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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人大会议上，记者拜访了久违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长槐先生。
两年没有见到他了，但在心里始终留存着一个侗乡老屋的印象。那一年，记者参加贵州侗乡文化研讨会，会后在杨长槐先生的引领下，一起驱车穿越群山峻岭，途经160多公里，抵达他的家乡天柱县。
那天，刚刚回到家乡的杨长槐，还没能顾上与老父亲攀谈，远远近近的亲戚及上学时的朋友便赶来，围坐在他家那幢老式的、坚固而宽敞的木屋里，聊着侗家人现在生活中的快乐与忧愁。他的老父亲与弟弟自酿的喷香的米酒一盅一盅地被乡亲们喝得见了底儿。夜深了，为了赶赴第二天的一个侗族文学研讨会，也为了如期赶到北京参加两月一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杨长槐依依不舍地起身了。那一刻，屋外下起了雨，这个侗寨汉子与固守着老屋的父亲拥别时，热泪从脸颊上淌下来……
这次访谈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如何与时代共进开始的……
“人大常委会更加年轻化了”
“人大会议中心”位于北京西皇城根。一进大厅，顺着大理石台阶向上望去，只见庄严的国徽悬挂在位于二楼的会议厅外。八年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长槐先生一年数次往返于贵州与这个神圣的地方。
当笔者提到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以来，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民族事务时，杨长槐先生回答说是《草原法》的修订。杨先生还为此赴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调查草原情况，听取牧民的意见。
做了八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先生觉得现在的人大常委会比从前进步了很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非常重视人大代表在各方面的建议和议案，能做到件件有答复；第二，人大代表的作用现在更加完善了。政府能够充分保证人大代表的正常工作、监督职能、调研和市场活动。第三，人大的权力通过常委会实施，一方面进行立法；另一方面加大监督力度。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正逐步完善，比如，《物权法》、《监督法》两大重要法律即将出台，草案已向全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笔者问道，现在社会上有种争论，《物权法》是应该保护一辆奔驰车还是保护“乞丐的打狗棍”？有人认为应保护弱势群体，这时杨先生笑着说：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都应该保护。
杨先生欣喜地告诉笔者，人大常委会现在年轻化了。这次大会又有20多位硕士、博士充入到常委会的队伍中来，由原来的15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70多人。他们都知识丰富、英文流利，对常委会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工作需要经常跑动，劳累伤神，但杨先生还是显得精力充沛，难怪有人说在“两会”任职的领导70岁还正是年富力强呢。
在谈到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区别时，杨先生为笔者作了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隶属于全国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行使权力的机关。这次大会共上报1000多件提案，常委会分配解决，负责审议这些提案，如有必要可提出立法。每一件提案都必须在次年三月份给予答复。杨先生还谈到，与外国签订条约也要经过常委会审议、同意后才能生效。比如，2004年的中俄边界问题和2005年的中越边界问题，常委会都有权进行质疑。
他从美丽的侗乡走来
美丽的侗乡令人无限神往：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侗族民间建筑，比如，别致的侗寨、风雨桥、巍峨的鼓楼，动听的侗家山歌。人们都说，贵州是一个天然的花园，但它又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早晨出发到30公里之外的地方，却不知这30公里要经历日出和日落。笔者统计过，10分钟的时间中，要拐上五六个与对面车直角照面的弯儿。而路两旁，经常会看到正在建设中的过山桥，每当车行一会儿，杨长槐就会点燃一支烟，然后把它递给前面的司机，在他棕色的脸颊上你能想象出，这个侗乡长大的画家当年是怎样穿越了160多公里路，走到省城，走向北京的。
