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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瞿世镜先生撰写的《杨氏太极是一家》，前在《武林》杂志发表，后又在网络上多次转载，有较高的点击率，影响不小。2010年3月又由台湾时中学社印行。台湾印行时的序言称此书“记叙详实，可谓当代太极拳坛之宝贵资料，弥足珍贵。”
而实际上，此书不实的编造之处多有，极不可信，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告诉我们，田兆麟大师是怎样作古的。
瞿先生在他的《杨氏太极两岸一家》第74-76页中说：“（顾留馨）1950年任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后来又主持市体育宫工作，成为上海市武术界最高领导人，”顾“故意冷落田兆麟、田作霖、陈微明等资深前辈，”……“田兆麟空有一身功夫，甚至不能在体育宫谋一教练职位，只能以民间艺人身份，在公园设场授拳，无固定工资收入，有时不免借酒消愁。某弟子送两瓶高浓度白酒，与田师伯共饮。弟子走后，田师伯举杯独酌，将所剩之白酒饮完。翌晨，家属呼唤田师伯起床，始发觉其酒精中毒身亡。”
瞿先生告诉我们的故事，没有时间，没有可以证实的人证，“某弟子”又是谁？等等，又是一个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故事。瞿先生的这般描述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效应，有读者由此愤然发表议论说：“从瞿先生的叙述中，惊悉集杨家功夫之大成的一代英杰田兆麟先生因受顾留馨之流的故意冷落与排挤，从而沦为民间艺人，一身上乘武功却难有固定职业与收入而借酒消愁，最后逝于酒精中毒的事实真相后，令人扼腕叹息！一代高手，空怀绝技，逝于痛感失意的酒愁之中，惜哉！悲哉！”
然而，瞿世镜叙述的故事却是不真实的，故意歪曲的，因此是别有用心的。笔者说他歪曲历史，其理由是：
首先，瞿先生应该知道，1950年的上海，没有“上海市武术协会”这个组织。既然没有这个组织，顾留馨怎么可能担任它的“主席”。
其二，顾留馨是在文革后的1979年，担任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同年当选为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和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即便如此，他上面还有市体委领导，根本算不上是“上海体育界最高领导”。而且当顾留馨先生正式担任“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的时候，田兆麟大师早已去世十余年，怎么扯得上顾留馨故意冷落排挤田大师！
其三，根据顾留馨《我进中南海教太极拳》（《档案春秋》2005/3-4）一文，顾留馨介绍，“1958年4月，我从商业局调往市体委专职搞武术工作，实现了多年愿望。5月6日我挂名上海市体育宫主任”；“1958年7月中旬，国家体委调我去北京教首长太极拳”，其中“1958年9月22日到10月7日，我在贺龙家教拳”。这期间还参加1958年全国武术运动会的裁判工作、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武术工作，以及写文章等工作。“1959年冬末，我因全运会时生病，正患感冒，体力未恢复。12月24日北京卫生部王春林来电，要我即去广州，首长在那里等我温习太极拳”。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顾留馨先生1958-1959年期间，确实只是挂名的“上海市体育宫主任”，没有精力顾及体育宫的具体事务，而那时陈微明大师早已死去，田兆麟也不久亡故，这怎么能责怪顾先生不为田兆麟等大师“在体育宫谋一教练职位”呢？
其四，瞿先生把田兆麟大师描写成贪杯之徒，以致酒精中毒而亡。其用意就是：“集杨家功夫之大成的一代英杰田兆麟先生因受顾留馨之流的故意冷落与排挤，从而沦为民间艺人，一身上乘武功却难有固定职业与收入而借酒消愁，最后逝于酒精中毒的事实真相后，令人扼腕叹息！”既丑化了田兆麟、又丑化顾留馨。那么，田兆麟死亡的真实原因又是怎样？请看下面真正弥足珍贵的宝贵资料。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孙以昭先生著《杨式太极真功》一书。书中第69页披露了田兆麟大师死亡的原因。摘录如下：
田师气管炎发作，生病住院，是在1959年1月底，弟子们甚感意外，纷纷去医院探视。笔者曾两次去广慈医院看望，那时田师病情已很严重，鼻子插上氧气管，身体半坐在床，已不能讲话。过了几天，噩耗传来，田师已于1959年2月6日晨遽归道山。田师住了好几天医院。有的文章说田师因心情郁闷，饮酒过量，酒精中毒而亡；有的文章说田师因气管炎发作，呼吸道阻塞，发觉太晚，送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都是不准确的。
田师身后之追悼会、做“五七”，笔者均曾前去叩拜。“五七”那天，场面很大，上海武术界前辈佟忠义、王子平二老等来了，田师的义弟陈志远先生也带学生来了。堂中挂的是黄文叔先生的挽联，其中有“西子湖边传绝艺”之句，……。
孙以昭先生是田兆麟大师的弟子，他“于1958年春20岁时从田师学拳，地点是外滩公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任职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孙教授是历史系科班，描写事情的经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结果都清清楚楚。孙教授说：“有的文章说田师因心情郁闷，饮酒过量，酒精中毒而亡，都是不正确的”。此话是对《杨氏太极两岸一家》一书中的不实之说的批驳，就事论事，批评得客客气气，大有君子之风。而笔者认为瞿先生故意歪曲历史，编造事实，其用心是诋毁顾留馨先生，这已不是一般的学术失误，而是无良文人的行径，是不配以君子之礼相待的。而况且，在历史面前我们都应该怀有敬畏之心，应该老老实实，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也是对太极拳这一传统文化的负责。因此，对歪曲历史，任意编造事实的行为，应该批评纠正，不能让谬种流传。
