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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金不昧，一般解释为捡到东西不据为己有，归还失主或交公，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从来没有把它当做问题。然而下面这个案例却对传统的“拾金不昧”美德提出了挑战。
“捡到一元钱该怎么办？”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折射出中国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严重分离的尴尬现状。
教育案例
走在放学的路上，儿子突然问我：“妈妈，如果我在路上捡到一元钱该怎么办？”
这一问，让我不由得想起从小就唱得顺口的儿歌《一分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接过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可是，真会有人捡到一分钱然后跑去交给警察叔叔吗？警察叔叔真的得到了这一分钱又该去交给谁呢？由此，我在想，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的教育有真正的价值吗？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否也该思考它的有效性与实际意义？
想着这些，我毫不犹豫地说：“儿子，如果你在路上捡到一元钱，你完全可以自己支配了。”儿子一听我这话，满脸都是疑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作为妈妈加老师的我会对他说出此种话！我接着对他说：“你想想，如果谁丢了一元钱，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儿子仍然满脸疑惑地说：“应该不会吧？”“是的，谁丢了一元钱都不会因此影响生活的继续进行。如果你捡到一元钱后去费时费劲地寻找失主，找半天说不定还一无所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支配了。但是，我们想想，如果你捡到的是一个大皮箱，里面装了许多贵重物品或者重要证件，你该怎么办？”儿子听我这样说也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是这样就一定要寻找失主！一个人丢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一定会非常着急的，所以一定要找到失主！”听了儿子的话，我知道他是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孩子，就对他说：“是的，丢失很多东西就一定会影响他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失主！”
一路上，我和儿子继续聊着。我告诉儿子：人，就应该实实在在地活，没有必要追求虚假，更没有必要追求虚荣。
（案例提供：重庆师大初教院附小 李俊淑，有删节）
声 音
秦咏中
这是“成本”“效益”与“社会良知”的问题。
为寻找一元钱的失主而耗费时间精力是得不偿失的，也几乎是无法求证到谁是失主的。
因此，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用到应该用的地方，让它发挥价值。只要没有让这一元钱躺在地上甚至淹没在尘土中就对得起良心了，这也是自己的一份贡献……
Magang
我不赞同这位母亲的做法。在孩子幼小稚嫩的心灵里，还是应该保持“善”的因子为好。至于丢失很多东西才找失主，“很多”到底是多少？不过为师者切记不要辜负了孩子的这一善心，要给孩子一个交代。我的做法是找不到失主，就把一元钱作为班费，纳入集体财产。
舒馨馥子
这一案例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又往往被人忽视。因为在当今社会这一大环境中,一元钱在孩子的眼里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会理解这一元钱对社会上某些人来说会有多大用处，更不会认为丢这一元钱的人会为此着急，甚至还会觉得为一元钱找失主显得多此一举。于是“拾金不昧”失去了应有的意义。长此以往,学生的“拾金不昧”意识也就随之而淡化了。
案例中的妈妈对儿子说:“如果你在路上捡到一元钱，你完全可以自己支配了。”我赞成让孩子自己支配,但这并不等于自己花了它,为自己买东西，而是引导孩子去发现、去感受周围有哪些人会更需要这“一元钱”。或许就是这普普通通的“一元钱”能美化一个人的心灵；或许就是这“一元钱”能解决街上某个残疾人的一顿午餐；或许就是这“一元钱”能为山里的孩子买几支铅笔……这样教孩子处事、做事既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很实在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一元钱”的教育意义便可想而知。
管越建
对于案例中妈妈的做法，笔者思虑再三后依然不敢苟同。在这个案例中，有几个关键词是始终不可回避的。
其一，环境——现在的社会有没有“交给警察叔叔”的环境？
必须承认，难度很大。譬如，警察叔叔会不会受理？受理后愿不愿意付出成本落实失主？当落实失主的成本远远高于一元钱本身时，警察叔叔会遭遇怎样的道德困境？等等。
但这并不能成为抹杀“拾金不昧”这一美德的现实借口。越是在遭遇环境压力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道德选择越能够体现他的本性。正如丛飞在生前所面对的各种议论固然增加了义举的心理成本，但更因其“难能可贵”而加深了人们对于英雄的敬意。
其二，质量——“量变”与“质变”的界限在哪里？
妈妈之所以作出“让儿子自由支配”的决定，原因之一是：谁丢了一元钱都不会因此影响生活的继续进行。所以与其费力不讨好地“拾金不昧”，还不如“实实在在”地把这拾到的一元钱作为自己的“计划外收入”。
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拾到皮箱就比拾到一元钱光荣？如果事情的性质是由数量决定的，那么请告诉我：“量变”与“质变”的界限在哪里？
对于一种行为的界定，“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以“不影响生活”为标准，一元钱自然可以不还；那么10元钱呢，100元钱呢？对于一个大款而言，100元钱只是饭桌上的一道菜；而对于一对下岗夫妇而言，100元钱可能就是儿子半个学期的生活费啊！但如果说“影响”，毕竟都“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严格意义的“不影响”，是几乎不存在的。