1938年，杨长槐出生在侗乡天柱县，一个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的侗族家庭里，几兄妹中他是老大，童年和所有的侗家孩子一样是在放牛砍柴中度过的。年老的外婆经常带他到山上的寺里烧香，香火缭绕中他一遍遍痴迷地看墙上色泽鲜艳的壁画，没有画笔，他就在地上用树枝、土块仿照壁画作画。再后来，他又画屋后面那片泉涌，鸟鸣的山林，画田里的牛，路边的花儿……如果时光不流动，那个少年的图画将印满他放牛经过的河滩、山路。
细细想来，杨先生的山水画与内心深处对家乡那种神秘的恐惧感有关。三四岁时，杨先生家门前有一片两公里长的浓密的树林，母亲让杨先生送吃的到外婆家（弟弟妹妹都还小），途中必须穿越一条羊肠小道。杨先生至今还铭记独自穿行其间的恐惧：天空被参天的古树遮蔽，林中不时传出凄厉的鸟鸣声，古刹的钟声骤然响起，令人毛骨悚然。每次穿越，杨先生的内心都会涌起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之情。
杨先生小时侯放过牛，家里的牛和他有着深厚的感情。那头牛不仅能耕地，还很通人性。每天只要那头牛听到他的声音就用犄角顶撞圈栏，想和他亲近。他的手破了口子，在水里冲洗，那牛见了竟然上来舔噬他的伤口，眼睛静静地盯着他，让人心疼。每次放牛，就见它慢慢地走着，缓缓低下头，杨先生把着它的犄角就上了它的背。杨先生是坐在牛背上考上了初中的。田地里，不管它在喝着水还是吃着草，只要杨先生高声一喊：“回家喽！”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掉转头朝他走来。对于杨先生来说，这头水牛同现代人养的猫、狗一样可亲可爱。有趣的是杨先生也属牛，可以说，杨先生和牛还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毫无疑问，小时侯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对杨先生的艺术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读他的画，既有大气磅礴的瀑布飞流直下卷起千堆雪，又有看不见的水在山峦、树木中缭绕。杨长槐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北京美术理论界这样评论说：“杨长槐的作品气韵称雄，赏心悦目，清新悦怀，在中国美术馆近期的展览中，像这么凉快，这么舒服的山水画很少见了。”“他是从真山真水中走来的实力派画家。”
在省文联主持工作时，他跑遍了贵州的地方文化馆，指导、帮助那些还未露出头角的青年画家，使从未在全国排上名次的贵州画家的作品频频入选各大美术展览，这在当时被美术界称为“贵州现象”。
在“两会”期间，笔者于五洲大酒店又拜访了杨长槐先生，翻开他的画集，叮咚的水又穿越了山石跌宕而来，更有气势恢弘的瀑布摔碎在山崖下，如碎琼乱玉一般。人们都说他把贵州的山水画活了。他笔下的水绝不是老僧、枯舟、岑寂的山水，而是让人感觉到洋溢着一种生命和激情。问他缘何有这样的效果，他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激情的时代，水就不能“死”，不能过于平静，要荡漾，要有跌宕之美，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去感受生活。
杨先生的画既不壮怀激烈，也不小桥流水，而是富有贵州特色，具备阴柔之美。笔者翻看杨先生画册，其中的一只小船，笔画不多，却意韵俱备，这是长期观察，刻苦练习的结果，也和他在生活中热爱山水，与自然对话的秉性紧密相关。
杨先生的作品画出了贵州的魂。他曾说，有“魂”的作品才能震撼人心，给人启迪。“魂”没达到，就不能算作炉火纯青。他的画中，贵州的山水是运动的，含着云雾缭绕的湿度，内容变化万千。如果说北方的山水略显苍凉，那么贵州的山水则秀韵、艳丽。画家的作品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只有追逐自己的感情，才会有悟性。有感情之后才能生发出爆发力和激情，最后燃烧出火光。杨先生这样说道：“一个画家没有地域特征绝成不了气候！贵州的山变化万千：春天，湿气很大，云彩升起，霞光缭绕、回旋于山中，非常美。因为心灵与之相通，所以一看就有感情。”杨先生的心灵和养育他的土地紧密难分，家乡的一点一滴，一石一木都潜移默化地印于他的脑海，扎根于他的心灵。杨先生还谦虚地说他的作品目前还没达到顶点，因为文化深度还不够，对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文化美还解读得不够。
塞纳河畔的思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杨先生在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说到他喜好远行。每年他都会外出，去体会祖国的名山大川：昆仑的大气雄伟、云南玉龙雪山的雄瑰、贵州的山则灵秀、错落有致；三峡、九寨沟的水秀丽，贵州的水“润泽”。杨先生不仅走访了国内的名山大川，还常常走出国门去考察艺术，曾先后在新加坡、法国举办过画展，在东西方架设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1986年，在团长杨长槐的带领下，侗族大歌在“巴黎国际艺术节”上演，没有权威的指挥，没有庞大的乐队，九位侗族姑娘，向世界唱出了侗乡的美丽。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在法国古老的圆形剧场里，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贵州安顺地区的“地戏”演出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据一位观看过演出的作家回忆：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现场观众虽然听不懂中文，但看得懂情节，都非常认真地欣赏着侗族艺术家的表演。演出结束后，热情的巴黎观众们不断鼓掌，演员一次次谢幕，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主席夫人接见了所有演员。一些没买到票的巴黎人通过杨先生的翻译拿到票，有些不甘心的竟然一路跟演出团到西班牙去，好看下一站的演出。杨先生感叹：“没想到民间艺术也能达到这种水准！”
