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流亡伦敦的马克思成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在马克思为该报撰写的300多篇文章中，有10余篇是直接讨论中国问题的。其中，马克思对中国的未来做了天才的设想。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了一个极其精彩的表述，他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中国的工业化将会产生大量过剩人口，形成中国向国外的移民潮，并影响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
　　另一方面，中国将会产生独特的新文明类型。随着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旧的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马克思预见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将出现，人们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產生“中国社会主义”，并且与“欧洲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他甚至给出了新中国的名字，即“中华共和国”。可见，马克思期望中国的革命能够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文明，再造一个人类新文明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