其三，信仰——人，还需要仰望星空吗？
当“虚假”和“虚荣”充斥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倡导“实实在在”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需要指出的是：“实实在在”决不能等同于对实用与功利的全面妥协，决不能等同于对这个社会无原则地迁就与适应。
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刻在著名哲学家康德墓碑上的不朽名言：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现实而庸碌的现代人啊，我们还需要仰望星空吗？
刘风华
拾金不昧理应因时代的不同而具有新的意义。案例中这一元钱该怎样处理的问题，从法理的角度应该属于无主财产的处理问题。“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儿歌告诉我们拾金不昧的道理，但没告诉我们，若是无人认领，这钱便会归警察叔叔（国家）了。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否定私有财产权，一切无主财产尽归国家。但是这种产权规则，正是出于对私有制的仇恨和对善意的先占者的不尊重。承认这个逻辑，物权制度其实就没法子推导下去。排队还讲个先来后到。我明明比国家先到，明明比警察叔叔更早一步发现、占有并保管这一分钱，还损失了自己正常的工作或学习等时间，为什么这一分钱却归国家而不归我呢？这个问题任何法学家都无法解释。
据相关资料显示，海外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有类似奖励拾金不昧者的规定，如：日本法律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予不少于物品价格5%的酬金；德国民法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马克时，拾得者有权获得报酬。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要想让一个社会更加文明规范，就需要一个规则来规范这种行为，并能够起到引导作用。这种引导可以让美德拥有一个恰当的现实环境。所以，我国新制定的物权法提出，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保管费等必要的费用或报酬。
理性对待拾金不昧这类问题的法制化不仅不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还可能推动美德的传承延续。这是需要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深思的事情。
专家视点
李桂枝（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孩子在路上捡到一元钱该怎么办，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折射了中国道德教育的尴尬现状：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严重分离。
与西方社会的泛法律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走的是泛道德主义之路。中国古代的一切学问都是道德的附庸，如文以载道、诗言志等；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全是道德框框，比如忠孝仁义云云。
泛道德主义最大的后果就是：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会发生严重分离。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之类儿歌的推广，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不知道，听这首歌长大的已身为孩子父母的成人们，到底有多少人曾经拿着一分钱到处找警察叔叔，而警察叔叔又如何拿着这一分钱到处寻找失主呢？我只知道，由于老师弄个好人好事记事本放到了办公室，导致我们同学之间不得不互相帮忙。我把铅笔头给你，你把橡皮给我，咱轮流上交老师，好在那本子上留下光荣的一笔。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教育的起点上，我们就发生了偏差。这种偏差，影响深远。
也许有人会问，一分钱、一块钱事小，如果是巨款呢？问得对！我觉得，任何道德规范，都得以洞察人性为前提。我倾向于认为，捡到一分钱、一块钱就上交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捡到巨款后还会上交；而看到一分钱、一块钱随手放进自己口袋里甚至不捡的人，不见得捡到巨款后就义无反顾地留给自己享用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现在的贪官，哪个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个没听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句话，上交一分钱与上交巨款之间，根本没有逻辑关系，但是我们的教育，仍要以此立足。结果，道德理论泛化，道德实践反而稀缺。
有关拾金不昧的游戏规则，中西方差别甚大。我国规定，交给政府，贴招领启事；无人招领，收归国家。而在西方，交给政府，无人招领，大部或者全部归拾得人；有人招领，拾得人仍可按一定比例从中得到奖赏！
西方的道德准则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走中间标准。有人拿践行道德比做跳高。假设一般人只能跳到1.5米的高度，那么西方的道德标准就定在1.5米左右，这样，大部分人都能达到，所以大部分人仍是道德模范。如果用经济学来衡量这种道德行为的话，它可以叫双赢，也可以叫利己利人。于是，西方人捡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上交，而且不管能否找到失主，因为他的辛苦和道德总有相应的回报。而中国的道德是高标准，一般人能跳到1.5米，咱却把标准定到2.5米，结果只有几个人能达标，比如雷锋。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来讲，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用经济学来衡量，实质上已是一种损己利人了。这种道德标准，无视人性利己之原则，更无视道德资源的有限性，结果只能导致道德大滑坡。偶有几个道德偶像出现，全体国人也只有仰视的份儿，与己无关！
