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黎山悟织图》
　　而文琦在作画时，不管是鸿篇巨制，还是戏墨小品，他都不会顾此失彼，所以他佳作不断，颇受好评。文琦研习中国画几十年，一直在传统的体系中下功夫，没有随波逐流朝三暮四，不借“创新”、“突破”的口号去胡涂乱抹。他作画十分讲究章制理法，每幅画的主客、虚实、疏密、开阖呼应，都依传统的美学原则来经营，用笔用墨看似随意，却能收放有度，恰到好处。同时，他又深知笔墨当随时代的道理，认真地克服着传统笔墨形式的局限，水到渠成地融入现代语境和观念。特别是对墨色的渗化，笔墨的肌理、画面的构成方面，作出了有效的探索和尝试。所以他的画作，不管是传统或现实题材都有现代观念的形式美，符合人们的审美趋向。“俗”得有度，“俗”得到位，原来是要立定在牢固的传统根基上才能转换出来的。
　　笔墨形式美的作品虽然能使人赏心悦目，但缺乏精神的负载又会使人感到单簿，或难有打动心灵的震撼力。就黄文琦的作品而言，雅俗共赏的“雅”，是他作品与修养、气质、性格内在联系而传达的意境和精神品位。文琦喜读书、涉猎广，传统文化的浸润使他充盈着理性的激情，谈学术，摆龙门，他神思渺渺谈吐不凡，偶尔为文，必有真知灼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出头的他，就有音乐批评文章打破乐坛沉寂，带起全国音乐界长达半年的争鸣论战。调入画院后，他常是读犹兴之再写之，写不尽兴再画之，读写画的三结合，毓养了他率真乐观的性格和散淡超尘的品行，所以他作画，面对传统规矩和精神品格的矛盾时，他总能有意识地抓住精神境界这个主要方面，并以此统领全局，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情怀气格自然而然地支配着各种审美元素，形成作品的畅达之风，并赋予“精神产品”的特质——好看、耐品。
　　所以，我与同行每看文琦的画作，首先都给其画面传达的精神和气韵所吸引打动。不同的题材把我们带进不同的精神领域里，有审美的愉悦更有深层的启示。如他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的《在那个年代》，通过两个女兵揭示人爱美的天性，反衬战争的罪恶。如他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的《父与子》，他不画抗洪英雄的抗洪劳作，而将李向群父子作肖像处理，精选的背景和道具只作为表现人物的铺垫，使画面气魄大、语境新，又定题为“父与子”，加重了情的份量和想象的空间。如他为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而作的《杏坛秋》，不只为孔子造像，更揭示家国命运与人生的际遇苍凉。如他的《苏东坡在海南》，画面虽无言，但酣畅的笔墨，明丽的色彩，却衬映出苏东坡旷达豪放的性格，能感受到东坡与儋耳民众的情缘，似乎听得到他们的对话。如他赴韶关丹霞山采风回来创作的《丹霞山的记忆》，画面是俗女出家当尼姑的场景，按理会使人感受到看破红尘悲观厌世的情绪，然而却使人感受到“禅宗”的境界，宗教的魅力，一种积极向上的脱俗之美。近年来，文琦也画了不少隐逸高士和凡尘仕女题材的作品，林泉山隈里，清风白月中，正反映着人们回归自然的心理时尚，给人以无尽的精神慰藉，倍受人们的喜爱。

《暖冬的花布》	《情歌缈缈传过来》
《荷塘月色》	《陈旅诗意》

　　美术评论家郎绍君曾说：“儒家的忧患意识和道家的逍遥意识曾经是传统水墨的‘道’——内在的精神支柱。”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于中国绘画艺术的深层影响。文琦喜读书又喜书中得“道”，所以在他的画里，既能感受到对人世关怀的儒家式的忧患，又给人带来道家式的清虚恬淡之乐。是和人们心理的历史淀积相吻合的，大凡有点文化情结的人，都会喜欢他的画，喜欢他画作中传达的那种境界。
　　（注：作者为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美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