1993年，在新加坡的个人画展上，杨先生的47幅参展作品卖掉了20多件。新加坡华人看了这些画后，直夸“大中华了不起！”这不禁令所有中国人倍感振奋。画展期间，《联合早报》报道了这样一篇文章：新加坡的杨氏家族决定送一张请柬给杨先生，邀请他来杨氏祠堂开家族大会。杨先生带着他的作品赴会，当看过杨先生的画后，杨氏家族的成员啧啧称赞：“了不起！”，并送他一个大红包表达感谢（“送红包”是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礼节）。画展结束后，新加坡观众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这次画展的感受：“这样的山水我们没见过，非常好！感谢杨先生送来这次画展。欢迎您下次再来！”杨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没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作品肯定要被淹没。
在意大利、埃及、法国等艺术国度，杨先生参观一些展览后，了解到西方艺术的开放、深邃和简练，一些创作手法还是值得中国画家学习和借鉴的。通过国外的考察，杨先生扩大了眼界和胸襟。漫步于塞纳河畔，杨先生深深体会到中国画确实需要增强信念、突破自我、突破传统、追求创新。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和展现，通过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深刻地研究、了解民族性格、气质和智慧。一个民族必须有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其他文化同化了，就会有消亡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中国对外形象的窗口，把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展现给世界，这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将起到重大作用。在这方面，杨长槐先生无疑是一名践行者。
责编：蕴 慧
两年没有见到他了，但在心里始终留存着一个侗乡老屋的印象。那一年，记者参加贵州侗乡文化研讨会，会后在杨长槐先生的引领下，一起驱车穿越群山峻岭，途经160多公里，抵达他的家乡天柱县。
那天，刚刚回到家乡的杨长槐，还没能顾上与老父亲攀谈，远远近近的亲戚及上学时的朋友便赶来，围坐在他家那幢老式的、坚固而宽敞的木屋里，聊着侗家人现在生活中的快乐与忧愁。他的老父亲与弟弟自酿的喷香的米酒一盅一盅地被乡亲们喝得见了底儿。夜深了，为了赶赴第二天的一个侗族文学研讨会，也为了如期赶到北京参加两月一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杨长槐依依不舍地起身了。那一刻，屋外下起了雨，这个侗寨汉子与固守着老屋的父亲拥别时，热泪从脸颊上淌下来……
这次访谈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如何与时代共进开始的……
“人大常委会更加年轻化了”
“人大会议中心”位于北京西皇城根。一进大厅，顺着大理石台阶向上望去，只见庄严的国徽悬挂在位于二楼的会议厅外。八年来，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长槐先生一年数次往返于贵州与这个神圣的地方。
当笔者提到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以来，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民族事务时，杨长槐先生回答说是《草原法》的修订。杨先生还为此赴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调查草原情况，听取牧民的意见。
做了八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先生觉得现在的人大常委会比从前进步了很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非常重视人大代表在各方面的建议和议案，能做到件件有答复；第二，人大代表的作用现在更加完善了。政府能够充分保证人大代表的正常工作、监督职能、调研和市场活动。第三，人大的权力通过常委会实施，一方面进行立法；另一方面加大监督力度。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正逐步完善，比如，《物权法》、《监督法》两大重要法律即将出台，草案已向全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笔者问道，现在社会上有种争论，《物权法》是应该保护一辆奔驰车还是保护“乞丐的打狗棍”？有人认为应保护弱势群体，这时杨先生笑着说：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都应该保护。
