顾大韶在《讨钱岱檄》中所描述的钱岱形象更为真实.
《淮南子》与《韩诗外传》重见之文十四处,清代以来治《淮南子》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淮南子》采录了《韩诗外传》,另一种则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以重见视之,即二者并不存在源流关系,后者在学术界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依据汉代典籍和后人考证,《韩诗外传》成书较《淮南子》早约十八年,而韩婴最出色的弟子贲生正是淮南人氏,且淮南王刘安又以招纳门客闻名汉初,在时间和空间上,《淮南子》存在袭用《韩诗外传》的高度可能性.通过《淮南子》、《韩诗外传》、先秦典籍三者重见四例故事文献的比较,发现《淮南子》与《韩诗外传》不仅叙述模式相同
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共征引超过七十位学者的上万条经说,尤以宋代《周礼》诠释成果为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书中引文的作者归属并非完全清晰和准确.以《订义》卷首《编类姓氏世次》为出发点,从史源学角度对引文的作者和出处进行核查,可以将相关问题粗略总结为自违其例、名实不符及别有本源三个类型.这便提醒我们,利用《订义》辑佚和研究宋代《周礼》学佚著时,要特别注意引文的复核工作.
鉴于南轩先生《论语解》通行本仍存在大量失校情况,本文补充朱熹、真德秀对南轩《论语解》的相关引用,从两个层次加以校勘:一是南轩《癸巳说》与通行本的比较,揭示其中改与不改两种情况;二是通行本与反映淳熙改本的五种材料的比较(“一本(作)”说、《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亦存在改与不改两种情况.由此得出一些初步看法:南轩《论语解》经过长期反复的修改而成,修改过程受到好友朱熹的深刻影响;通行本中的“一本(作)”基本属于改本;通行本与朱熹、真德秀的引文明显有别者,可折定为新旧改本之别;
唐末陈岳所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明代已佚.朱彝尊、马国翰以及近人江右瑜、张固也、黄觉弘等人都对其进行过辑佚工作.乾隆间,孔广栻曾辑得《春秋折衷论》一卷,然历代学者都没有利用这一成果,以致重复劳动.孔广栻辑本所据底本为杨昌霖初辑大典本《春秋会义》的录副本.辑佚的时间不早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孔广栻辑本是最早利用《春秋会义》对《春秋折衷论》进行辑佚的,且体例科学,可补今世辑本之阙讹.
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是清代后期重要的校勘学著作,在《史记》校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次校刊参酌众本,工作量较大,仅凭张文虎与唐仁寿二人之力,《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难免会存在一些讹误.用参校本之一的评林本《史记》与其中相关校勘记进行对比细读,可以发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存在因《史记评林》版本产生的讹误,因错校、漏校产生的讹误.
由于相关典籍的亡佚,以及对史料记载的不同理解,黄伯思所撰《古器说》《博古图说》《秘阁古器说》与《博古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争议的话题,尚无定论.本文在厘清黄氏三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结合黄伯思生平履历,对其著作与《博古图》的关系进行了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