如此看来，让教育回归人性与真实，让道德回归大地，乃是当务之急了。
（新教育实验课题组供稿）
“捡到一元钱该怎么办？”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折射出中国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严重分离的尴尬现状。
教育案例
走在放学的路上，儿子突然问我：“妈妈，如果我在路上捡到一元钱该怎么办？”
这一问，让我不由得想起从小就唱得顺口的儿歌《一分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接过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可是，真会有人捡到一分钱然后跑去交给警察叔叔吗？警察叔叔真的得到了这一分钱又该去交给谁呢？由此，我在想，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的教育有真正的价值吗？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否也该思考它的有效性与实际意义？
想着这些，我毫不犹豫地说：“儿子，如果你在路上捡到一元钱，你完全可以自己支配了。”儿子一听我这话，满脸都是疑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作为妈妈加老师的我会对他说出此种话！我接着对他说：“你想想，如果谁丢了一元钱，会不会影响他的生活？”儿子仍然满脸疑惑地说：“应该不会吧？”“是的，谁丢了一元钱都不会因此影响生活的继续进行。如果你捡到一元钱后去费时费劲地寻找失主，找半天说不定还一无所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自己支配了。但是，我们想想，如果你捡到的是一个大皮箱，里面装了许多贵重物品或者重要证件，你该怎么办？”儿子听我这样说也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是这样就一定要寻找失主！一个人丢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一定会非常着急的，所以一定要找到失主！”听了儿子的话，我知道他是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孩子，就对他说：“是的，丢失很多东西就一定会影响他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失主！”
一路上，我和儿子继续聊着。我告诉儿子：人，就应该实实在在地活，没有必要追求虚假，更没有必要追求虚荣。
（案例提供：重庆师大初教院附小 李俊淑，有删节）
声 音
秦咏中
这是“成本”“效益”与“社会良知”的问题。
为寻找一元钱的失主而耗费时间精力是得不偿失的，也几乎是无法求证到谁是失主的。
因此，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用到应该用的地方，让它发挥价值。只要没有让这一元钱躺在地上甚至淹没在尘土中就对得起良心了，这也是自己的一份贡献……
Magang
我不赞同这位母亲的做法。在孩子幼小稚嫩的心灵里，还是应该保持“善”的因子为好。至于丢失很多东西才找失主，“很多”到底是多少？不过为师者切记不要辜负了孩子的这一善心，要给孩子一个交代。我的做法是找不到失主，就把一元钱作为班费，纳入集体财产。
舒馨馥子
这一案例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又往往被人忽视。因为在当今社会这一大环境中,一元钱在孩子的眼里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会理解这一元钱对社会上某些人来说会有多大用处，更不会认为丢这一元钱的人会为此着急，甚至还会觉得为一元钱找失主显得多此一举。于是“拾金不昧”失去了应有的意义。长此以往,学生的“拾金不昧”意识也就随之而淡化了。
案例中的妈妈对儿子说:“如果你在路上捡到一元钱，你完全可以自己支配了。”我赞成让孩子自己支配,但这并不等于自己花了它,为自己买东西，而是引导孩子去发现、去感受周围有哪些人会更需要这“一元钱”。或许就是这普普通通的“一元钱”能美化一个人的心灵；或许就是这“一元钱”能解决街上某个残疾人的一顿午餐；或许就是这“一元钱”能为山里的孩子买几支铅笔……这样教孩子处事、做事既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很实在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一元钱”的教育意义便可想而知。
管越建
对于案例中妈妈的做法，笔者思虑再三后依然不敢苟同。在这个案例中，有几个关键词是始终不可回避的。
其一，环境——现在的社会有没有“交给警察叔叔”的环境？
必须承认，难度很大。譬如，警察叔叔会不会受理？受理后愿不愿意付出成本落实失主？当落实失主的成本远远高于一元钱本身时，警察叔叔会遭遇怎样的道德困境？等等。
但这并不能成为抹杀“拾金不昧”这一美德的现实借口。越是在遭遇环境压力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道德选择越能够体现他的本性。正如丛飞在生前所面对的各种议论固然增加了义举的心理成本，但更因其“难能可贵”而加深了人们对于英雄的敬意。
其二，质量——“量变”与“质变”的界限在哪里？
妈妈之所以作出“让儿子自由支配”的决定，原因之一是：谁丢了一元钱都不会因此影响生活的继续进行。所以与其费力不讨好地“拾金不昧”，还不如“实实在在”地把这拾到的一元钱作为自己的“计划外收入”。
这是什么逻辑？难道拾到皮箱就比拾到一元钱光荣？如果事情的性质是由数量决定的，那么请告诉我：“量变”与“质变”的界限在哪里？
对于一种行为的界定，“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以“不影响生活”为标准，一元钱自然可以不还；那么10元钱呢，100元钱呢？对于一个大款而言，100元钱只是饭桌上的一道菜；而对于一对下岗夫妇而言，100元钱可能就是儿子半个学期的生活费啊！但如果说“影响”，毕竟都“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严格意义的“不影响”，是几乎不存在的。
其三，信仰——人，还需要仰望星空吗？
当“虚假”和“虚荣”充斥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倡导“实实在在”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需要指出的是：“实实在在”决不能等同于对实用与功利的全面妥协，决不能等同于对这个社会无原则地迁就与适应。