而实际上，此书不实的编造之处多有，极不可信，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告诉我们，田兆麟大师是怎样作古的。
瞿先生在他的《杨氏太极两岸一家》第74-76页中说：“（顾留馨）1950年任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后来又主持市体育宫工作，成为上海市武术界最高领导人，”顾“故意冷落田兆麟、田作霖、陈微明等资深前辈，”……“田兆麟空有一身功夫，甚至不能在体育宫谋一教练职位，只能以民间艺人身份，在公园设场授拳，无固定工资收入，有时不免借酒消愁。某弟子送两瓶高浓度白酒，与田师伯共饮。弟子走后，田师伯举杯独酌，将所剩之白酒饮完。翌晨，家属呼唤田师伯起床，始发觉其酒精中毒身亡。”
瞿先生告诉我们的故事，没有时间，没有可以证实的人证，“某弟子”又是谁？等等，又是一个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故事。瞿先生的这般描述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效应，有读者由此愤然发表议论说：“从瞿先生的叙述中，惊悉集杨家功夫之大成的一代英杰田兆麟先生因受顾留馨之流的故意冷落与排挤，从而沦为民间艺人，一身上乘武功却难有固定职业与收入而借酒消愁，最后逝于酒精中毒的事实真相后，令人扼腕叹息！一代高手，空怀绝技，逝于痛感失意的酒愁之中，惜哉！悲哉！”
然而，瞿世镜叙述的故事却是不真实的，故意歪曲的，因此是别有用心的。笔者说他歪曲历史，其理由是：
首先，瞿先生应该知道，1950年的上海，没有“上海市武术协会”这个组织。既然没有这个组织，顾留馨怎么可能担任它的“主席”。
其二，顾留馨是在文革后的1979年，担任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同年当选为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和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即便如此，他上面还有市体委领导，根本算不上是“上海体育界最高领导”。而且当顾留馨先生正式担任“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的时候，田兆麟大师早已去世十余年，怎么扯得上顾留馨故意冷落排挤田大师！
其三，根据顾留馨《我进中南海教太极拳》（《档案春秋》2005/3-4）一文，顾留馨介绍，“1958年4月，我从商业局调往市体委专职搞武术工作，实现了多年愿望。5月6日我挂名上海市体育宫主任”；“1958年7月中旬，国家体委调我去北京教首长太极拳”，其中“1958年9月22日到10月7日，我在贺龙家教拳”。这期间还参加1958年全国武术运动会的裁判工作、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武术工作，以及写文章等工作。“1959年冬末，我因全运会时生病，正患感冒，体力未恢复。12月24日北京卫生部王春林来电，要我即去广州，首长在那里等我温习太极拳”。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顾留馨先生1958-1959年期间，确实只是挂名的“上海市体育宫主任”，没有精力顾及体育宫的具体事务，而那时陈微明大师早已死去，田兆麟也不久亡故，这怎么能责怪顾先生不为田兆麟等大师“在体育宫谋一教练职位”呢？
其四，瞿先生把田兆麟大师描写成贪杯之徒，以致酒精中毒而亡。其用意就是：“集杨家功夫之大成的一代英杰田兆麟先生因受顾留馨之流的故意冷落与排挤，从而沦为民间艺人，一身上乘武功却难有固定职业与收入而借酒消愁，最后逝于酒精中毒的事实真相后，令人扼腕叹息！”既丑化了田兆麟、又丑化顾留馨。那么，田兆麟死亡的真实原因又是怎样？请看下面真正弥足珍贵的宝贵资料。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孙以昭先生著《杨式太极真功》一书。书中第69页披露了田兆麟大师死亡的原因。摘录如下：
田师气管炎发作，生病住院，是在1959年1月底，弟子们甚感意外，纷纷去医院探视。笔者曾两次去广慈医院看望，那时田师病情已很严重，鼻子插上氧气管，身体半坐在床，已不能讲话。过了几天，噩耗传来，田师已于1959年2月6日晨遽归道山。田师住了好几天医院。有的文章说田师因心情郁闷，饮酒过量，酒精中毒而亡；有的文章说田师因气管炎发作，呼吸道阻塞，发觉太晚，送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都是不准确的。
田师身后之追悼会、做“五七”，笔者均曾前去叩拜。“五七”那天，场面很大，上海武术界前辈佟忠义、王子平二老等来了，田师的义弟陈志远先生也带学生来了。堂中挂的是黄文叔先生的挽联，其中有“西子湖边传绝艺”之句，……。
孙以昭先生是田兆麟大师的弟子，他“于1958年春20岁时从田师学拳，地点是外滩公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任职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孙教授是历史系科班，描写事情的经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结果都清清楚楚。孙教授说：“有的文章说田师因心情郁闷，饮酒过量，酒精中毒而亡，都是不正确的”。此话是对《杨氏太极两岸一家》一书中的不实之说的批驳，就事论事，批评得客客气气，大有君子之风。而笔者认为瞿先生故意歪曲历史，编造事实，其用心是诋毁顾留馨先生，这已不是一般的学术失误，而是无良文人的行径，是不配以君子之礼相待的。而况且，在历史面前我们都应该怀有敬畏之心，应该老老实实，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也是对太极拳这一传统文化的负责。因此，对歪曲历史，任意编造事实的行为，应该批评纠正，不能让谬种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