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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康老先生因收藏了大量上海上世纪60年代的老报纸、老资料,在圈内很有名气。全中国的人,做研究的也好,业余爱好的也好,在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找到他。而老人家也向来是来者不拒,耐心接待,甚至亲自帮忙复印邮寄。他在人民网开了一个博客,叫“陈老头子”,专门展示自己看图说报的文章,被评为“2007年度十大魅力男博”。博客中有这样一句话:“老头我收藏了一点点历史的尾巴,与友共享。”有一群老饕每天光顾,时不时还会催催稿。陈老头子说,不是自己速度慢,而是一翻开老报纸,时代风云变幻近在眼前,心里就难过。
陈老头子收藏的报纸、资料、传单共1373种,2653份/册,除了退休之后花钱购得的一些填补收藏缺档的报纸之外,其他全部都是40年前亲手收集的。
早年因为住房太小,这些“破纸头”常成夫妻争吵的导火索,于是就时常挑选一些自认为“好”的报纸,包扎好后存放在过道堆放杂物的隔板上,余下的部分准备以后有空再整理。哪料未来的及整理的那部分报纸、传单不知何时都被妻子大扫除后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因为自己记性不好,挑选出来存放好了的那些报纸,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原来的地方,这一呆就是30多年。
陈老头子说还好自己记性不好,若偶尔拿出翻阅整理,照妻子对废品的“敏感”和对回收站的“情结”,必定又被送去“换钱”不可。
直到退休之后,闲来无事,才想起珍藏的老报纸,找出翻阅,就像老友重逢,激动不已。
至于早年被妻子不小心当废品卖掉的那一批,当时不觉得可惜,现在可真的是心疼了。
1966年他很另类
陈老头子讲到自己的集报经历,说这全都得仰赖七个巧合,若“七巧”缺一巧,宝贝疙瘩就统统成纸浆了。上面讲的记性不好也是“七巧”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家住南京路,这是一巧,南京路,上海的中心地带。以陈老头子的居处为中心,100米为半径,这个圈子内有上海“四大公司”,几十家有名气的商店,近十家剧场电影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商业中心变成了各种活动的中心,于是这里就成了陈老头子收集传单、报纸的风水宝地。只要从浙江路转到南京路,再转到西藏路回家,约莫500米的距离总是收获颇丰。
另外一巧是,在那暴风骤雨的年代,陈老头子却绝大部分时间正好养病在家,按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讲:这种人当时称之为“社会青年”,类似现在的“待业青年”。没工作,没收入,没有任何文化消费,除了看报纸。
在那传单满天飞的年代里,有好一段时间,各种传单报纸是散发或张贴,不卖钱,这正合了他的“胃口”。于是,“空中抓、地上捡、开口讨、求人换”,收获可观。
记得1966年,看见人家张贴一张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报纸,于是去讨一张,人家不肯给。发现贴一张报纸要正反两面,费时又费力,于是乎主动帮忙拎浆糊桶,刷浆糊,大冷天,头冒汗,陈老头子负责刷浆糊,贴报纸的人就只顾往墙上贴,合作默契,就这样建立起了“感情”,最后他们把最后一张报纸送给了陈老头子,那张创刊号一直保存到现在。
从重庆寻回复旦历史
时隔40年,陈老头子每每翻阅这些因为种种机缘被幸运保存下来的宝贝,都感慨万千。回头看历史,其中不少资料无论是做文史研究还是收藏,都是珍品。
老人家退休后,多了时间,于是加紧了对所存报纸的整理,精心的分类、编目、摘内容提要,逐张拍照,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为了保存好报纸,陈老头子还设计定做了一种特殊的塑料报夹,逐张收藏,使报纸能够全张平铺保存,查阅方便。渐渐的,在收藏界名气大了,也就有了文章开头所讲的,全国的人,搞研究的、业余爱好的,找到陈老头子借资料。
老人家的宝贝如今都是只进不出的了,每天在网络上转转,四处寻觅寻觅是种娱乐,经常能够碰到人家不识货只有自己识货的宝贝,很低的价格便能收进口袋。
几年前,在网络上得知重庆有人收藏了完整一套那个时代的报纸资料,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对方看看能不能买回来,一开始对方只肯用收藏品交换不肯出售,几次电话沟通对方终于松口,最后被陈老头子购得。东西到手翻开一看,果真就是那些东西,上面还盖了当时的图章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教授200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陈老头子看到这篇文章后,与金教授一拍即合,当年复旦的这些资料由于种种因素散失掉了。如今,陈老头子从重庆找了回来。
2005年9月,陈老头子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的“精品报展”,有报友讲,这么早就有收藏那个年代报纸的意识,绝对“超前”。现在这个主题的报纸已成集报界的热门啦。整理报纸这活,早几年,没精力;晚几年,没能力。正巧趁在这“二力”之间做好了,陈老头子说。