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刻在著名哲学家康德墓碑上的不朽名言：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现实而庸碌的现代人啊，我们还需要仰望星空吗？
刘风华
拾金不昧理应因时代的不同而具有新的意义。案例中这一元钱该怎样处理的问题，从法理的角度应该属于无主财产的处理问题。“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儿歌告诉我们拾金不昧的道理，但没告诉我们，若是无人认领，这钱便会归警察叔叔（国家）了。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否定私有财产权，一切无主财产尽归国家。但是这种产权规则，正是出于对私有制的仇恨和对善意的先占者的不尊重。承认这个逻辑，物权制度其实就没法子推导下去。排队还讲个先来后到。我明明比国家先到，明明比警察叔叔更早一步发现、占有并保管这一分钱，还损失了自己正常的工作或学习等时间，为什么这一分钱却归国家而不归我呢？这个问题任何法学家都无法解释。
据相关资料显示，海外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有类似奖励拾金不昧者的规定，如：日本法律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予不少于物品价格5%的酬金；德国民法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马克时，拾得者有权获得报酬。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要想让一个社会更加文明规范，就需要一个规则来规范这种行为，并能够起到引导作用。这种引导可以让美德拥有一个恰当的现实环境。所以，我国新制定的物权法提出，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保管费等必要的费用或报酬。
理性对待拾金不昧这类问题的法制化不仅不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还可能推动美德的传承延续。这是需要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深思的事情。
专家视点
李桂枝（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孩子在路上捡到一元钱该怎么办，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折射了中国道德教育的尴尬现状：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严重分离。
与西方社会的泛法律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走的是泛道德主义之路。中国古代的一切学问都是道德的附庸，如文以载道、诗言志等；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全是道德框框，比如忠孝仁义云云。
泛道德主义最大的后果就是：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会发生严重分离。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之类儿歌的推广，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不知道，听这首歌长大的已身为孩子父母的成人们，到底有多少人曾经拿着一分钱到处找警察叔叔，而警察叔叔又如何拿着这一分钱到处寻找失主呢？我只知道，由于老师弄个好人好事记事本放到了办公室，导致我们同学之间不得不互相帮忙。我把铅笔头给你，你把橡皮给我，咱轮流上交老师，好在那本子上留下光荣的一笔。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道德教育的起点上，我们就发生了偏差。这种偏差，影响深远。
也许有人会问，一分钱、一块钱事小，如果是巨款呢？问得对！我觉得，任何道德规范，都得以洞察人性为前提。我倾向于认为，捡到一分钱、一块钱就上交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捡到巨款后还会上交；而看到一分钱、一块钱随手放进自己口袋里甚至不捡的人，不见得捡到巨款后就义无反顾地留给自己享用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现在的贪官，哪个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个没听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句话，上交一分钱与上交巨款之间，根本没有逻辑关系，但是我们的教育，仍要以此立足。结果，道德理论泛化，道德实践反而稀缺。
有关拾金不昧的游戏规则，中西方差别甚大。我国规定，交给政府，贴招领启事；无人招领，收归国家。而在西方，交给政府，无人招领，大部或者全部归拾得人；有人招领，拾得人仍可按一定比例从中得到奖赏！
西方的道德准则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走中间标准。有人拿践行道德比做跳高。假设一般人只能跳到1.5米的高度，那么西方的道德标准就定在1.5米左右，这样，大部分人都能达到，所以大部分人仍是道德模范。如果用经济学来衡量这种道德行为的话，它可以叫双赢，也可以叫利己利人。于是，西方人捡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上交，而且不管能否找到失主，因为他的辛苦和道德总有相应的回报。而中国的道德是高标准，一般人能跳到1.5米，咱却把标准定到2.5米，结果只有几个人能达标，比如雷锋。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来讲，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用经济学来衡量，实质上已是一种损己利人了。这种道德标准，无视人性利己之原则，更无视道德资源的有限性，结果只能导致道德大滑坡。偶有几个道德偶像出现，全体国人也只有仰视的份儿，与己无关！
如此看来，让教育回归人性与真实，让道德回归大地，乃是当务之急了。
（新教育实验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