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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崭新的时代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是城市现代化的治理逻辑的承接，也是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安全保障。基于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的治理图景，我国正以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市域特点、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动平安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重庆市荣昌区作为全市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区，树立系统融合、开放共治、包容协商、精细精致理念，理顺纵向架构、完善横向体制，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自治基础作用、法治保障作用、德治先导作用、科技支撑作用，不断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社会化、精细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创造性形成了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重庆市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坚持系统思维，将市域社会治理置于组织、场景与效能的三重辩证维度中接茬推进，创设市域社会治理组织结构体系，整合区域治理网络中多元场景要素，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
一、组织蝶变：综合调处“只跑一地”实现整体性治理
重庆市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具有典型整体性治理的特征，以组织创新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的组织力，重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构建以协调和整合为显著特征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根据希克斯的定义，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1]一是建立便民纠纷解决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服务。新建占地面积13亩、建筑面积1.29万平方米的便民纠纷解决服务中心，将区综治中心、区综合调处室、区法院诉非对接中心、区法院执行局集中在一起办公，实现调度指挥、中转分流、调处化解、司法确认、执行兑现一体化，为群众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二是打造“矛盾纠纷调解大超市”，实现“一揽子”调处。整合党政、乡贤、社会中介、人民调解、律师仲裁和法院司法“六方”力量，聚合重大矛盾纠纷、物业、商事、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等32个调解组织，统一入驻便民纠纷解决服务中心，设立接待大厅，开设纠纷登记、诉非对接、纠纷调处、信访接待等窗口，打造矛盾纠纷集散地和化解大本营。三是构建“三纵三横”调解体系，实现“一张网”化解。以综合调处为主轴，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为主体，行业、专业、访调、乡贤“多元配合”为补充，纵向联通区、镇街、村（社区）“三级调解体系”;横向对接15个专职调解组织、17个特邀调解组织、21个民间调委会“三大调解组织”，在全区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打通群众调解“最先100米”、筑牢群众调解“最后100米”。
二、场景创设：综合调处“只跑一地”彰显复合治理勃兴
源自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因其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忽视和对中国公共管理客观实践条件的回避，致使其在中国场景中出现了“空转”和失败，理论和实践效力大打折扣。复合治理是本着对中国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的尊重而提出的，是适应中国场景的“中国化”治理理论：通过对政府主导地位的确认和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认可来架构权威体系，通过多种有效治理机制的融合来延展自身的治理触角，以公民个人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彰显了以人為本，又坚持了标本兼治。[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就业社保、养老托育、扶残助残、医疗卫生、家政服务、物流商超、治安执法、纠纷调处、心理援助等便民服务场景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这种便民服务场景的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具有典型的复合治理的特征，既回应了现实的需求，也规定了未来治理改革的方向。重庆市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一地”为便民服务场景有机集成目标，通过各种体制机制的搭建实现“一地”治理场景的创设，实现矛盾纠纷综合调处工作路径上“一地接访”，功能上“一地调度”，目标上“一地调处”，结果上“一地反馈”，效能上“一地监督”。