老人家最近在忙着把自己的这些宝贝捐赠出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供大家研究使用。给宝贝找个新家,也费了番力气,老人家得亲自看看环境,空间够不够,如何保存,别人想来看看这些资料,方不方便……各个细节考虑周全,最后,这些宝贝的新家终于被定在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陈老头子是那段特殊岁月的见证人,同时也为这个城市保存了下了一段宝贵的历史记忆。
陈老头子收藏的报纸、资料、传单共1373种,2653份/册,除了退休之后花钱购得的一些填补收藏缺档的报纸之外,其他全部都是40年前亲手收集的。
早年因为住房太小,这些“破纸头”常成夫妻争吵的导火索,于是就时常挑选一些自认为“好”的报纸,包扎好后存放在过道堆放杂物的隔板上,余下的部分准备以后有空再整理。哪料未来的及整理的那部分报纸、传单不知何时都被妻子大扫除后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因为自己记性不好,挑选出来存放好了的那些报纸,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原来的地方,这一呆就是30多年。
陈老头子说还好自己记性不好,若偶尔拿出翻阅整理,照妻子对废品的“敏感”和对回收站的“情结”,必定又被送去“换钱”不可。
直到退休之后,闲来无事,才想起珍藏的老报纸,找出翻阅,就像老友重逢,激动不已。
至于早年被妻子不小心当废品卖掉的那一批,当时不觉得可惜,现在可真的是心疼了。
1966年他很另类
陈老头子讲到自己的集报经历,说这全都得仰赖七个巧合,若“七巧”缺一巧,宝贝疙瘩就统统成纸浆了。上面讲的记性不好也是“七巧”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家住南京路,这是一巧,南京路,上海的中心地带。以陈老头子的居处为中心,100米为半径,这个圈子内有上海“四大公司”,几十家有名气的商店,近十家剧场电影院。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商业中心变成了各种活动的中心,于是这里就成了陈老头子收集传单、报纸的风水宝地。只要从浙江路转到南京路,再转到西藏路回家,约莫500米的距离总是收获颇丰。
另外一巧是,在那暴风骤雨的年代,陈老头子却绝大部分时间正好养病在家,按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讲:这种人当时称之为“社会青年”,类似现在的“待业青年”。没工作,没收入,没有任何文化消费,除了看报纸。
在那传单满天飞的年代里,有好一段时间,各种传单报纸是散发或张贴,不卖钱,这正合了他的“胃口”。于是,“空中抓、地上捡、开口讨、求人换”,收获可观。
记得1966年,看见人家张贴一张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报纸,于是去讨一张,人家不肯给。发现贴一张报纸要正反两面,费时又费力,于是乎主动帮忙拎浆糊桶,刷浆糊,大冷天,头冒汗,陈老头子负责刷浆糊,贴报纸的人就只顾往墙上贴,合作默契,就这样建立起了“感情”,最后他们把最后一张报纸送给了陈老头子,那张创刊号一直保存到现在。
从重庆寻回复旦历史
时隔40年,陈老头子每每翻阅这些因为种种机缘被幸运保存下来的宝贝,都感慨万千。回头看历史,其中不少资料无论是做文史研究还是收藏,都是珍品。
老人家退休后,多了时间,于是加紧了对所存报纸的整理,精心的分类、编目、摘内容提要,逐张拍照,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为了保存好报纸,陈老头子还设计定做了一种特殊的塑料报夹,逐张收藏,使报纸能够全张平铺保存,查阅方便。渐渐的,在收藏界名气大了,也就有了文章开头所讲的,全国的人,搞研究的、业余爱好的,找到陈老头子借资料。
老人家的宝贝如今都是只进不出的了,每天在网络上转转,四处寻觅寻觅是种娱乐,经常能够碰到人家不识货只有自己识货的宝贝,很低的价格便能收进口袋。
几年前,在网络上得知重庆有人收藏了完整一套那个时代的报纸资料,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对方看看能不能买回来,一开始对方只肯用收藏品交换不肯出售,几次电话沟通对方终于松口,最后被陈老头子购得。东西到手翻开一看,果真就是那些东西,上面还盖了当时的图章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教授200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陈老头子看到这篇文章后,与金教授一拍即合,当年复旦的这些资料由于种种因素散失掉了。如今,陈老头子从重庆找了回来。
2005年9月,陈老头子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的“精品报展”,有报友讲,这么早就有收藏那个年代报纸的意识,绝对“超前”。现在这个主题的报纸已成集报界的热门啦。整理报纸这活,早几年,没精力;晚几年,没能力。正巧趁在这“二力”之间做好了,陈老头子说。
老人家最近在忙着把自己的这些宝贝捐赠出来,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供大家研究使用。给宝贝找个新家,也费了番力气,老人家得亲自看看环境,空间够不够,如何保存,别人想来看看这些资料,方不方便……各个细节考虑周全,最后,这些宝贝的新家终于被定在了复旦大学历史系。
陈老头子是那段特殊岁月的见证人,同时也为这个城市保存了下了一段宝贵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