杨先生欣喜地告诉笔者，人大常委会现在年轻化了。这次大会又有20多位硕士、博士充入到常委会的队伍中来，由原来的15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70多人。他们都知识丰富、英文流利，对常委会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工作需要经常跑动，劳累伤神，但杨先生还是显得精力充沛，难怪有人说在“两会”任职的领导70岁还正是年富力强呢。
在谈到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区别时，杨先生为笔者作了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隶属于全国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行使权力的机关。这次大会共上报1000多件提案，常委会分配解决，负责审议这些提案，如有必要可提出立法。每一件提案都必须在次年三月份给予答复。杨先生还谈到，与外国签订条约也要经过常委会审议、同意后才能生效。比如，2004年的中俄边界问题和2005年的中越边界问题，常委会都有权进行质疑。
他从美丽的侗乡走来
美丽的侗乡令人无限神往：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侗族民间建筑，比如，别致的侗寨、风雨桥、巍峨的鼓楼，动听的侗家山歌。人们都说，贵州是一个天然的花园，但它又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早晨出发到30公里之外的地方，却不知这30公里要经历日出和日落。笔者统计过，10分钟的时间中，要拐上五六个与对面车直角照面的弯儿。而路两旁，经常会看到正在建设中的过山桥，每当车行一会儿，杨长槐就会点燃一支烟，然后把它递给前面的司机，在他棕色的脸颊上你能想象出，这个侗乡长大的画家当年是怎样穿越了160多公里路，走到省城，走向北京的。
1938年，杨长槐出生在侗乡天柱县，一个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的侗族家庭里，几兄妹中他是老大，童年和所有的侗家孩子一样是在放牛砍柴中度过的。年老的外婆经常带他到山上的寺里烧香，香火缭绕中他一遍遍痴迷地看墙上色泽鲜艳的壁画，没有画笔，他就在地上用树枝、土块仿照壁画作画。再后来，他又画屋后面那片泉涌，鸟鸣的山林，画田里的牛，路边的花儿……如果时光不流动，那个少年的图画将印满他放牛经过的河滩、山路。
细细想来，杨先生的山水画与内心深处对家乡那种神秘的恐惧感有关。三四岁时，杨先生家门前有一片两公里长的浓密的树林，母亲让杨先生送吃的到外婆家（弟弟妹妹都还小），途中必须穿越一条羊肠小道。杨先生至今还铭记独自穿行其间的恐惧：天空被参天的古树遮蔽，林中不时传出凄厉的鸟鸣声，古刹的钟声骤然响起，令人毛骨悚然。每次穿越，杨先生的内心都会涌起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之情。
杨先生小时侯放过牛，家里的牛和他有着深厚的感情。那头牛不仅能耕地，还很通人性。每天只要那头牛听到他的声音就用犄角顶撞圈栏，想和他亲近。他的手破了口子，在水里冲洗，那牛见了竟然上来舔噬他的伤口，眼睛静静地盯着他，让人心疼。每次放牛，就见它慢慢地走着，缓缓低下头，杨先生把着它的犄角就上了它的背。杨先生是坐在牛背上考上了初中的。田地里，不管它在喝着水还是吃着草，只要杨先生高声一喊：“回家喽！”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掉转头朝他走来。对于杨先生来说，这头水牛同现代人养的猫、狗一样可亲可爱。有趣的是杨先生也属牛，可以说，杨先生和牛还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毫无疑问，小时侯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对杨先生的艺术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读他的画，既有大气磅礴的瀑布飞流直下卷起千堆雪，又有看不见的水在山峦、树木中缭绕。杨长槐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北京美术理论界这样评论说：“杨长槐的作品气韵称雄，赏心悦目，清新悦怀，在中国美术馆近期的展览中，像这么凉快，这么舒服的山水画很少见了。”“他是从真山真水中走来的实力派画家。”
在省文联主持工作时，他跑遍了贵州的地方文化馆，指导、帮助那些还未露出头角的青年画家，使从未在全国排上名次的贵州画家的作品频频入选各大美术展览，这在当时被美术界称为“贵州现象”。
在“两会”期间，笔者于五洲大酒店又拜访了杨长槐先生，翻开他的画集，叮咚的水又穿越了山石跌宕而来，更有气势恢弘的瀑布摔碎在山崖下，如碎琼乱玉一般。人们都说他把贵州的山水画活了。他笔下的水绝不是老僧、枯舟、岑寂的山水，而是让人感觉到洋溢着一种生命和激情。问他缘何有这样的效果，他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有激情的时代，水就不能“死”，不能过于平静，要荡漾，要有跌宕之美，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去感受生活。