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总体思路是让矛盾纠纷事件在跑、办理单位在跑，而不是像以往让群众“多头跑”“多次跑”，甚至事不关己“一推了之”。做到“一个口子进出，事情全办清”，真正实现群众“只跑一地”。为达成“只跑一地”的场景创设，荣昌区通过多种途径的机制创新实现场景聚合和达成。一是深化“1+5+N”指挥体系。区委政法委充分发挥发挥维稳“前线指挥部”的作用，以综治中心为调度指挥平台，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建立“1+5+N”快速处置机制，信访、公安、综调、司法、网信“五部门”联动，涉事部门、镇街和各调解组织参与，形成“统一指挥、信息畅通、动作协同、反应灵敏、化解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指挥体系。二是完善“无缝对接”机制。建立重大事项联商、矛盾纠纷信息联通、矛盾纠纷联调、应急事件联处“四大机制”，统筹协调司法、行政、社会三方力量，实现政法、综调、信访、网信和涉事单位、各级调解组织“有序衔接”“无缝对接”，形成化解重大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三是强化“督导联动”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由区综治中心组织专人定期对调处解决的纠纷进行全覆盖回访，分类汇总。对问题意见，进行系统分析梳理，实行个性问题点对点交办、共性问题集中联办、根子问题专项整治办，确保调解结果的合法、合理及权威性，并将解决问题的方法认真总结提炼，及时指导基层提高调解能力。
三、效能显现：综合调处“只跑一地”展现为民服务情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制度建设”，目的正是要让制度生威、让法律见效。重庆市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切实将基层治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在为民服务解难题中守初心担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需求精准对接，用“绣花”功夫提高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一，以民为本，为民服务出实招。深化“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社区吹哨、党员干部报到”机制，用好党员干部“十指连心”集中走访、三治融合新风小院、先锋业委会打造等有效载体，推动形成强大治理合力，促进矛盾和压力消除在基层、化解在当地。2020年，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开展排查纠纷1386次。党员干部累计走访排查27万余户，解决群众问题意见2.8万个。其二，以民为要，为民服务有妙招。依托综合调处信息平台，打造“呼、转、应”线上全周期链条。首先，多口合一。对接人民调解基层工作、巴渝和事佬、信访信息、易解平台及微法院五大业务系统，整合多方诉求反映入口，开发线上矛盾纠纷调处应用系统，全天候、零门槛在线接收群众报事、网上信访和调解诉求;升级网格员专用APP，对发现复杂矛盾纠纷在线逐级上报。其次，分流交办。区便民纠纷解决中心过滤筛查各类矛盾纠纷，按照信访、调解、诉讼、执法四类分流派送至主管部门或镇（街道）调处平台;重大矛盾纠纷、跨部门、跨镇街或者上级交办的矛盾纠纷，区便民纠纷解决中心受理并统筹事权镇街和部门负责办理。再次，协同应答。以反映问题群众为圆心，以所在网格为基本单位，建立线上“连心团队”，组织研究制定“一人一案一策”，全面落实好“包联系、包代访、包回访、包稳定”的工作职责。通过“信息二维码”，矛盾当事人、调解员及关系人“一码跟进”矛盾纠纷进度、流转进程和调处结果。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周荃.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16（05）：3-8.
[2]许珂，周伟.治理理论的中国场景：复合治理的勃兴[J].深圳社会科学，2020（03）：82-87+141.
作 者：中共重庆市荣昌区政法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钟学丽
一、组织蝶变：综合调处“只跑一地”实现整体性治理
重庆市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具有典型整体性治理的特征，以组织创新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的组织力，重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构建以协调和整合为显著特征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根据希克斯的定义，整体性治理就是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1]一是建立便民纠纷解决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服务。新建占地面积13亩、建筑面积1.29万平方米的便民纠纷解决服务中心，将区综治中心、区综合调处室、区法院诉非对接中心、区法院执行局集中在一起办公，实现调度指挥、中转分流、调处化解、司法确认、执行兑现一体化，为群众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二是打造“矛盾纠纷调解大超市”，实现“一揽子”调处。整合党政、乡贤、社会中介、人民调解、律师仲裁和法院司法“六方”力量，聚合重大矛盾纠纷、物业、商事、劳动争议、医疗纠纷等32个调解组织，统一入驻便民纠纷解决服务中心，设立接待大厅，开设纠纷登记、诉非对接、纠纷调处、信访接待等窗口，打造矛盾纠纷集散地和化解大本营。三是构建“三纵三横”调解体系，实现“一张网”化解。以综合调处为主轴，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为主体，行业、专业、访调、乡贤“多元配合”为补充，纵向联通区、镇街、村（社区）“三级调解体系”;横向对接15个专职调解组织、17个特邀调解组织、21个民间调委会“三大调解组织”，在全区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打通群众调解“最先100米”、筑牢群众调解“最后100米”。
