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一下吧
　　
　　商品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往哪里去，固然已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最终结论也可以象《读书》第十二期编后所说的那样，赞成一条：必须有思想的自由。
　　然而，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争取的或人家赏赐的？我的观点大致是：目前文化遇到的困境，大多是知识分子作茧自缚。如“以文养文”等口号的提出，文化界先是极不情愿地接受，直至后来发展到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刷垃圾”从何而来？不是从工人中来，也不是从农民中来，而是从一些同样在叫苦连天的文化人那里来。《戴尼提》我没读过，但从宣传声势的浩大，我知道了“三联”也意图以此书来养其它的书。作为一个力求独持己见、有倾向性的知识青年，“宣传”于我起到的往往是相反的作用，我钟爱无人问津的读物胜过畅销书，这并非毫无道理。我接触了几位并不从事高深文化工作的外国青年，他们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忧虑大过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忧虑。因为无论如何，经济是有一个客观的指标和模式来衡量的，而文化呢？正如汪晖评论钱理群时所说的那样，津津乐道的二十世纪其实也使我们感到陌生与迷惘。
　　知识分子们呀，忍耐一下吧！
　　陈侗
　　
　　快找出路
　　
　　我大学里的一位同窗近年春风得意，当上了一家高级宾馆的副总经理。有一次闲聊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现在舞文弄墨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听后我骇然震惊，继而又很觉茫然，无言以答。这大概类似于“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感觉吧！不知是我错了，还是我的同窗偏颇。我们依然各干各的。
　　周彦提出，走出“文化低谷”的途径之一，是“将精神危机推到荒诞极致”。这一论点从理论上讲非常正确。然而，在我国物质生活水平还非常低下，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尚不见休止的情况下，等到精神危机发展到“荒诞极至”时，恐怕地球的球籍上已勾销我中华民族了。我以为，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找到一条摆脱精神危机的出路。
　　广隶
　　
　　双重调整
　　
　　关于“我们能走出文化低谷吗”的问题，我的答案是需要做双重调整：社会调整对文化功能的认识；文化人调整自身的文化。
　　在经商大潮后出现的经济混乱、政风腐败、道德失范面前，人们在思考：这种局面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就经济谈经济能治本吗？我相信经过一阵痛定思痛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改革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思想；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出路全在于民族文化的重建。只要改革不停步，社会就必定会调整对文化软件重要性的认识。
　　文化人在文化低谷中不必自轻自贱。现在要紧的是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努力回答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课题。文化人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文化人就有多大的社会价值。是无所作为，还是大有可为——要取决于我们自己。
　　商友仁
　　
　　并非低谷
　　
　　《我们能走出“文化低谷”吗？》，以其特有的历史审视和社会学的剖析，对当代中国进行了分析。文中所述的现象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但因此认为这是文化低潮现象，不能完全同意。
　　我以为，目前的文化状态正是我国建国以来最繁荣的时期。大量国内外人文思潮和各种学说，以其基本上平等的地位走进我们的生活，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郁达夫等等以前提都不敢提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恢复了本来面目。就是象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之类的近代大官僚鼓动的洋务运动也给予了重新评价。要说低谷，我们只是抛弃了偶像，抛弃了神化了的所谓精神领袖(愚弄人民，嘲弄历史的“神”)。就打倒了精神上的救世主这点来看，以前的整个时代才是文化上的低谷，而现在正处于上升、重建时期。
　　夏冰
　　
　　青年的呼声
　　
　　《我们能走出“文化低谷”吗？》很使我感慨。如果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动荡环境中，为物质的享受所诱惑，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真是没有希望了。但就此而绝望吗？未必。相反，我倒看到了一线的希望的曙光，因为我们已经在思考人生了。今天青年人的自我意识真正觉醒了，真正发现自己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人。这何尝不是值得庆幸的事。
　　任何进步都不是有利而无弊，要前进就必须付出代价。托尔斯泰说过：“真正的科学和艺术的成果来自于牺牲，而不是来自于某些优越的物质条件。”我想我们今天缺少的也正是这种牺牲精神。尽管跟社会的其他阶层相比我们很穷，总还不至于饿死；尽管住房窄小，还总有一个安身之所。为什么我们要把衣食住行的享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呢？难道这些就是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标准吗？
　　林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