杨先生的画既不壮怀激烈，也不小桥流水，而是富有贵州特色，具备阴柔之美。笔者翻看杨先生画册，其中的一只小船，笔画不多，却意韵俱备，这是长期观察，刻苦练习的结果，也和他在生活中热爱山水，与自然对话的秉性紧密相关。
杨先生的作品画出了贵州的魂。他曾说，有“魂”的作品才能震撼人心，给人启迪。“魂”没达到，就不能算作炉火纯青。他的画中，贵州的山水是运动的，含着云雾缭绕的湿度，内容变化万千。如果说北方的山水略显苍凉，那么贵州的山水则秀韵、艳丽。画家的作品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只有追逐自己的感情，才会有悟性。有感情之后才能生发出爆发力和激情，最后燃烧出火光。杨先生这样说道：“一个画家没有地域特征绝成不了气候！贵州的山变化万千：春天，湿气很大，云彩升起，霞光缭绕、回旋于山中，非常美。因为心灵与之相通，所以一看就有感情。”杨先生的心灵和养育他的土地紧密难分，家乡的一点一滴，一石一木都潜移默化地印于他的脑海，扎根于他的心灵。杨先生还谦虚地说他的作品目前还没达到顶点，因为文化深度还不够，对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文化美还解读得不够。
塞纳河畔的思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杨先生在谈到他的创作经验时说到他喜好远行。每年他都会外出，去体会祖国的名山大川：昆仑的大气雄伟、云南玉龙雪山的雄瑰、贵州的山则灵秀、错落有致；三峡、九寨沟的水秀丽，贵州的水“润泽”。杨先生不仅走访了国内的名山大川，还常常走出国门去考察艺术，曾先后在新加坡、法国举办过画展，在东西方架设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1986年，在团长杨长槐的带领下，侗族大歌在“巴黎国际艺术节”上演，没有权威的指挥，没有庞大的乐队，九位侗族姑娘，向世界唱出了侗乡的美丽。演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在法国古老的圆形剧场里，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贵州安顺地区的“地戏”演出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据一位观看过演出的作家回忆：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现场观众虽然听不懂中文，但看得懂情节，都非常认真地欣赏着侗族艺术家的表演。演出结束后，热情的巴黎观众们不断鼓掌，演员一次次谢幕，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主席夫人接见了所有演员。一些没买到票的巴黎人通过杨先生的翻译拿到票，有些不甘心的竟然一路跟演出团到西班牙去，好看下一站的演出。杨先生感叹：“没想到民间艺术也能达到这种水准！”
1993年，在新加坡的个人画展上，杨先生的47幅参展作品卖掉了20多件。新加坡华人看了这些画后，直夸“大中华了不起！”这不禁令所有中国人倍感振奋。画展期间，《联合早报》报道了这样一篇文章：新加坡的杨氏家族决定送一张请柬给杨先生，邀请他来杨氏祠堂开家族大会。杨先生带着他的作品赴会，当看过杨先生的画后，杨氏家族的成员啧啧称赞：“了不起！”，并送他一个大红包表达感谢（“送红包”是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礼节）。画展结束后，新加坡观众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这次画展的感受：“这样的山水我们没见过，非常好！感谢杨先生送来这次画展。欢迎您下次再来！”杨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没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作品肯定要被淹没。
在意大利、埃及、法国等艺术国度，杨先生参观一些展览后，了解到西方艺术的开放、深邃和简练，一些创作手法还是值得中国画家学习和借鉴的。通过国外的考察，杨先生扩大了眼界和胸襟。漫步于塞纳河畔，杨先生深深体会到中国画确实需要增强信念、突破自我、突破传统、追求创新。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和展现，通过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深刻地研究、了解民族性格、气质和智慧。一个民族必须有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其他文化同化了，就会有消亡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中国对外形象的窗口，把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展现给世界，这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将起到重大作用。在这方面，杨长槐先生无疑是一名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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