二、场景创设：综合调处“只跑一地”彰显复合治理勃兴
源自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因其对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忽视和对中国公共管理客观实践条件的回避，致使其在中国场景中出现了“空转”和失败，理论和实践效力大打折扣。复合治理是本着对中国历史场景和现实场景的尊重而提出的，是适应中国场景的“中国化”治理理论：通过对政府主导地位的确认和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认可来架构权威体系，通过多种有效治理机制的融合来延展自身的治理触角，以公民个人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彰显了以人為本，又坚持了标本兼治。[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就业社保、养老托育、扶残助残、医疗卫生、家政服务、物流商超、治安执法、纠纷调处、心理援助等便民服务场景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这种便民服务场景的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具有典型的复合治理的特征，既回应了现实的需求，也规定了未来治理改革的方向。重庆市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一地”为便民服务场景有机集成目标，通过各种体制机制的搭建实现“一地”治理场景的创设，实现矛盾纠纷综合调处工作路径上“一地接访”，功能上“一地调度”，目标上“一地调处”，结果上“一地反馈”，效能上“一地监督”。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总体思路是让矛盾纠纷事件在跑、办理单位在跑，而不是像以往让群众“多头跑”“多次跑”，甚至事不关己“一推了之”。做到“一个口子进出，事情全办清”，真正实现群众“只跑一地”。为达成“只跑一地”的场景创设，荣昌区通过多种途径的机制创新实现场景聚合和达成。一是深化“1+5+N”指挥体系。区委政法委充分发挥发挥维稳“前线指挥部”的作用，以综治中心为调度指挥平台，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建立“1+5+N”快速处置机制，信访、公安、综调、司法、网信“五部门”联动，涉事部门、镇街和各调解组织参与，形成“统一指挥、信息畅通、动作协同、反应灵敏、化解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指挥体系。二是完善“无缝对接”机制。建立重大事项联商、矛盾纠纷信息联通、矛盾纠纷联调、应急事件联处“四大机制”，统筹协调司法、行政、社会三方力量，实现政法、综调、信访、网信和涉事单位、各级调解组织“有序衔接”“无缝对接”，形成化解重大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三是强化“督导联动”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由区综治中心组织专人定期对调处解决的纠纷进行全覆盖回访，分类汇总。对问题意见，进行系统分析梳理，实行个性问题点对点交办、共性问题集中联办、根子问题专项整治办，确保调解结果的合法、合理及权威性，并将解决问题的方法认真总结提炼，及时指导基层提高调解能力。
三、效能显现：综合调处“只跑一地”展现为民服务情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执行难源头治理制度建设”，目的正是要让制度生威、让法律见效。重庆市荣昌区综合调处“只跑一地”新实践切实将基层治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在为民服务解难题中守初心担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需求精准对接，用“绣花”功夫提高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一，以民为本，为民服务出实招。深化“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社区吹哨、党员干部报到”机制，用好党员干部“十指连心”集中走访、三治融合新风小院、先锋业委会打造等有效载体，推动形成强大治理合力，促进矛盾和压力消除在基层、化解在当地。2020年，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开展排查纠纷1386次。党员干部累计走访排查27万余户，解决群众问题意见2.8万个。其二，以民为要，为民服务有妙招。依托综合调处信息平台，打造“呼、转、应”线上全周期链条。首先，多口合一。对接人民调解基层工作、巴渝和事佬、信访信息、易解平台及微法院五大业务系统，整合多方诉求反映入口，开发线上矛盾纠纷调处应用系统，全天候、零门槛在线接收群众报事、网上信访和调解诉求;升级网格员专用APP，对发现复杂矛盾纠纷在线逐级上报。其次，分流交办。区便民纠纷解决中心过滤筛查各类矛盾纠纷，按照信访、调解、诉讼、执法四类分流派送至主管部门或镇（街道）调处平台;重大矛盾纠纷、跨部门、跨镇街或者上级交办的矛盾纠纷，区便民纠纷解决中心受理并统筹事权镇街和部门负责办理。再次，协同应答。以反映问题群众为圆心，以所在网格为基本单位，建立线上“连心团队”，组织研究制定“一人一案一策”，全面落实好“包联系、包代访、包回访、包稳定”的工作职责。通过“信息二维码”，矛盾当事人、调解员及关系人“一码跟进”矛盾纠纷进度、流转进程和调处结果。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周荃.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16（05）：3-8.
[2]许珂，周伟.治理理论的中国场景：复合治理的勃兴[J].深圳社会科学，2020（03）：82-87+141.
作 者：中共重庆市荣昌区政法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钟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